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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6月3日，由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的“汪坦先生塑像落成仪式暨学术纪念会”在新桃园酒店举行，汪坦先生的博士门生、深大建院艾志刚教授主持了这一仪式。从家人到同事、学生，数十位来宾在现场表达了对汪坦先生的追忆。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部分学人也借此机会聚首深圳，就中国近代建筑史、建筑理论的学术发展未来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尝试为研究找到前行的方向，继承、发展先生开拓的学术事业。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建筑是对西方文化相对持最开放态度的一个行业。而汪坦，正是那个年代里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者之一。
汪坦，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先在华盖建筑事务所工作，抗战期间入伍盟军担任翻译，复员后在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直至赴美留学。美国归来后他投身教育界，成为一名师者，先后在大连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深圳大学三所高校耕耘共52年。他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包括两方面：推进西方现代建筑理论研究以及奠定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基础。
从1980年代开始，汪坦先生利用教学、出版、译介、学术交流等途径，向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建筑学界展现了西方建筑理论的广阔图景，也开启了相关领域的实质性研究工作。这其中，在全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创设《现代建筑引论》课程。这是一门面向研究生的专门引介国外现当代建筑理论的课程，其课程大纲的多元性与跨学科特征，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感到惊讶。这或许与汪坦先生曾赴美留学，在塔里埃森受到现代主义大师赖特亲自教导的经历有关。不同于传统院校的专门化教育，塔里埃森的谈话会涉及各种不同领域的内容，看似与建筑无关，但是在整体论的视角下却又与建筑紧密相连。这种观念所导向的宏观跨学科立场，虽然在今天看来是标准的理论研究模式，放在1950年代来看却是超前的。
此外，1986年开始，汪坦先生又联合各校学者分头翻译了11本国外建筑与城市理论著作，构成《建筑理论译丛》系列。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地译介西方经典理论著作，正是以这一套丛书为标志，中国建筑学界对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几乎任何对建筑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多少都接触过这套丛书中的一两本，而像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人文主义建筑学》、彼得·柯林斯（Peter Collins）《现代建筑思想的演变》、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等书，放在今天，仍然位列研读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必读书单之中。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汪坦先生为这个学科的恢复与成长也作出过巨大贡献。汪坦教授的同事，来自清华大学的张复合教授详细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我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汪坦先生早在1985年4月就给清华大学建筑系写信，呼吁开展近代建筑研究；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由汪坦主持，吸引了各个院校的学者前来参加，这标志着近代建筑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987年，以汪坦先生为主导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近代建筑调查在全国各地许多城市终于顺利展开。
30年以来，由先生呼吁开启的新时期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2016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近代建筑史》，集全国高校学者之力，为本领域学术发展的里程碑。
前来参加塑像揭幕仪式与学术纪念会的学者中，有很多都在当年受到过汪坦先生的启发，多年来专注于研究当地的近代建筑。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刘松茯教授直言，本科时上过先生的课，近代建筑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全部都参加过，因为受了先生的影响而投身于哈尔滨近代建筑的普查与研究工作中，学术生涯从此开始，全部都与近代建筑研究有关。
作为一名师者，汪坦无疑是受人敬仰的，他的教学与为人都直接影响了那些跟随过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吴耀东教授认为，汪坦与赖特之间忘年师徒的血脉，也传承到了他们这些学生与汪先生之间的关系上，无论何时与先生交谈，都受益良多；陈伯冲博士表示先生的“身教”方式，远比现代教育中师生之间仅有知识传授的方式要有效，先生对他人生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越了父亲；赖德霖副教授则通过重读《建筑理论译丛》来想念汪坦先生的为人，他表示这套书所呈现的多元化建筑思维对自己影响很大，自己也开始尝试整理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发展。
