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的蓝色圆顶,像星辰掉落人间。”
——Colin Thubron
关于撒马尔罕,人们从不吝啬赞美之词。今日我们所见这座遍布蓝色圆顶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帖木儿的杰作。但在他之前,撒马尔罕早已是中亚的重要都会。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越过阿姆河,攻占此地,并驻扎两年,娶了一位粟特贵族女子为妻。当时的希腊人称这座城市为“马拉坎达”(Maracanda)——它是波斯帝国粟特行省的首府,建城已逾两百年。
此后数百年间,随着周边帝国的兴衰更替,马拉坎达的统治者不断更迭:从希腊人(塞琉古帝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大月氏(贵霜帝国),再到波斯人(萨珊王朝)、突厥人、唐朝势力,安史之乱后又被吐蕃短暂控制,直至8世纪,阿拉伯人携伊斯兰之风而来。“撒马尔罕”这一源自波斯时代的名称在阿拉伯统治时期定型,并沿用至今。
然而,这座穿越千年的古城在13世纪遭到蒙古人严重破坏,遗迹位于今日撒马尔罕市东北丘陵,如今被称为“阿夫拉西卜”(Afrāsiāb)。
阿夫拉西卜遗址
Afrāsiāb
“阿夫拉西卜”一名的来源众说纷纭:一说出自波斯史诗《列王纪》(Shāhnāmeh)中一位国王的名字;一说为塔吉克语“Parsīāb”的音译,意为“黑河之上”。
帖木儿时代的新撒马尔罕并未重建于古城原址,而是向南迁移。自此,旧城与粟特人的记忆一同沉睡在荒草之间,逐渐被人遗忘,直至19世纪才被俄国考古者重新发现。
除陶俑、钱币、头盔和武器外,最具价值的发现是城址南部一座宫殿大厅内的壁画。这组约10米×10米的壁画创作于7世纪中叶,正值突厥势力逐渐衰退、唐朝势力进入中亚之时。画面中心人物为粟特伊赫什德(君主)拂呼缦,他当时为唐朝册封的康居都督府都督,是典型的羁縻政权附庸。
壁画西墙描绘四方使节朝觐的场景:有进献丝绸和蚕茧的唐朝使者,有帽子上插着两支羽毛的高句丽(朝鲜)使者,有衣服上绣着不死鸟与野猪头图案的支汗那(在今阿富汗)和石国(今塔什干)的使者,有通过翻译与粟特内侍攀谈的吐蕃使者,还有突厥武士在侧护卫。
南墙则展现了拂呼缦率群臣为先王送葬的场景:仪仗队中,有人骑象,有人骑马,有人步行,白鹤随行,庄严肃穆。
东墙因损毁严重,内容难以辨识,推测可能描绘了印度相关题材。
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墙,整面墙以中国为主题。右侧展现唐太宗李世民狩猎的场面,左侧则描绘一位尊贵女子乘船出访西突厥,前往会见乙毗射匮可汗——唐太宗扶持的附庸。有学者推测,这位女子可能是与高宗共临朝政的武皇后,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
伊斯兰化
作为粟特地区的核心城市,撒马尔罕自古即雄踞丝绸之路要冲,自然引起初兴的伊斯兰帝国垂涎。早期数次入侵中亚均以失败告终,直到676年,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之子赛义德·伊本·奥斯曼(Sa‘id ibn ʿUthmān)才成功攻占撒马尔罕。
然而,因战功显赫,赛义德引起朝廷猜忌,不久即被罢免。撒马尔罕的防务与传教工作遂交由库萨姆·伊本·阿巴斯(Qutham ibn Abbas)接手。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曾任麦加总督。677年,库萨姆在一次抵御粟特人反击的战斗中阵亡,成为中亚穆斯林世界的早期殉道者与精神象征。
