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建”之名，走进台湾社区营造

编者按：“乡建”热潮近年来席卷中国，作为一名建筑系学生，作者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探索充满了兴趣。为了还原出“乡建”中的建筑学更为真实的面貌，作者前往宝岛台湾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选取社区营造这一更具社会学意味的角度进行探讨，期望通过建筑学与社会学的碰撞，来发现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或许乡村建设所需要建设的，除了空间，还有人与人的关系。

01 缘 起

近年来，一股“乡建”的浪潮悄无声息地热了起来，越来越多建筑师投身于乡村建设之中，在这片与城市环境完全不同的大地上展开实践。与其说是实践，不如说是探索。飞速城市化下的中国是所有人都未曾熟悉过的模样，由此触发的乡村的问题亦是全新的。对“乡建”来说，似乎并没有一条既成的、清晰的路摆在眼前，所有策略和经验都只能通过一次次的试探慢慢摸索、凝结而成。

作为一名建筑系的学生，笔者对眼下这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探索充满了好奇。在这场集体探索里，“地域性”似乎是建筑师们尤其热衷的一个话题，它所包含的对当地材料的运用、对传统技艺的重拾、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对历史脉络的再现与尊重、对居民需求的考量等都被反复提及。而在这些关于“地域性”的内涵与外延之中，最需要得到建筑师们关注的，莫过于对人的需求的考虑吧。

得出这样的判断，不仅仅是因为，村民与建筑师之间似乎往往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而这又正是使乡建成果受到外界诟病的焦点（艺术家欧宁——“碧山计划”的发起者——与女博士周韵之间那一场“碧山村到底是谁的共同体”的往来论战仍历历在目）；同时也因为在笔者看来，关乎材料、构造等问题，都可以用建筑学的知识来回应，而对人的考虑，相较之下却无关于知识，恰恰相反，建筑师需要避免的正是由知识带来的傲慢和掠夺——为了将乡村变为自己“对异邦的想象”而实施的看似善意的掠夺。

正因为如此，笔者选择了社区营造这一有着浓厚社会学意味的角度，希望能使乡建中的建筑学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来。

台湾的社区营造缘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建会模仿日本的“造町运动”推出社区营造政策，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社区营造在台湾已经拥有较高的普及度以及不少成功的案例。日本的宫崎清将社区营造分为五大类议题：人（社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文（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地（地理环境的保育和特色发扬），产（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景（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景观创造等）。

在这之中，建筑承担着社会责任的一面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建筑师作为空间的操纵者，同时也有着惊人的操纵空间内活动的能力，大到整座城市的规划，可能笔尖微微一偏，一座高架桥一拐弯，便足以致使能量源源不断流向另一个片区；小到一面墙的处理，从密不透风的混凝土变成模糊的百叶，便足以致使一片冰冷的空地变成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正是这些操纵空间活动的能力，才使得人们对美好社区的一个个模糊的设想成为可能。而这些建筑学层面的技能，无论是对台湾的社区营造，还是大陆的乡村建设，甚至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建筑活动来说，都是相通的。在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价值这个共同前提之下，我们无疑能从一个成功的社会营造中发掘出不少营造舒适空间的案例，并运用到乡村建设之中。

但若从社区营造的角度来看，对乡村建设的启发绝不仅限于此。它会告诉你，建筑师还需要更多技能。怎样准确地捕捉到当地人民的诉求？怎样将这些模糊的诉求转化为居民可以接受的空间语言？怎样激发当地人的集体参与，以使得在建筑师离开之后当地仍能维持着一个自发的可持续的生态？这些都应该是一个建筑师应该学会但无法在学院中学到的技能。

02 行 走

宝藏岩历史聚落

Treasure Hill Village

从繁华的台北市区一路往南驶，在纵横交错的高架桥脚下停下，向前拐进一条小道，车流往来的城市喧嚣便渐渐被两侧越来越密的树丛稀释得淡了。再往里走，渐渐能看到一群歪歪斜斜的小房子，沿着山从下往上堆叠着，密密麻麻堆满了半片山坡。

