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lán House / Leme House
建筑设计:保罗·门德斯·达·洛查
建成时间:1974年
项目地点:圣保罗,巴西
*本文由有方编译自“Two Houses in the early 1970's in Sao Paulo”,作者José Paulo Gouvêa,GA Residential Masterpieces第27期。
达·洛查在1970年代设计的两座住宅:Millán House与King House,别具特色,特别是在解决建筑内容组织(program)相关问题的方式上。从对单户住宅作为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不可行性陈述来看,这两座住宅显然是想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制造紧张感,而不一定是否定它。
它们作为建筑师政治信仰的实验,展示出了达·洛查自己的语言和空间性。在设计这些房子的时候,保罗·门德斯·达·洛查40岁出头,和其他同事一起,刚刚被迫离开圣保罗大学建筑学院。
这两座住宅完全用裸露的混凝土建造,作为一种美学表达,亦呈现出结构的优势。它们由达·洛查与巴西土木工程师Siguer Mitsutani合作完成。Siguer Mitsutani是日本移民的后代,自1960年代初以来便一直与达·洛查保持合作。
Millán / Leme House
建于1970年的Millán House,项目基地位于圣保罗西部一个居住街区内,前面是一个生长着茂密植物的小公园。这座住宅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筑是半嵌入地下的,作为一次挖掘工程的结果。场地尺寸有限,加上不规则的地形,让建筑师决定将挡土墙融入到建筑中,这创造了一种空间特性:即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内向的。
挡土墙构成了房子较低楼层的部分,那里设置了客厅和厨房。在这些挡土墙的支撑下,一个规整的体量由横梁构成,里面设置了卧室区。混凝土板之间的开口,留出了一个由天窗照亮的空隙空间。这种结构解决方案,也使得建筑不需要设置面向外部的柱子或窗户。
通过这个唯一没有被埋入地下的立面,由挡土墙上墙梁构成的大空间可以进入建筑。在这个“大门槛”后面,一个螺旋楼梯连接地下的家庭服务区域和住宅的主要生活楼层。
如图纸所示,原始方案在住宅的内部和外部空间,以及城市的街道之间,创造出一种明显的张力。街道和露台体量之间没有任何物理分隔,使得这处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的延伸,成为一条通往住宅的内部通道。从外部露台进入住宅的公共道路所使用的沥青,也覆盖了客厅和厨房的地板。沥青,一种往往用于街道铺装的材料,也被用作住宅内部空间的衬里,颠覆了这部分空间原本的家庭特征。
一段蜿蜒的墙壁将露台区与内部空间分隔开来。客厅占据了住宅的中央:一个安静的、有着通高天花板的空间。来自外部的光线和声音,被安装在建筑上部混凝土板的天窗所过滤。由天花板而降的光线,照亮了中央空间,让位于客厅一侧、由裸露混凝土和白色环氧地板制成的螺旋楼梯更加突出,与沥青地板形成对比。
客厅和厨房,由混凝土家具隔开。通过天窗实现照明和通风,为厨房而设计的通高空间占据了上层卧室区体量混凝土板之间的空隙。
二层被一个中央空隙穿透,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主卧室,由一面弯曲的墙连接;剩下的卧室,由一条走廊连接。
白色环氧地板,一种通常用于工厂地板的材料,覆盖了卧室所在的上层。孩子们的卧室是四个小房间,天花板很高;它们有一个共享的浴室,通过面向厨房空间(空隙空间)开放的内部窗户照明。
主卧是一个低天花板空间,面中央空隙空间开放,由分隔了客厅和室外露台的同一面墙保护。从卧室区穿过一个小起居室(工作室),可以通过一个螺旋金属楼梯进入外部露台。
通过房间的通道,人们可以来到室外的日光浴室区,泳池也在这里。这里就是构成了住宅面向街道的立面所在的体量。泳池上方的楼梯通向屋顶,屋顶上有一个水花园,从那里可以看到公园和城市。
家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与摩擦,并没有发生在员工们所占据的房间里。洗衣房和员工宿舍位于地下一层,透过花园采光,可以通过外部露台直接进入。
这栋房子原本是为艺术商Fernando Millan设计的,在21世纪初,房子出售给了另一位艺术商Eduardo Leme。在达·洛查的协调下,Leme对房子进行了更新。这一干预,极大地改变了项目的原始方案。原本位于室内的厨房被移至外部露台,位于一个被刷白的、位于建筑顶部混凝土板下的体量里。一扇金属门安装在了外部街道与露台的边界处。水泥地面取代了沥青地面,螺旋金属楼梯的上部被拆除。
1960年代:危机下的学习岁月
在巴西,1960年代是在巴西利亚的落成,以及艺术和音乐领域先锋运动的影响下开始的。那些年的乐观特征也是前几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巴西足球队在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上取得成功的结果。这些事件为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产生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这种即将发生变革的情况造成了政治不稳定,最终导致了军事政变。1968年到1974年左右是镇压最严重的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和大学教授受到驱逐。
19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圣保罗大学的课程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在建筑学院,这一运动由教授兼建筑师若昂·巴蒂斯塔·比拉诺瓦·阿蒂加斯(João Batista Vilanova Artigas)领导。那个时候,阿蒂加斯享有很高的声望和认可,这为他赢得了设计建筑学院新大楼的任务。而达·洛查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年轻建筑师。受阿蒂加斯的邀请,1961年开始成为建筑学院的教授。在那些年里,除了教学实践之外,两位建筑师还作为学生和教授的代表参与了大学的许多政治和决定性事件。这一时期是这些建筑师之间意识形态接触的时刻。
随着1964年政变,阿蒂加斯流亡乌拉圭,1965年才回到巴西,从事教学实践和协调建筑学院大楼的建设。与此同时,达·洛查留在巴西,致力于他的工作室实践和大学里的课程。
从1968年12月开始,对反对派的压力开始增加。圣保罗大学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1969年2月,随着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新的建筑学院大楼在新学年开始时落成。建筑由裸露的混凝土建成,使用者可以沿着平缓的坡道和宽敞的交通空间自由漫步。项目围绕一个由单一照明天花板覆盖的大型中央空间组织,该空间提升了建筑的质量和公共广场的象征意义。这座建筑设计于20世纪初,但在1969年才完工,非常具有阿蒂加斯建筑的特点,与那个时期变革的政治抱负密切相关。
1969年3月,大阪第70届世博会巴西馆的建筑设计比赛举办。由达·洛查领导的团队赢得了竞赛。他们的建筑方案由薄混凝土结构组成,保护着下方由弧形地板支撑的展馆主广场。展馆由阿蒂加斯为建筑学院大楼设计的相同天花板结构实现采光。
同年4月,圣保罗大学的几位教授因立场问题被开除出大学,并被强制退休。其中就包括阿蒂加斯、达·洛查和乔恩·梅特雷让。直到1980年,他们的教职才被重新恢复。
正是在这种与政治和专业学习相关的危机背景下,达·洛查的两座混凝土住宅建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博会巴西馆里提及阿蒂加斯的建筑学院新大楼的姿态,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定位的声明,一种立场的宣言;同时也阐释了达·洛查的两个混凝土住宅,特别是在关于如何解决建筑内容组织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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