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20年三次申遗最终成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编者按：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近日住建部《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如何做好城市更新中的文化遗产更新，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本文由有方青年作者张靓秋、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理学硕士罗文婷供稿，从城市文化遗产的“立新”“存旧”之辩入手，介绍了泉州20年间申遗的思路变化，引出“时空耦合”的保护与更新概念，以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矿区及香港大馆的活化案例，介绍如何让城市文化遗产“活起来”。

时空耦合：让城市文化遗产“活起来”

文 | 张靓秋、罗文婷

我小时候曾在泉州生活了五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城市里时间的痕迹和浓浓的烟火气：曾经在钟楼前吃过的那碗牛肉羹和肉粽；曾经攀过的开元寺大雄宝殿前近千年的老榕树；市井和庙宇交织、新盖起的楼房与传统建筑翘起的燕尾脊鳞次栉比，过去与现在似乎在某程度上获得了重叠。

做设计时，时常想起那些鲜活的画面，思忖着一座城的延续与生命是否就该是如此？

01

文化遗产的“立新”与“存旧”

关注“活”的遗产

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更迭与新陈代谢。文化遗产则是城市区域内有文化意义的各种物质及非物质的元素[1]，以空间的形式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精神。

而在城市化浪潮袭卷之下，商业化发展、城市间的竞争在很多时候主导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更新，造成原生文化衰败、城市特色消逝等问题。在这轰轰烈烈的发展中，应当如何处理好“新”与“旧”之间的矛盾？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为保全、延续遗产本体，人们逐渐发展出了真实性、可识别性、完整性、最小干预、以及可逆性[2]等基本保护原则[3]。这些原则的目的，本是为了在对遗产损耗最小化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其历史、精神、文化等价值。但在实际的践行中，却容易矫枉过正，令遗产僵死于博物馆中，“这是一种死的、僵化的、木乃伊化的、去文脉化...的方式”[4]。而随着当代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大，人们逐渐注意到遗产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其在当下的科普、游憩、艺术等价值。

是“立新”——大胆地进行干预利用，还是“存旧”——尽一切可能留存保护原貌？针对这一问题，至今已有不少思考。

早在1931年，《雅典宪章》建议，“应维持建筑的使用，确保建筑生命的延续”；1964年《威尼斯宪章》指出，“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有利于古迹的保护”——这两部国际纲领性文件肯定了“立新”与“存旧”对于保育古迹的必要性。

就具体如何操作而言，2005年的《法鲁公约》提出，在不损害文化遗产各种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s）的前提下[5]，积极思考并探索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建筑与空间类文化遗产，则要求：应保护遗产地特质和场所精神、在社区中保持传统和文化连续性；并通过可持续的利用，尽可能提高所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强调“活的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维持[6][7]。

因此，在文化遗产的干预工作中，我们需要明晰何为“活”、何为“死”的遗产，从而更好地推动其可持续使用[8]。“活着”的文化遗产，不应是博物馆标本那般，而是随着其天然的背景及所处的社会的自然变化而变化，与当下鲜活的生活紧密地互动。

02

一座城的新旧对话

从泉州申遗的思路转变说起 

2021年，古城泉州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泉州的申遗成功离不开古城区内“活”的历史与生活，诸如开元寺、天后宫、关帝庙等古迹每逢初一、十五仍香火不断，当地的香客与慕名而来的游人如织。文化历史在这座城里不是高高在上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被活用作当代文化空间，吸引周边居民参与着动态的文化传承。“新”与“旧”之间相互对话，成为了当下生活的日常。

在新旧相融的城市景象背后，泉州的申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01年泉州以“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史迹”申遗、2018年以“刺桐史迹”申遗均未成功；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整理，泉州终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为题，成功申遗。