这里便是被称作“聚落”的宝藏岩。整片聚落坐北朝南生长，南面被万盛溪蜿蜒环绕，北边则依靠着小观音山，紧邻着台大公馆商圈。行走在年代已久的房子之间，一抬头便是一副开阔的城市风景画：近景由低处房子的屋顶随意拼贴而成，中景是几条直直划过的城市快速路，将画面一分为二，远景则是更南边的新城，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山脉。

宝藏岩的“抗争史”

宝藏岩居民成分之混杂多样，在整个台北都是少有。这与此地的历史沿革有关。宝藏岩曾是军营驻扎的营区。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亦有警卫部队进驻于此。故那时最主要的居民便是国民党的退役老兵。1970年代营区撤走，地区开放，快速扩张的城市致使越来越多外省人、城乡移民涌入，处于中心城市边缘地带的地理位置也导致了搬过来居住的多为城市里的边缘弱势人群。因为临近台湾大学，租金便宜，亦有不少台大学生在此租住。

1980年代初，宝藏岩计划被拆迁，夷平之后归为公园用地。政策一出便遭到居民的抗议，导致拆迁案一拖再拖。直到1990年代，关于“拆”还是“留”的争议不减反增，一些由建筑师、学生等发起的社会组织、NGO逐渐加入进来，帮助在地居民一起抵制政府的拆迁案。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也介入其中，通过课程教学，带领学生进入宝藏岩进行研究和设计，进一步推动聚落保护政策。1998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之际，抗议组织借此机会给候选人施压，候选人马英九在舆论和民心所向之下承诺不会拆迁。马英九最终当选，兑现承诺，宝藏岩也从“公园用地”变为“历史聚落”。时任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提出“贫穷艺术村”的概念，成为艺术家入驻的第一股推动力。多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拉锯战，加上各种社会组织的外在力量，让宝藏岩一步步发展至今天，一个艺术与居住共生共存的复杂聚落。

建筑专业者的角色

回看宝藏岩的历史，看见的无疑是一场生动的社会事件，是一场空间和政治的周旋。建筑师生虽也参与其中，但已然变成一群带着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不再是主角，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才是导向最终决策的主要成因。尽管如此，这群专业者所做的事也成为这场社会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台湾大学城乡所的师生从社区营造的思路出发，在宝藏岩开展了一次“参与性设计”的课程，研究如何改良现有的空间环境，以及如何将在地居民纳入到设计过程之中。他们通过深入社区的调研和访谈，总结出居民生活的空间模式和行为模式，再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空间进行改良，并将成为做成便于理解的模型，邀请居民一同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完善方案。

这一次的实地设计，与其说是一次“设计课程”，不如说是一场“设计活动”。宝藏岩这样一个有机生长的多元聚落，对建筑系师生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宝藏”，设计课程与居民生活的交互，也让居民对自己的生活空间增加了更多的自觉。而在更大的意义上，在“是拆还是留”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次设计研究，帮助社会工作者和政府探讨了在保留历史记忆的同时优化整个聚落的可能，成为一股推行聚落保护政策的隐藏力量。专业者的专业性是否能够走出象牙塔，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荡起涟漪，在宝藏岩这个案例中得到了肯定答案。

宜兰市漫游

Aoam Around Yilan

对宜兰的印象，从宜兰火车站开始。这也几乎是所有外来者认识宜兰的第一站。宜兰县政府为旅者们规划的“宜兰城怀旧慢游地图”，从宜兰火车站为起点，在站前被特别改造过的宜兴路上转上一转，然后便沿着半弧形的旧城南路慢慢展开，沿着宜兰人最古老的一条脉络走，一路走到宜兰河。