他被安葬于撒马尔罕,其墓地很快成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象征性中心。至帖木儿时期,这一圣地被逐步扩建为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沙希·辛达,至今仍是撒马尔罕最具宗教与历史意义的遗址之一。
沙希·辛达
Shah-i-Zinda
“沙希·辛达”意为“长生之王”,人们相信库萨姆并未真正死去,而是隐居地下。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他的墓地逐渐成为重要的朝圣地。从9世纪起,萨曼王朝和喀喇汗国的信徒便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
但今日所见的沙希·辛达主要是帖木儿时期的杰作。为了巩固统治的宗教合法性,帖木儿极力打造伊斯兰圣地,库萨姆的传说也被重新利用。他命令权贵在其墓地周围建造华丽的陵墓群,借此与先知家族建立象征性的联系。类似的操作还包括迁葬先知但以理的遗骸于撒马尔罕,使该地成为多教徒朝圣地。
沙希·辛达建筑群依山而建,由南向北逐级升高,一条轴线贯穿其间,其间由三道门进行分隔。第一道门两侧是清真寺和经学院,接着是跨越护城河的长阶,通向阿夫拉西卜旧城边缘。阶梯左侧,一座建于帖木儿晚期(1435年)的双圆顶陵墓格外醒目。
进入第二道门后,狭窄小径两旁是14至15世纪帖木儿贵族的陵墓。最著名的是沙迪·穆克·阿卡陵墓(1383年),为帖木儿侄女而建。该墓保留了完整的穹顶结构与壁面装饰,以精致的八瓣蓝色穹顶闻名。
继续前行,右侧建筑物止于一座八角形凉亭,继以一片广场。左侧继续排列的四座陵墓因为毁坏严重,几乎没有保留装饰。
正对广场的两座无名氏陵墓没有像其它陵墓一样彼此紧挨着,而是隔开一段距离。其中那座带有蓝绿色圆顶的最令人瞩目,约建于1385年,由乌斯塔德·阿里·纳萨菲建造。其立面由库法体文字构成星形与几何图案,内部马赛克精美,蓝底六角砖描绘出如夜空般的图案,展现出非凡的工艺水平。
道路缓慢爬升,来到第三道门,这是一道四面门。门的右侧通往库萨姆的陵墓。作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该墓虽外观朴素,内部却结构复杂。通道两侧为15世纪的清真寺,清真寺有大型米哈拉以及面向开阔广场的宽大窗洞。通道尽端的祈祷室以蓝、白、红三色几何图案装饰,穹顶由八瓣构成,呈现典型帖木儿风格。库萨姆的墓室则藏于一角,以双层木格栅隔开,完全不设装饰,异常朴素。
四面门的正面通往三座陵墓,它们按照库什原则排列,形成一个小型庭院,构成整个建筑群的终点。
东侧为阿拉伯王陵(Shah Arab Mausoleum,1361年),建筑师为法赫尔·伊·阿里,以高门廊、琴弦形柱头和浮雕字带为特色。
北侧的霍贾·艾哈迈德陵墓(Khodja Ahmad Mausoleum,1360年)出自同一建筑师之手,立面装饰以库法体和复杂书法图案构成,精致而有力。
西侧的图曼·阿卡陵墓(1406年)由谢赫·伊本·霍贾所建,与一座清真寺相连,外观采用单一的马赛克工艺,内部穹顶饰以繁复花卉图案,象征伊斯兰乐园。
跛子帖木儿
Timur the Lame
跛子帖木儿曾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号。1336年,他出生于沙赫里萨布兹的一个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他出身不高,却以惊人的军事才华改变了中亚格局。1360年代,他在西察合台汗国内部权力斗争中崭露头角,扶持弱势的忽辛掌权后迅速反噬,杀死可汗,建立了日后的帖木儿帝国。
