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宁：做建筑没有范式，也不是一定要去表达点什么 | 程泰宁建筑个展北京开幕

5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筑境设计主持人程泰宁的个人建筑展“境——程泰宁建筑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正式开幕。

展览挑选了程泰宁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18个项目，包括杭州黄龙饭店、加纳国家剧院、浙江美术馆、建川博物馆战俘馆、南京博物院、温岭博物馆、江阴国乐中心、杭州西站等，以视频、模型、图片、文字等丰富多样的方式呈现出程泰宁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建筑类型中的创作实践。

今年已经84岁的程泰宁，身上带着江南人素有的儒雅，谈起设计来依然思路清晰、饱含热情。在接受有方专访时程泰宁笑称，经历过了前半生的种种磨砺，现在的自己心态特别好，能专注在热爱的设计工作中，即使投标没有中，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以释怀，而是很快调整好心态，迎接明天新的可能性。

几乎完整见证了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建筑实践历程的程泰宁，选择用“突围”一词，来形容这充满艰难险阻、建筑师负重前行的70年。从盲目跟随西方，到努力打破影响，中国建筑一直在“找自己”。虽然至今并未寻得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努力的过程，也同样重要。

人生，后程发力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今年试行了国家考试，学生程泰宁正在讲解他设计的一所疗养院......”

1956年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杨廷宝的程泰宁，在毕业之初就参与了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碑方案设计等工作。然而好景不长，此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下放和劳动锻炼，不仅耗费多年时间，也剥夺了他做建筑设计的工作机会。

1970年，程泰宁被下放至山西临汾地区设计院，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年。“实际上（在那里）还是没什么事可以做，有一位下放的老工程师问我‘我们这辈子还能做专业吗’，我跟他讲，反正中国这么大，建筑总是需要的，但我们这辈人能不能赶上，我就不清楚了。”

1981年，程泰宁45岁，放弃了在北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机会，选择来到杭州市建筑设计院。这一次，他只想把握住时间和机遇，好好做设计。

1984年，程泰宁就任杭州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作为院长必须要做许多行政管理的工作，这些事情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做设计。好不容易从院长的位置上下来，满以为可以潜心创作时，由于年龄的问题，程泰宁又面临着退休的尴尬处境。

“我倒不是对退休有什么看法，但中国的国情就是很清楚，你要是一退休，啥事也干不成。我45岁到杭州来，又当了七八年院长，实际上做的项目没几个，到1991年才真正开始自己放下来做项目，1995年就到了（退休）年龄，心里面好像还没过瘾，所以那时候就特别纠结。”受到体制局限和客观因素影响，程泰宁的创作处境越来越艰难。重重困境之下，他想改变的愿望和决心也愈发强烈。

2003年，程泰宁找到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成立了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所。在68岁高龄，毅然选择创业。有人问程泰宁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就笑笑回答道：“想做设计啊。”不愿放弃设计的程泰宁，对自己的设计也抱有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做设计，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设计做下去以后，也许对我们国家、对建筑师来讲，会有一点点贡献”。

2005年，程泰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方面他可以安心做设计不再为退休等问题担心，另一方面他把公司管理层和执行层分开，日常管理由专人负责，这样自己就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设计上。

常年工作在第一线，致力于中国现代建筑探索的程泰宁，也希望能对此做些研究。机缘所致，母校盼归，2008年，由程泰宁担任主任的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成立。至此，程泰宁以教师与学者的身份，又再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如今的程泰宁，主业是建筑师，副业是学者，业余客串一下企业家，活跃在建筑界、学术界和商界，成为年龄与作品产出量双高的建筑师、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最不像老板的老板。

18个项目讲述设计理想

草图、模型各有亮点

“境——程泰宁建筑作品展”展出地点位于国博北一馆，青灰色的主视觉海报似乎已经预示了这场展览的气质：冷静沉着之中，带有中国气韵。

观展流线是配合展厅布置的“回”字形，入口左转始，依次布置了程泰宁职业生涯各阶段里的代表作，共18个项目，每个项目配有草图或图纸、不同材质的模型以及实景照片。观展流线虽简单，观展体验却不沉闷。在展示静态物件之余，入口、中部、出口三处分别设有动态视频，动静结合，增加展览丰富性的同时，亦能加深观者对于程泰宁建筑人生的理解。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作品，是完成于1986年的黄龙饭店。这个让程泰宁一举成名的作品，坐落于杭州西湖景区与老城区之间，在总平面上借鉴中国绘画的“留白”手法，场地南侧的西湖和宝石山自然环境与北侧城市空间渗透融合，建筑群整体气韵连贯。