站前宜兴路

旧火车站北侧是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仓库群，在田中央事务所对宜兴路的人行道再生计划中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被保留了下来。有的仓库沿街道方向将前后墙打通，内部改造成小卖部或休息空间，人行道上的水泥铺路不间断地从中径直穿过，不经意间把你带到老房子里去；有的干脆将内部多余的隔断和装饰清理干净，做些简单的加固，把几十年前日本人留下的清晰木构呈现出来，历史就此被保存，成为了街头一件展品的同时，也成了赶车人歇歇脚、纳纳凉的地方。

车站南部原是铁路局职工的老宿舍和荒废的客运停靠站，如今成了来宜兰旅游的人必去的景点之一：几米广场。旧建筑物的立面和部分结构被保存，被重新整理，加入了几米漫画里的元素，旅者们纷纷举起相机，宜兰当地小孩们也乐得在此追打嬉戏。设计者在介绍牌上直白地写下了自己的初衷与期望：“希望每次改变都能多传达一分宜兰城的精神，希望每一个可能寄身于此的个体都能得到尊重，希望生活的意义被不断思考，希望多点笑容，多点想象，多点希望。”

丢丢当森林

火车站斜对面就是丢丢当森林。所谓的“森林”，是一座由九个高十五米、宽十二米的树状巨大钢构连接而成的大棚子。这些“钢树”被漆成深浅不同的翠绿色，周身大概需要两人合抱，树干生长到大约两米多的高度时，分成四杈，继续往上，而后继续分杈，最终“树”的枝叶相碰到一起，枝叶间隙填以透明材质的板，森林便形成了。在这“森林”之下，并不会让人觉得压抑，更不会阻挡光线的进入和风的来往。

听当地人说，下起雨来便会记起这棚子的好。地处兰阳平原的宜兰，由于三面环山，东面向海的畚箕形地形，极易产生地形雨，三百六十五天里，两百多天都是下着雨的。下雨的时候，“森林”之下的活动依然可以正常进行。在来宜兰之前对“森林”曾产生怀疑：在一个房子平均高度不过三到四层，且多为砖木老建筑的小镇上，放入一个高达十五米的巨大钢结构，合理吗？但到了现场之后，竟觉得并无不妥。大概是整个结构往树的形象化柔和了钢的冰冷，抑或是实用性之强削弱了对它突兀与否的质疑。森林旁边有一个红砖老房子，原是粮食局仓库，现在作为作家黄春明成立的“百草树红砖屋”亲子剧场。“森林”的地面则用老房子拆除后的红砖铺就，九颗钢树便从这些上了年纪的砖块之中破地而出。“森林”里正值“返乡人潮”艺术季，大大小小的活动正在进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此刻脑中想的不再是这个巨大构筑物的存在合理性，而是惊异于自己身为建筑系学子，在与一个建筑师的作品交流时，那些建筑学的语言似乎都淡去了，唯有浓浓的“氛围”包裹着我。这氛围是朴素、轻快而又有活力的。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感受，也没有什么让人惊叹的结构智慧，相反，建筑本身已经退居其后，唯有其中的“事件”鲜活上演。

听正在布展的人说，丢丢当森林已经成为宜兰当地文艺活动青睐的举办场地。这个看似格格不入的人为构筑物，已经深深扎根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中，宜兰的气质在这片森林之下汇聚，浓缩，再绽放，晕染开来，隐隐牵动着当地人，也吸引着刚刚到达的外来者，这大概就是诺伯舒兹所讲的“场所精神”。

与此同时仍有不少细节值得一提。比如专为小孩子与小动物设计的门洞；比如在“森林”末端，地面的红砖一层层高起，便多了一个舞台，舞台下的空间顺势做成了小后台；再如，因经常举办活动，多有骑车的学生聚集在这儿，周边空间不足，又不希望停车位挤占人行路面，于是直接将大地隆起，往上生长出第二层地面，创造了一倍的停车空间……都是极朴素的手法，朴素得如同直接从大地上生长出一样，没有与这个小镇不相符的雕琢，却很能解决问题。