摊开当时的世界地图不难发现,黄金家族的衰落使整个欧亚大陆处于权力重组的前夜:东亚的元朝已经风雨飘摇,南方的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正在争夺未来国家的主导权;中东的伊儿汗国已被地方军阀瓜分;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方兴未艾;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因绝嗣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片权力真空中,帖木儿迅速崛起。他迎娶察合台前汗的遗孀——黄金家族的萨拉伊·穆尔克·哈奴姆,借此获得“古尔干”(黄金家族女婿)这一合法性称号,名义上以“恢复蒙古帝国”为旗帜,实则开启了自己波澜壮阔的征服之路。
他先统一中亚与呼罗珊,建立大本营;继而征服中东,扫清伊儿汗国残余势力;随后又重创金帐汗国,加速其衰亡。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他更先后击败德里苏丹国、马穆鲁克苏丹国与奥斯曼帝国,将德里和叙利亚纳入帝国版图,并俘获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一世,震惊欧亚。
帖木儿征服之路血腥残酷,效仿蒙古西征的恐怖战术,对抵抗城市往往大肆屠杀。伊斯法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德里等名城皆惨遭屠戮和洗劫,大量工匠、艺术家和建筑师被强行迁徙至撒马尔罕,为其建造心中的“东方罗马”。
比比哈奴姆清真寺
Bibi-Khanym Mosque
1404年
以黄金家族女婿自居的帖木儿并未选择传统的蒙古都城作为帝国核心,而将都城设在撒马尔罕,并誓言将其打造成“世界的心脏”“比巴格达更辉煌的都城”。他说:“如果你怀疑我们的力量,就看看我们的建筑。”比比哈奴姆清真寺,正是这句誓言的化身,也是帖木儿雄心的最佳注脚。
1399年,帖木儿远征印度归来,下令修建一座宏伟清真寺,以纪念其最重要的妻子萨拉伊·穆尔克·哈奴姆。正是她的身份为帖木儿提供了合法性,清真寺也以她的名字命名。1404年,帖木儿击败奥斯曼帝国凯旋归来时,工程已近完成。但他依然不满意,认为入口门龛不够高,于是命建筑师霍贾·马哈茂德·大卫与穆罕默德·杰尔德紧急修改设计,将门龛再度拔高。
整座建筑群面积约167米×109米,四周围以高墙,四角矗立细长宣礼塔。主入口门龛高约50米,自正面突起。两侧的宣礼塔底部呈十边形,塔身为圆形。它们并没有采用早期伊尔汗国建筑的形式被安置在门龛顶部,而是紧贴门龛两侧设置,使入口如同城堡。
进入主门,可见庭院尽头另一个巨大门龛,其形式与入口相似,但塔身为八边形,顶部逐渐收尖,更显高耸。门龛之后是主殿,采用帖木儿建筑常见的双层穹顶结构:内层平坦,外层高耸呈瓜形。主殿平面为正方形,南北设壁龛通向拱廊,西侧壁龛中嵌有多层米哈拉布。
庭院两侧设有带圆顶的侧厅,构成一条较弱的横轴线,与前后门龛构成四门布局。原本庭院四周有拱廊环绕,由约480根高约4米的石柱支撑,但如今这些拱廊早已坍塌,未被复建,使四座核心建筑显得有些孤立。庭院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石台,传说曾用于摆放两米高的古兰经手稿。
比比哈奴姆清真寺不仅规模宏大,更如同帖木儿的集邮册。他驱使征服地区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在短短四年内共同打造出这座建筑奇迹,并形成了一种融合中亚、波斯和蒙古元素的新风格,成为帖木儿帝国独有的艺术印记。
然而,帖木儿的野心最终超越了技术所能承载的极限。建筑体量过于庞大,下层砖体难以支撑,导致清真寺在尚未竣工时便出现坍塌迹象。此后长年修修补补,直到17世纪彻底被遗弃。到了20世纪中叶,这座昔日辉煌的清真寺已成残垣断壁:拱廊、围墙、圆顶、门龛几乎全部坍塌。在近年来的修复中,只有依赖现代结构技术才能恢复其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帖木儿时代从雷吉斯坦广场通往清真寺的主街逐渐演变为热闹的商业街,清真寺周边成为商贾云集的市场中心。今天,在其北侧,名为“西亚布巴扎”(Siab Bazaar)的古老市集依然喧嚣,是撒马尔罕最具活力的传统市场之一。