如此跌宕起伏的过程，体现的并非只是名字上的改变，而是泉州对于如何进行遗产识别、保护与更新的思路的根本转变。

泉州在2018年以”刺桐史迹“申遗的思路，是以保护原址作为切入点的。古迹共有16处、以地名统领，在城市空间中呈散点式地分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经评估后认为，这些史迹主题分散，部分与主题不符，整体而言无法反映城市肌理。即使真实、完整地还原了建筑的风貌，而生硬地将其与城市肌理割裂开来，古迹与泉州当下的城市脉搏之间的联系也无法突显。

因此，在2021年的申遗中，泉州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构建史迹与城市脉络在物理空间层面的联系；二、通过功能空间的再发掘，进行新旧融合、实现文化传承，增强史迹在当下生活的关联度和参与度。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泉州一方面选择了以难度更高的城市整体申遗，明确文化遗产中“制度保障”“多元社群”“城市结构”“生产基地”“运输网络”“区域布局”六大关键要素，从交通、生产、商贸、生活等多个维度，构建网络状遗产群，为遗产的可持续使用提供了有利的基底。

除两处窑址以外，成功申遗的22处古迹大多位于人口密度高的市区，如适当设置缓冲区域，则能促使城市日常与古迹有机地渗透，为重现过去繁荣的海洋商贸文化、亦即“活态传承”创造平台。

将来，泉州更有计划细化规划及建筑的指导规范，打造“活态博物馆”。泉州在申遗之路上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城市在表达新旧对话上的另一种可能。

03

时空的耦合

搭建新旧之间的桥梁

回顾泉州的例子，可以看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逐渐演变：由强调真实性与完整性等基本原则，过渡至在合理范围内的可持续使用；由孤立的保护，过渡至以遗产为空间锚点，延展过去的功能，连通现在，使两个时空“同步”。

如何在保障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对遗产进行可持续的使用，激发其在当代的生机与活力呢？

我们借助物理学上“耦合”的概念，来更好地理解和描述设想中城市生命力得以彰显和延续的机制。

在物理学层面，“耦合”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之间的动态关联作用。源引这个概念，文化遗产的“时空耦合”的状态，即是在新旧之间创造丰富而可持续的对话，让人们可以在所身处的场景中亲身体验、并直接触碰到过去的历史。一方面维持旧有空间的存续，不失其原生的脉络；同时构建人的丰富感受，让文化遗产在当下的城市“鲜活”起来。

时空耦合的策略：四种干预方式

下文将以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矿区及香港大馆的活化为例，从不同尺度进一步阐述“时空耦合”的4种策略。

● 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矿区位于德国埃森鲁尔区，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顷，是鲁尔区乃至德国工业历史的缩影，它曾经鼎盛一时，被视为当时欧洲最现代也是规模最大的煤炭开采系统。伴随着低价进口煤以及天然气等新型原料的兴起，矿区终成历史，并于1986年关闭。沉寂十余年后，矿区于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并几经规划改造，以“文化艺术胜地”的身份重新开放，每年迎来约150万游客。

● 香港大馆前身为香港警察总部及中区警署，古迹群由16座古迹组成，占地13,600平方米，多为维多利亚式、爱德华式的殖民建筑风格，最早的建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是香港由殖民地到回归后历史的见证。改造后的大馆加入了两栋新的现代建筑，承载艺术展览及演出等更加当代的功能。大馆的保护与更新工作被赋予了一个传神的动词——“活化”，并在2019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

1. 旧的存续——物理空间的还原与保持

干预程度最小、但对于耦合新旧时空起到最基础作用的，是对物理空间这一“躯壳”进行还原与保持，让过去得以真实、完整地保留下来。与此同时，需思考如何通过设计引导居民和访客与遗址空间互动、延续活力，并尽可能地降低对遗址本身的物理损耗，延伸其使用寿命，让其特质和场所精神[9]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OMA在对关税同盟矿区进行最初的规划改造时，将主要的新建筑及新功能都设置在了场地外围，保证场地内部旧有厂房和建筑的尺度及形象如初，为来访者带来深刻的印象。

