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做什么119 | 朱雷：纪念性可以有新的含义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

朱雷：因偶然的机会，近几年做了一些殡葬建筑的项目，颇具挑战性的建筑类型，一方面承接了经典建筑学的纪念性主题，并要重新考虑当代生死观影响下新的纪念性表达；另一方面又要协调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和人口更迭的压力，往往面临特殊地形条件，需要处理与周边的环境的关系。相关项目包括前几年完成的南京新殡仪馆，江苏丰县殡葬服务中心方案等；最近正在做南京回民殡仪馆设计，正在方案修改阶段。

从政府层面上看，殡葬是一个公共服务设施。对于民众，还是有比较多传统的影响，一般还是希望要隆重，要有纪念性。而这些隆重跟纪念性，很多是架构在传统的价值观之上的。作为建筑师，可以引导民众的是，对于纪念性可以有新的含义。殡葬建筑是要做成像过去的王侯将相那样的纪念性建筑，还是要做得更加平民化更具有公共性，这是一个面临价值观的判断和重新选择的问题。如何做一个为大众服务而又具有纪念性的建筑，应该有区别于以往纪念性的表达。我的体会是，有不少委托方及使用者，是可以理解并受新的纪念性表达的，它会是更加贴近人的方式。

在做丰县殡葬服务中心时（这个项目位于较为边远的县城乡间），我们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比较具有纪念性的建筑方案；另一个则让建筑消隐在环境中，利用地形将建筑整体处理为景观平台，远看的话基本上看不出是殡仪馆，我们的理想是把它做个景观花园。最终甲方完全接受了第二个方案，尽管一开始他们的想法也比较传统，但在过程中是可以沟通说服的。

有方：和过往比，最近做的项目有哪些新的思考或尝试？

朱雷：之前的项目考虑较多的是大环境地形以及相关的建筑形体及功能配置问题。最近开始更为关注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和体验，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室内空间的设计，这是最贴近使用者的部分。以往项目的室内往往交由室内设计公司去做，建筑师并不直接涉及。这背后显示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建筑师与实际使用者往往隔了一层，难以贴近他们的真实体验。最近已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关注室内，期望这会带来一个良性的反应，能真正回归并贴近实际使用者的体验，这也是新一代建筑师更应关注的方向。

有方：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你去现场的频率如何？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朱雷：最近几个项目都不远，去现场挺方便。一般每月一两次，频率高的时候大概每周一次。现场解决和调整在目前的项目中是不可缺的，比如现场地形问题，以及选材、试样等；另外一个，是与建设方及施工人员面对面沟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目前的总体建设水平和状态有关，项目建设和管理还不是完全按照程序可控的；很多时候，解决方案是弹性的，而且未必都可事先预见，需要在相互讨论寻求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有方：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

朱雷：最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建筑师的专业认知和业主的理解不一致，诸如对所谓“建筑风格”问题的纠缠。遇到这种情况，建筑师往往会把责任推给业主或甲方领导，认为他们不懂建筑瞎指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建筑学，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建筑学还没有真正在本土生根立足，它需要建筑师去主动引导、解释甚至反思。在做南京新殡仪馆的时候，业主开始最为关注的也是“风格”问题——究竟选择欧式还是中式？结果我们给出设计解答全是现代的几何形体，但通过与山体形势的关联，并结合功能内容，赋予其一定的意义，主要建筑分别命名为：“悼念台”（衔接山脚而起的悼念区）、“守灵桥”（中间横跨两个山腰的守灵区）和“纪念环”(环于自然山巅的骨灰堂)，业主立刻就明白了设计含义，不再纠结“风格”问题。

有方：如何看待建筑设计行业现在的处境？打算怎么应对？

朱雷：目前设计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和压力，管理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将责任“下放”给设计师，但设计师往往并不具有相应的权力。设计师需要主动进行身份转变，进行更细致的团队分工和合作。不只是“画图匠”，而是回归注册建筑师的本质，具有从前期策划到后期落实的全面能力，尤其是主动介入前期决策和全过程管控，才能发挥设计的价值，争取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有方：最近读的有趣的书是什么？