津梅栈道

宜兰河紧靠着宜兰旧城北边，河边大片大片绿绿的滩地，是宜兰生活慢下来的地方。原有的跨越宜兰河的义合桥只为车行，津梅栈道便是一条新加上的人行过河通道。没有拆掉义合桥重建，也没有在一旁另修一座人行桥，田中央的处理手段显得很“敷衍”。他们选择了用吊杆将附加的人行栈道“挂”在原桥上。依靠义合桥版及预应力梁出挑，人行栈道轻巧地悬在空中，与水面有了更亲近的距离。

走上津梅栈道，立即能感受到建筑师的目光大量地倾注在近乎围观的尺度之上。桥宽不过一米五上下，两人迎面相遇也仅仅容许错身而过。可就在这样小的尺度里，竟还有供行人休息的“茶座”：三块截面不过手掌大小的旧木头，两低一高往桥上靠边一立，便在方寸之间营造了一处休息空间；两侧栈道中间的通道处设置有简易健身器材，似乎不肯让过桥人匆匆离开，势必要把他们在此留上一会；为了轻巧的需求，桥面由木板和镂空的铁板拼贴而成，两侧维护则直接由铁丝编做铁网，整个桥身看起来都再“简陋”不过，可即便如此“敷衍”，建筑师也不忘在维护铁网上挂上植物，也不忘特意将桥上路灯做成芦苇的模样。

在这条小小的栈道之上，我看到了建筑师对细节和人的考虑执着到了近乎毫厘必究的程度，让人敬佩。正如黄声远所说，“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的城市规划才不会让城市一直扩大”，以生活细节和人的需求为基础得到的建筑，才不会沦于对过于精致的建筑修辞的自我欣赏，而与当地的生活格格不入。章明所说的“场所精神，既存在于锚固于场地的物质存留，又存在于游离于场地的诗意呈现。”黄声远一点点改造的宜兰，大概可算作是对这句话的最佳诠释。

03 “乡建”中的建筑学与社会学

广义上的乡村建设，说起来大抵已有百年了。清末民初，乡绅们自发维护乡村自治；民国时期，一大批有识之士毕生致力平民教育等乡村实践；建国伊始，由国家主导的土改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致使乡村丧失了士绅阶级，模样大变；而后改革开放，试点乡村，直至之后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如此追溯下来，正如梁漱溟当年所说的那样，“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这场“关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一直被置于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语义之中，是学者、领导者、社会工作者们操心的议题，却并没有建筑师、艺术家们什么事儿。

然而近几年，一股“乡建”的热潮却在建筑师们的圈子里悄无声息地卷起来了。越来越多地建筑师从城市的水泥森林中走出来，走到这片真正的泥土地之上。

且来看看这群人在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作为艺术家的欧宁与左靖在安徽黟县碧山村展开的“碧山计划”，大概是知识分子与乡村的碰撞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但其出名却是因为遭受的非议与质疑：艺术家的天性里浪漫的气质和对旧物的眷恋，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避免了政府主导下的乡村建设所造就的“一排排整齐划一小洋房”的乡村面貌，然而，由老房子改造而来的酒吧与书店固然在一众破旧的民居之中显得面目姣好，亦成了文青们朝向的圣地，可对于村民来说，意义几何？而在“购买就是保护”的口号之下，号召文艺界的朋友来碧山买房、修缮、就地保护，期望以此达成留住古村落的目的，是保护还是掠夺？

这场最终不了了之的乡村实践，对于建筑师来说大概并不足以挂齿。这群思考力非凡的人，让“地域性”“在地性” 等词在乡土建筑中被谈及的热度，迅速比肩“空间”“结构”等等传统建筑学议题。建筑背后的建构逻辑、建造工艺、如何运用本土材料，都为建筑师们津津乐道。但你很快便能发现，建筑学与乡村的碰撞，并未带来多少本质上的融合。正如那句常常被祭出的口号所说：“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学习”，这场声势浩大的下乡运动确实是建筑师们的一次学习，也仅仅是学习而已。得益于这次学习，建筑学的领域得以极大程度上地丰富了起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理论与观念上的。只是乡村本身和它的村民，作为这场实践的主体，似乎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回馈。在建筑师所期望的“通过空间改造来带动当地经济”的美好愿望接受了时间的检验之前，除了多了一些“漂亮且结构清晰”的房子和一些慕名而来的外来者，似乎并没有得到更多了。这的确是建筑学的成功，却很难说是乡建的胜利。