古尔·埃米尔
Gur-e-Amir
1404年
与比比哈奴姆清真寺同期完工的另一座重要建筑是帖木儿家族的陵寝——古尔·埃米尔(意为“国王之墓”)。最初,这座陵墓是为帖木儿最钟爱的孙子穆罕默德·苏丹修建的。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继承人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中英年早逝,令帖木儿痛心不已。后来,这里逐渐成为帖木儿及其家族成员的安息之地。
虽然帖木儿曾希望葬于故乡沙赫里萨布兹,但他在远征中国途中突然去世,当时大雪封山,遗体无法送返,最终由继任者乌鲁格·贝格决定将其安葬于撒马尔罕,并完成了古尔·埃米尔的建设。
整个陵园由主墓、经学院与哈纳卡(苏菲派修行所)组成,环绕着一个方形庭院。陵园主门建于乌鲁格·贝格时期,由来自伊斯法罕的建筑师马哈茂德·班纳·伊斯法哈尼设计,采用精致的波斯风格。相较于帖木儿时期夸张的尺度,这座相对“克制”的入口似乎暗示着继承者对建筑的规模回归理性选择。
不过,陵墓主体仍体现出帖木儿式的极端尺度。据说建成后,他又要求在十天内彻底重改一次。传统上,建筑体与圆顶的高度比例约为2:1,而在古尔·埃米尔,这一比例接近1:1:1——墓室、圆顶鼓座和外部穹顶几乎等高。
这种“拔高”效果得益于典型的双层穹顶结构:内圆顶高22.5米,外部瓜形穹顶高约34米,两者由木梁支撑。但站在室内,人们很难感受到外部的宏大,因为内部圆顶较为平缓,呈现出典型的波斯拱形,而外穹顶则更像一顶戴在建筑上的高帽。
陵墓内饰现已修复如新。主殿以蓝金为主色调,四个壁龛组成十字形平面,顶部装饰精美的钟乳石穹顶。墙面下部用雪花石膏和缟玛瑙拼成六边形图案,上部则布满伊斯兰几何装饰和波斯文经文,华丽且富有层次。
帖木儿的诅咒
主厅中央是帖木儿象征性的黑色软玉墓碑,他的遗体实际被安置在大厅下方的地宫中,长眠在汉白玉石棺内。1941年,苏联人类学家开启墓室,确认了他身材高大、右腿残疾且患有肺结核的史料记载。同时,他们在碑文中发现了帖木儿的“族谱”,声称其血统可追溯至成吉思汗与伊斯兰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显然是为了统治合法性而编造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考古队声称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句诅咒:“凡扰我长眠者,必释放出比我更恐怖的征服者。”巧合的是,仅三天后,纳粹德国就发动了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苏德战争爆发,成为“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
斯大林得知此事后,下令将帖木儿遗骸空运回撒马尔罕,并按伊斯兰传统重新下葬。不久之后,苏军于斯大林格勒取得关键胜利,改变了战局。于是,有人将这一转折归功于诅咒的解除。
然而,这一故事可能被后人过度渲染。在古墓被打开前,有三位老人向中亚学者萨德里丁·阿伊尼递交一份声称来自古代的手稿,恳求不要开启古墓,但手稿实际上只来自19世纪,阿伊尼随即将他们驱赶。棺材和墓室的内壁上并没有刻任何诅咒,而只有简单的伊斯兰祈祷文。
即使如此,帖木儿与古尔·埃米尔之间的神秘故事仍为这座帝王之墓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稳健的苏丹