在最初规划的指导下，原有场地的结构获得了保存，位于南部12号竖井及围绕其展开的洗煤、选煤厂，东南部的1/2/8号竖井，以及在西北部的焦化厂被完整地保留，生动地向到访的游客展示当年的盛况。

而曾经连接12号井和焦化厂之间的运输栈道，更成为观光的的核心基础设施。当人们沿着曾经运输、筛选煤矿的小径前行时，可以切身地了解由开采到加工、从生产煤矿到进行焦化的整个过程。

相较关税同盟矿区，大馆古迹群的建筑保育顾问Purcell提出的保育管理理念和计划，并不是为了让遗址“不再发生改变”，而是在“保留该遗址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同时，进行体系化的管理[10]。

一方面，古迹群标志性的旧砖墙外貌得以完整地保留，在建筑密度极高的中环营造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氛围，让访客顿时穿越回百年前旧时的香港。部分合适的单栋建筑被选为监狱范例，进行最高程度的保存和修复；而针对一些次要区域，相对自由地进行了内部更改，从而更好地适应全新的用途，同时为保育原址所需的持久性资金投入创造经济诱因（incentive）。

2. 新的开放——可达性

除了将过去的空间“躯壳”存留，文化遗产需要更加强调当下的人们如何在场地中感受与体验，并以此为核心视角，打造具备高开放度的公共空间，使其易达、亲民，紧密贴合现有的城市脉络，而非突兀地将遗产与城市环境割裂开来，闲置、或存封不用。

在关税同盟矿区的规划中，曾提及在保有其工业历史纪念碑意义的基础上，充分地向外开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环绕遗址3.5公里长的步道（Ringpromenade）、轨道大街（Gleisboulevard）以及新设计的其它园内道路系统相互连接，并与周边社区已有的城市道路以及遗址内的各个停车场连接，保证公众更加容易进入场地。园区全天无收费，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一座名副其实的工业遗产公园。

而在香港的古迹保育项目，几乎没有与大馆规模相当的多栋建筑群。因此，在对大馆每栋砖石建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复或改造后，建筑之间涌现了尺度各异的中庭、后院、广场、巷弄、长廊、坡道等连接空间，有些位置隐密，有些穿插于半空之中，将历史建筑物串联起来。

经开放为公共空间后，游人可随中环的城市天桥系统和扶手电梯步行进入大馆。在如此多元的公共空间体系中穿行、游览、流连，极大地增添了在旧有空间架构里探访的趣味。 

3. 新的历史——感受旧文化的延续

在可达性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地构思如何延续遗址所承载的旧文化。关键在于挖掘旧文化的核心要素[11]，例如通过设计主题，达致科普、教育等目的，增强人在当中的现场感、参与感，从而让旧文化重焕光芒。

关税同盟矿区建筑群在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中提及它“是一处杰出的工业历史遗迹，它的建筑物是在工业语境中成功运用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突出例子。”自1932以来，建筑师Fritz Schupp和Martin Kremmer运用包豪斯的理念开始了对整体厂区的多番规划及设计，这些用于生产的建筑呈几何对称、设计语言简洁，它们的形式跟随功能，展现了空间与生产流程天衣无缝的配合。

而如今，这些建筑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回应且延续了过往。曾经的洗煤厂由库哈斯设计改造，成为反映整个区域历史的鲁尔博物馆。空间流线设计呼应了历史：游人从24米的高处搭乘扶手电梯，顺着曾经运煤的轨迹，由上至下地参观。展览分为现今（Present，现在的关税同盟矿区）、记忆（Memory，关税同盟矿区的重工业历史）和历史（History，整个鲁尔区更远古的历史），展品与过去洗煤的机械呼应，令人印象深刻。