朱雷：前些天刚在看一本书：《不只是居住》，作者贾如君，她也是我以前一名学生。书很好读，问题直击现实，回应了当代中国年青人对于居住权的迫切关注，借助于作者在瑞士苏黎世的亲历经验，在具体翔实的历史材料中展现另一种可能性，将一般建筑师的视野扩展到各类居民、组织（合作社）、开放商、政府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进程。在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仍然保留着对居住个体的切身关注。

有方：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朱雷：最近刚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与有方合办的2016暑期“中国建筑遗产考察营”（山西）回来。非常精彩的旅行，稍有遗憾的是，因之前已有另一个工作营的安排没能全程参加，但还是跟跑了两天，去了佛光寺，圆了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感悟最深的除了木构铺作的恢弘，还有整个大殿由内而外，与周边环境和山体形势的相合，历逾千年依旧勃勃生机。因半途返回，回程途中又去了一趟——根据我的经验，重要的地方要去两次：第一次眼睛容易被各种发现，诱惑、惊喜或激动；第二次目光能停下来，更久一些。

有一位日本建筑师在介绍自己的建筑游学经历时提到，理解一座建筑最好的方式，是在里面睡一觉，才真正跟它建立了联系。我想表达的是，在看建筑的过程中要学会停下来，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有方：最喜欢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是谁？

朱雷：很难只选一个，以伊东丰雄为例，尽管他的建筑未必每一个都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去到仙台媒体艺术中心，第一次看到这样一种清晰而放松的建筑方式。它帮助我理解到当代建筑的问题，从古典主义的沉重中解脱出来，也从现代功能主义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建筑的基本要素和空间使用的基本状态。前年去看了伊东新落成的多摩美术大学图书馆，空间体验更为微妙，在个性与整体、水平性与垂直性之间具有微妙的平衡，既让人放松，又处处皆有特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从中可以体会当代建筑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

有方：最近有发现对你特别有启发的建筑师吗？为什么？

朱雷：半年前去了路易斯·康设计的金贝尔美术馆（接连去了两次，在同一天里），它让我确信建筑空间所能达到的完美和永恒，由此升华人的感知和精神。不同于上述伊东丰雄等当代建筑师作品的放松，康创造了建筑空间所具有的完美典型，并将古典主义的永恒和现代主义的流动空间融于一体，在当下充分发挥效用。

有方：上学时，哪门课让你最有兴趣，为什么？

朱雷：设计课，同时也是最为痛苦的。因为结果不可预期，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创造行为；但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往往也不知怎样才算是好，所以算是痛并快乐着。对我来说，则是痛更多一点——想来不少同道也于此心有戚戚。一方面，从理工科思维到设计思维的转变，需经过一个“痛”的过程；另一方面，每一次设计都是在模拟一种生成或创造的过程，它必然会经历某种类似于创造的痛苦和喜悦。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和感悟，推荐大家看我们学生拍的一部微电影：《光辉城市》。

有方：最近哪件社会议题最让你关注？

朱雷：无。不是不关心社会议题，而是社会议题已太多——记得安藤忠雄曾说：自己年青时也关心社会议题，但后来定下一点，人生有限，这辈子就以专业武器去与这个社会斗争吧。

有方：最近除了设计外，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什么？

朱雷：身在学校，花最多精力的自然是教学。不过建筑教学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设计活动。有人曾问我如何能忍受年复一年地付出去教授学生。我不认为单纯的付出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设计教学，并获取相应的回馈。抛开当前高校考核指标等功利性问题不谈，在我看来：由教师设定题目，由学生提出问题或想法，继而共同发展，通向未可完全预期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回馈过程。而在学校的一个好处是，对设计本身的关注，来源不止于工程实践。会有更多的考虑问题的途径，关注更多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最终也可能通向实践。

有方：送句话给刚刚进入建筑学门槛的同学吧……

朱雷：从手边的事情做起，各种方向都有它的问题和机会，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发展下去，通向可以期待但却未可确定的未来，这也是一个更为长久的人生设计和创造性过程。

建筑师简介

朱雷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曾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学。关注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及教学研究。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获得者；主持项目获全国及省级设计奖4项；主编及合编全国《建设标准》3部；出版专著《空间操作：现代建筑空间设计与教学研究的基础与反思》；主讲课程“建筑设计”（国家精品课程）；“建筑理论与设计”；指导研究生及本科生国际联合设计工作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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