浙江美术馆完成于2004年，是程泰宁在西湖边上留下的另一个重量级作品。建筑体量依山形展开，并向湖面层层跌落，起伏有致的建筑轮廓如同山体的延伸。黑色屋顶构件与大片白墙的色彩对比、多面坡顶穿插的造型手法，在“似与不似”之间表达着江南传统建筑特征。而钢构架、中空夹胶玻璃、石材等现代材料与技术的运用，由坡顶转化而成的屋顶锥体与水平体块的穿插组合，又使建筑极富现代感与雕塑感。

同样完成于2004年的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战俘馆，气氛则截然不同。这是世界唯一以战俘为主题的独立博物馆。在建筑形式上，设计借鉴了自然山石在外力作用下产生褶皱、绽裂却仍然保持方正的形态，隐喻战俘不屈的品格。程泰宁十分看重建筑氛围的营造，这也是他在专访里反复强调的个人对设计的追求。在战俘馆项目里，为营造出与主题呼应的沉重氛围，40x34米的方形平面被不规则切割为实体展厅与虚体水院两部分，其间以有墙无顶的放风院过渡。高墙夹峙的入口通道、迂回曲折的展览流线、扭曲的展室空间、原始粗糙的混凝土墙面，加上压抑的光环境，空间设计与展出照片相结合，让观展者对历史也能感同身受。

作为当年援非项目中的重点建筑，加纳国家剧院无论在建筑形式还是量体上，都是程泰宁职业生涯中少见的一次尝试。灵感源自非洲艺术中那些模糊的意象：神秘的壁画、夸张的舞蹈、极具力度感的雕塑，建筑最终被打上非洲原始而炽烈的情感烙印，外部形式与内部空间统一，奔放有力，同时不失精致浪漫。

在项目展示间隙，作为反映建筑学的另一个侧面，程泰宁的手绘草图与水彩画亦被精心排布展出——画草图是程泰宁做设计时最重要的手段，而其深厚的水彩画功底，亦颇有老师杨廷宝的气度。

程泰宁专访

做建筑没有范式，也不是说一定要去表达点什么

在国家博物馆里，程泰宁接受了有方专访。从建筑谈到日常，程泰宁都思路明确，心态放松。他总是温柔地笑一笑，然后泰然自若地说道：“不期工而自工。建筑与写文章一样，都是在做最自然的事情。”

有方  您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选取了这18个项目进行展出？整个策展思路是怎么样的？

程泰宁  思路与展览题目“境”有关，做设计，我希望达到一种“往来无碍，归于自然”的境界。我希望自己能在中外古今，天地人跟建筑之间，都能打通。这些元素在一开始肯定有矛盾，但我希望自己都能把它们和谐统一在自然之下。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选项目。

有方  这18个项目里，您觉得哪几个对自己来说特别重要，甚至可以称其为职业生涯代表作的？

程泰宁  我在下放结束后出来工作时已经45岁了。如果要说有重要意义的项目，那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个项目黄龙饭店，可以算一个。这个项目有一定的特点与影响力。尤其是在这个项目中我开始考虑建筑与自然环境应当如何融合的问题，当时有美国建筑师与我同时在做项目设计，最后选了我的方案，可能就是因为我更多地考虑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关系。这个项目也对我自己产生了触动，意识到中国文化精神还是对自己做设计起到了作用。

再就是加纳国家剧院，也对自己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因为尝试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与我的根本想法还是一致：无论你在哪里做设计，尊重国情，尊重文化，都是非常关键的。做这个项目时我翻看了很多书籍资料，最后项目做下来，我感觉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当地文化的性格与特征。证明可能就是加纳国家最高面值的纸币上，印着的就是这个建筑吧。再就是这个建筑也被国际建协选入了《二十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其实选这个国内建筑界当时都不知道，结果美国人在找（这个建筑）是谁做的，最后兜了很大一圈才找到我这里来。这件事情也挺神奇的，看来公民建筑还是有点影响力（笑）。