帖木儿生前未设立明确的继承制度,而是将儿孙派往各地担任总督。结果他去世后,家族很快陷入权力争斗与内战。尽管太孙皮儿·马黑麻被指定为继承人,却最终遭到刺杀。帖木儿的第四子沙哈鲁因此登上王位。
与父亲的征服风格不同,沙哈鲁是一位稳健宽厚的统治者。他将撒马尔罕交给儿子乌鲁伯格,自己则以赫拉特(Herat)为治所,逐步将其建设为帝国的新首都。在他的治理下,帝国对核心地区的统治得到巩固,而伊拉克、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西部边缘地带则逐渐被奥斯曼帝国与黑羊王朝重新控制。
沙哈鲁统治的四十年间,赫拉特成为波斯文化复兴的中心,孕育出融合中亚与波斯传统的辉煌艺术与文学,为后来萨非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和艺术奠定了基础。
天文学家王子的悲剧
乌鲁伯格是帖木儿的长孙、沙哈鲁的长子,自幼随祖父征战,并在宫廷中接受了当时最优秀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教育。1409年,15岁的他被任命为撒马尔罕总督。两年后,又成为整个河中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开始实行实质上的独立统治。他与沙哈鲁的朝廷一样,与明朝保持了友好关系,曾向永乐皇帝进献一匹白蹄黑马。
乌鲁伯格热衷学术,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成就。1429至1437年间,他在撒马尔罕郊外修建了一座大型天文观测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设施之一。他主编的《苏丹星表》(Zīj-i Sultānī)收录了约一千颗恒星的位置,以及行星运行和历法的计算数据。该书于16世纪被译为拉丁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然而,乌鲁伯格对政务和军务的忽视削弱了统治基础,也动摇了贵族对他的支持。1447年,沙哈鲁去世后,乌鲁伯格迅速出兵,对抗已自立的侄子阿拉·达乌拉(Ala al-Dawla Mirza),并一度攻占赫拉特,举行即位典礼,自称帕迪沙赫(Padishah,国王)。但由于军事调度失当,他很快被侄子与其兄弟联手击败,未能统一帝国。
撤退途中,他又遭遇长子阿不都·剌迪甫(Abdal-Latif Mirza)的叛变。撒马尔罕城内亦发生动乱,被迫撤返。最终,乌鲁伯格在形势不利下投降,并以朝觐麦加为名退位。
不久之后,他在撒马尔罕附近被儿子派人斩首,这一事实得到了苏联考古学家的证实。其后,他的另一位侄子短暂掌权,并为乌鲁伯格恢复名誉,将其遗体归葬于古尔·埃米尔陵墓。
乌鲁伯格经学院
Ulugh Beg Madrasa
1421年
乌鲁伯格在统治河中地区期间,先后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吉日杜万建造了三座以自己命名的经学院,其中撒马尔罕这座规模最大。然而,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呈“品”字形分布的三座经学院,并非他的原始设计。他原在广场东侧建有一座汗卡,与西侧的经学院相对,北侧建有商队客栈,但如今仅这座经学院留存。
整座建筑为长方形,约56米宽、81米长。正立面最显眼的是巨大的入口门龛,占据门面三分之二的宽度,高度超过主体建筑一倍。两侧高耸的尖塔并非用于宣礼,仅为装饰,增强视觉气势,烘托门龛的宏伟。
传统经学院的入口通道通常设计为曲折,以营造“脱离尘世、步入学术圣地的仪式感。乌鲁伯格经学院延续了这一传统:访客需从门龛两侧入口进入,绕过两间寝室后侧,才可从角落进入内院。