回忆起当年共事的情景，先生的后辈与同事梁鸿文教授表示：先生常护着青年教师，下乡的时候绝不会为了让自己表现得更“左”一点而做一些事，反而会在各种场合下更护着年轻的建筑师们；先生非常关爱学生，不但答应学生做副导师，除了辅导之外还管学生吃、住；先生会注意引导学生的思想，用小卡片等方式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是真正的好老师。现在无论何时想起先生，心中都是充满爱的。
1983年，68岁的汪坦接受组织委托，南下深圳创办了今天的深圳大学建筑系，成为第一任系主任。汪先生长女汪镇美教授告诉我们：“父亲把创办深大建院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来看待，因为这是一件从无到有的事，他好像希望把文革中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一样，一门心思扑在上面，准备大干一场”。34年以来，深大建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完善学科系统的专业建筑学院。而谈起为何决定给汪坦先生塑像，现任深大建院院长仲德崑教授笑称：除了因为先生是建院创始人的缘故，还或许因为自己总觉得与汪先生缘分很深。他清楚地记得，1983年10月在东南大学参加汪坦先生的讲学活动时全程负责对接，在与先生直接接触的过程中，被先生的广博学识、谦态度所感动，他认为今天由深大来完成塑像，是一件极具纪念意义的事情。
正是由于汪坦先生提出的开放吸纳各方力量，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研究，尽快展开近代建筑普查，联合各地各校力量参与，中外合作等策略，才实现了近代建筑研究团队的快速扩张，并且很快覆盖了重要的城市和地区。有了这样合理的起点，近代建筑研究才能在30年间成长为一门备受重视的建筑学科。
谈起这30年研究工作所带来的启示，张复合教授用“活动”“组织”“编史”三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活动”包括中国近代建筑史委员会的15次年会、与日本合作开展的近代建筑考察等，虽然受到过很多质疑，但实践结果表明是对我国有益的。“组织”则是汪坦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要继续搞下去，一定得有组织，于是张罗着成立了中国近代建筑史委员会，后来开始聘请学术委员，委员会就有了生气。组织搞活动是最能吸引人才的，现在不只学术委员会在做研究，全国各地也有很多其他团队在继续践行着汪先生留下的事业，队伍的壮大，是近代建筑研究有生命力的表现。“编史”的过程，让张复合教授产生更多的思考，“知道的越来越多，才知道自己知道的很少”。
来自东南大学的李百浩教授说起自己虽然没有直接接受过汪坦先生的教导，但参加过1988年第二次近代建筑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在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走上了近代建筑研究的道路。在下午举行的研讨会上，他分享了e时代下的规划史研究方法——利用数据库分析来做近代规划史的研究，比如“田园城市”理念如何在中国传播、“城市”与“都市”两个词语的区别、“城市设计”一词是何时开始出现在规划领域，而“城市规划”又是何时确定下来的用语。利用数据库分析这些用语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历程，同样的方法或许可以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或是用于深化近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天津大学的徐苏斌教授结合自己过去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的经历，观察“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如何进行建筑遗产保护，并由此探讨了对大陆相关研究的启示。她发现，香港建筑遗产保护条例里有一项“暂定古迹制度”非常值得大陆借鉴：发现某座历史建筑有保护价值后先将其冷冻1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做调查、进行专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再做决定是否拆除。另外，市民在城市建筑遗产保护中参与的程度高、文化展示方案多样等方面，也同样值得大陆学习。
华南理工大学的彭长歆教授分享了自己对近代工业建筑的研究；重庆大学的杨宇振教授讲述了1941年陪都重庆文庙修葺计划的前期研究准备工作；深圳大学的饶小军教授则以自己为例阐述了80年代建筑学人的精神反思......
但正如张复合教授在解析“编史”这一关键词时所说，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之路上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我们不能只展现几个著名城市的近代建筑，只有覆盖更多省市，积累更多数量，才能称得上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而有些城市的近代建筑基础资料的整理远达不到编史的基本标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明年学术委员会的年会将在西安召开，也是希望借此机会打开中西部近代建筑研究的不足局面。
张复合教授笑称自己可能比较愚钝，花费了19年才编成了一本《北京近代建筑史》，但也说明了做研究要下苦功夫，聪明的人可能速度比较快，但没个4、5年也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这30年，汪先生搞了16年，我搞了16年，希望接下来还有年轻人继续这个研究，出10本、100本、1000本中国近代建筑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愿我们在汪先生的塑像前再出发。”
参考资料
[1]. 从塔里埃森到清华园——汪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侧记，青锋
摄影 | 王伊蕾（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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