有一个项目我觉得在职业生涯里算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在功能、交通等方面——杭州火车站。现在高铁站发展得很迅速了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来讲，这个项目还是有其自身影响力。包括立体交通组织方式（上进下出，中间地面层作为交换空间）的第一次使用，那还是20多年，地铁都八字没一撇；现在地铁开通后，空间就可以直接连上了。

到了新世纪，我觉得有两个项目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浙江美术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语言的转换，看不见具象的传统元素，使用现代的手法和材料，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到中国传统的意韵。建筑在西湖边上，给人的感觉非常自然。也是从这个项目开始，我感觉自己做设计更加自由了。日后处理其他很多项目，我都感觉容易了很多。

另一个是温岭博物馆，这是用非线性做的一个项目。刚做出来的时候工作室的人都很惊讶。石文化是四大文化之首，方案设计回应文化是其一；再就是地块规划里显示周围都是高层，只留下一块三角形的地块给我，很小。如果我按照平时那样的做法，这个博物馆肯定就变成高层建筑的裙房了。这毕竟是一个博物馆，城市中的重要空间。要变成裙房一样的存在就很糟糕了。后来就做了一个跟石头意象有关的建筑，但这里的非线性不是西方那种非线性，你还是可以从这个博物馆里感觉到中国的味道。所以从中我得到的结论是：非线性是一种手段，语言是一种手段。不是说非线性就要做西方的东西，东方的东西也可以做。博物馆出来后就是很中国也很现代的感觉。

有方  您195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至今为止已经从业60余载，您的从业历程几乎伴随着中国自建国以来的整个建筑实践史，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历史见证者”。如果让您评述一下中国建筑实践走过的这70年，您会怎么说？

程泰宁  我觉得“突围”是一个关键词。这70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突围。

1950年代刚解放，国家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建了许多新建筑，希望打破西方的影响，希望能从西方在现代建筑上对我们的压迫中突围。但是没成功。

到了1970年代末，对中国来讲又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给了大家信心，国家又想开始做自己的建筑。北京那时候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盖了一批房子，北京西站就是典型案例。

最近呢，弘扬传统文化倡议再被提及，马头墙、坡屋顶等形式再度被拿出来讨论。

这几个阶段都表明，国家一直想要达到的是希望能从西方的影响下走出来，重拾自信。所以我觉得我们这60至70年一直在做突围的事情。只是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突围成功。

有方  说到这个，在过往演讲中您曾提出“就建筑设计层面，未来的创新必须植根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意味着两个要求：深入地了解西方，认真地剖析自己”；在展览的视频里您也说到“西方不一定就是现代，中国也并非传统”。您认为我们具体该如何操作，才能做出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建筑？

程泰宁  该怎么做中国的东西，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找到一种范式。对我而言，我自己用“抽象继承”这种方式。不是继承具象的元素，坡屋顶、马头墙、小亭子......而是继承文化精神。那文化精神指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我给出的回答是：语言、意境、境界。

西方把语言作为知识本体，比较重视（形式）语言的表达。但如我刚才所讲，形式语言只是一种手段，不能作为知识本体。它可以承载各种创意，但最后的语言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像我现在做建筑，不断在变。这个变，都是根据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会来的。

意境这个东西比较虚，很多人都在讲。这就看你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悟和手下的表达，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层面。我在浙江美术馆和建川博物馆战俘馆里，实际上都不是在做形式，而是追求意境。比如战俘馆，为了表达战俘心中的悲鸣心情，做得比较沉重。沉重在这里就不是形式，而是氛围，是情感。

境界，是我希望做设计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西方做设计讲究逻辑，从形式服从内容，到形式包容内容，讲究的都是有系统有逻辑。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做设计应该是整体思维，不依靠单向的逻辑系统做设计。不是主次分明，而是构建一个网络。对这个网络应该有整体考虑。我现在拿到一份任务书，都要反复琢磨好几天，我会仔细看看有哪些是需要我考虑的，然后找一个切入点，激活整个网络。

王国维说“不期工而自工”，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妙手为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做最自然的东西，这就是境界。

建筑不是做好了某一部分就好了，而是从整体来看都要合适。做建筑也不是说一定要去表达什么，而应该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这就和写文章一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把设计做得更加自然，没有矫作的痕迹，就是我对中国文化精神转换到建筑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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