这并非意在指责建筑学这一身的精英气息，更无意于抹杀掉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与自觉。重新回到对需求的关注，不是简单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不是对需求不加思考的一味满足。宜兰罗东的老百姓从未觉得罗东会需要一个十八米高的大铁棚子，然而当黄声远将棚子放在这儿，却发现一切都恰到好处。

乡村是这样一个极特殊的环境：它的生活面貌与形态比城市单一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远比城市复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这种隐含的“需求”，大抵需要建筑师长时间浸淫，去感受环境的气息，感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把握。但是这一股乡建的热潮，让一场朴素的需求和精英的理想之间的对峙暴露出来，这应当成为一个警示：在经历过城市里纷繁的欲望，逐利的资本，汹涌的信息和各式各样的“理论”“主义”的冲击之后，建筑师是否还能敏感地捕捉到最朴素而最根本的需求，给出简洁有力的回应，并且在这简洁有力的回应之中，创造出独有的“乡村美学”。

即便建筑师尽其所能，但倘若你再为乡村多想一点，便会立马意识到：当建筑师留下他们的作品离开之后，乡村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没有了专业的设计，村民们是否还是会推倒自家的老房子，照着邻居的小洋房盖一座新房？是否还是会拆下老房子上精美的建筑构件卖掉换钱？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如宜兰一样，有一位十年如一日驻扎在此的建筑师，“坚持只做离宜兰三十分钟车程之内的建筑”；更不是所有乡村都如卒姆托的温泉小镇那样幸运，因为瓦尔斯浴场名声大噪，小镇的经济也随之风生水起。更多的乡村所面临的是经济凋敝，人口外流的尴尬境况。对建筑师来说，寻求所谓乡建的可持续性，并不应单单依靠材料和建造工艺的本土化，或者是传统文脉的延续。实际上，推动乡村建设源源不断进行的最大动力应当来源于乡建的主体——居民本身。

在台湾岛上遍地开花的大大小小的社区营造运动，无一不展现出居民的参与对于社区建设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二十多年的社区营造运动让他们早早地意识到：所谓的“造社区”，其实目标是为了“造人”，通过引导居民营造社区的过程，来达到“培育公民”的目的。而只有当居民本身意识到家乡的价值所在，亲身去发掘家乡的特色，从心中生出对家乡的认同，并且投入到乡村建设的过程之中，才不会致使乡村在实践者离开之后便又回归原本的状况。

回看国内，长期驻扎于云南沙溪的黄印武，试图将社区营造的概念引入马坪关这个坐落于茶马古道上的古老村落，他们引导村民成立互助小组，自发完善村内的公共服务，甚至带领着大家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看似做着与建筑毫无关系的事情，可实践者与村民们日益亲近的关系和村内新生的活力，让人可以想见一个生机勃勃而又独具特色的古村落正在脱胎而出……让人欣慰的是，仍有大量类似的例子，展现出乡村与精英之间建立和谐而坚实关系的可能，在这种关系之中，实践者扮演着引导者和教育者的位置，带领居民参与其中，与自己的家乡建立起情感的连结。

对于那些活跃于乡间的建筑师来说，放下精英的理想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坚守对乡村需求的关怀，从一些小小的实践开始，引导居民自主参与，重新建设空间，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至乡村渐渐改变凋敝的面貌，自下而上地生出不同于城市的独特生态来，这在我看来依旧是建筑师尚可以触及的理想，更应被引以为不懈奋斗的目标。

作者简介

魏云琪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本科在读

本文为“东大设计院”游学奖学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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