大馆则注重对于其前身监狱的尺度进行最完整的存留，同时让当代人得以亲身感受牢狱空间独特的压迫感和囚禁感。同时，馆内还通过设置不同故事的投影及声音效果、收集历史物件，运用多媒体的形式，还原旧时真实的场景，邀请观者深入地走进历史同时，也延续着古迹所承载的文化与历史的生命，书写每一代人的不同解读。

4. 新的感受——植入新空间及功能

在延续旧文化生命的同时，也应留意到，相比过去，当代人对遗产空间更为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大胆、创新地植入全新空间及功能，让遗产更好地发挥如磁石般的作用，增强场地活力，耦合新旧不同的城市印记。

关税同盟矿区的规划强调赋予遗址更为当代的功能。在置入新功能时，矿区为呼应曾经精巧的工业建筑设计，选择以艺术文化为主要的内容。占地4000平米的包豪斯风格锅炉房经由建筑师诺曼·福斯特重新设计，成为红点设计博物馆，空间中保留了纪念碑式的垂直锅炉、生锈的钢梁与曾经的红砖墙，这些历史遗迹与新置的悬吊栈桥、展示中的当代设计，形成一种和谐的反差。

另外，从整体景观考虑，负责遗址公园设计的Planergruppe GmbH Oberhausen在保留原生植物、净化被污染的环境的前提下，将过去的工业记忆与新的景观花园、艺术展览叠加，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孩子们、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能够在其中探索自然与过去。目前该区域已有70%面积被绿植覆盖。原有的工业设施以新的方式重新利用，例如焦化厂的冷凝水池被改造成冬季的溜冰场、集装箱焊接的工业水池则成为了夏季的游泳池。

大馆活化的最大亮点，在于它见缝插针地在原址植入两栋新建筑，通过增加美术馆、当代艺术表演空间、电影放映及演艺教育活动等多种功能，在满足周边社区居民诉求的同时，为古迹群注入全新的活力来源。

建筑设计由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主持，注重与原场地之间的有机衔接，是旧建筑的外延。其中，赛马会立方的建筑主体仿佛悬浮于空中，建筑与地面的连接被打造成灰阶梯多功能公共空间；另一栋赛马会艺方——大馆当代艺术馆，则拥有极具设计感的楼梯和中庭。两馆的外墙以古迹外围的花岗岩砖墙为灵感，运用可循环再利用的铝合金倒模，铸成不同通透度的铝砖组件，仿照旧有石墙，形成极具创意的视觉表达和感官体验。

04

结语

无论是关税同盟矿区还是大馆，我们可以看到具备活力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将新与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与现有城市文脉动态的对话。

时空耦合的关键是人，新功能和新形式的置入、以及开放的姿态，都让人们跟场地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和，从而让人从其新焕发的生命中，领悟过去的时间，拓展对于未来的想象。在未来，新与旧不再对立、或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作用，实现“时空的耦合”。

注释：

[1]1979年的《巴拉宪章》中指出，文化遗产地指的是“某个地理区域，它可能包括各种元素、物体、空间和景致，可能有各种物质和位置的维度。”

[2]即对遗产的干预都应该是可逆的，且遗产能够恢复到干预之前的状态。

[3]陆地. 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80.

[4]陆地. 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133.

[5]陆地. 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68.

[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世界遗产中心.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2019年中文版）.

[7]史晨暄.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J].风景园林,2012(01):58-62.

[8]指除了同时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的特征以外，《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产还应促进和鼓励所在社区的公众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对遗产进行可持续性的保护、保存、管理和展示。

[9]1979年，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他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提出了“场所精神”的概念。“场所”在狭义上的解释是“基地”，在广义的解释可谓“土地”或“脉络”;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记忆的一种物体化和空间化，或可解释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0]Purcell Miller Tritton LLP. The Old Central Police Station and Victoria Prison Hong Ko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June 2008. https://www.taikwun.hk/assets/uploads/press_entries/TDGsFOm3pR.pdf

[11]例如物质要素（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例如生产工具）、精神要素（哲学、科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种思想观念）、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语言、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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