内院为正方形,边长约33米。四面墙体中轴设有对称门龛,未突出外墙,而是与之齐平。整座经学院共有上下两层、约50间学生寝室。冬季清真寺位于庭院西侧体量内,是用于寒冷季节祷告与讲学的专用空间。
帝国的消亡与重生
帖木儿去世后,帝国事实上已趋于分裂,各地总督虽名义上承认沙哈鲁领导下的赫拉特政权,实则各自为政。沙哈鲁死后,帖木儿的子孙陷入长期内斗,导致帝国在15世纪下半叶迅速衰败。
15世纪末,玄孙忽辛·拜哈拉的37年统治一度延缓了衰亡进程。但他去世后,王位争夺起,帝国已无力抵挡西方的萨法维王朝和北方昔班王朝的双重压力。
1507年,来自蓝帐汗国的昔班王朝攻占赫拉特,帖木儿帝国宣告终结。然而,末代君主巴布尔转而控制阿富汗,并在那里建立新政权。20年后,他以此为基地征服德里苏丹国,建立了新的蒙古帝国——即我们熟知的莫卧儿帝国。昔日亡国之君就此变身开国皇帝,帖木儿的血脉也得以在印度延续,直至英国殖民者到来。
舒尔·多尔经学院和提拉·高利经学院
Sher-Dor Madrasa & Tilya Kori Madrasa
乌鲁伯格经学院建成两百年后,帖木儿帝国已成往事。昔班王朝的撒马尔罕总督阿尔钦·雅兰图什·巴哈杜尔(Alchin Yalangtush Bahadur)下令拆除了雷吉斯坦广场东侧的卡汗,并委托建筑师阿布杜·贾巴尔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的经学院。这座经学院几乎完全复制了乌鲁伯格经学院的外立面,使二者呈镜像关系(库什关系)。唯一明显的区别是是门龛两侧增设了圆顶,这是由于主入口朝向吉卜拉方向,因此只能将祈祷室放置在入口两侧。
新经学院被称为“舒尔·多尔”,意为“老虎之屋”,得名于其门龛上方独特的图案:两只猛虎扑向羚羊,背景则是带人脸的太阳形象。这种具象图像在伊斯兰传统中属禁忌,但当时的布哈拉等地已有类似装饰,如不死鸟图案,显示当时对教义的解读已有松动。
广场北侧则是最年轻的一座提拉·高利经学院,它的建成标志着雷吉斯坦广场三座建筑的“品字形”格局最终完成。由于帖木儿时期修建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因结构缺陷早已坍塌,撒马尔罕在昔班王朝时期一度缺乏主麻日用的清真寺。阿尔钦因此建造提拉·高利经学院,并赋予其双重功能:既是宗教学校,也是主麻清真寺。建筑西翼是一座带圆顶的礼拜大厅,中央庭院也可容纳祈祷的教众;东、北、南三翼则是学生宿舍。
相比前两座经学院,提拉·高利立面更宽,正门居中,呼应广场的视觉中心,强调其宗教地位。它的建筑风格也明显受到16至17世纪布哈拉经学院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仅南翼为两层,其余三翼为单层,使庭院更开阔;立面设有深邃的拱形壁龛;门龛上方设有钟乳石半穹顶;纤细尖塔被矮小的城堡式角楼取代。
雷吉斯坦广场由三座经学院环绕,构建了撒马尔罕社会、文化、学术与商业活动的中心,既是中亚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这座城市深厚历史与精神的象征。
——
自帖木儿离世后,撒马尔罕不再是帝国的心脏。此后历经布哈拉汗国与酋长国时代,命运亦随布哈拉沉浮,终归沙俄版图,再被苏联铁幕所笼罩。
这座城市,是帖木儿亲手雕琢的梦。他将征服的辉煌凝成蓝色圆顶,将权力与信仰缀成马赛克经文。帝国早已烟消云散,而撒马尔罕的轮廓,却在时光中凝固:穹顶如天幕,砖石若星辰,共同构成一幅独属它的视觉诗篇。
布哈拉烟火纷扰,撒马尔罕却始终静穆如初。它宛如一颗遗落人间的明珠,沉睡在丝路之上,历久弥光。
关于拍摄
本文现场照片采用135数码与胶片相机拍摄。
本文由作者张弛授权有方发布,图文版权归作者所有。申请转载请自行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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