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悲喜剧：深度剖析罗西圣卡塔多公墓 | 旅行现场

今年七月，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葛明担任学术领队，有方“意大利：类型学之旅”前往亚平宁半岛，深度考察了从古典到现代的20余处建筑精华。其中包括首次到访意大利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多·罗西的代表作：圣卡塔多公墓。

团员周纳米，以但丁的《神曲》作为引子，从意大利公墓对城市/市民类型学的转译、意大利历史文化中对“生与死”“悲剧与喜剧”的思考等角度出发，结合现场探访拍摄的照片，对罗西的这个经典作品进行了深度剖析。

本文由作者周纳米授权行走中的建筑学发布。

三十五岁的但丁决定写一部关于地狱的作品。此时的他不是回顾往昔的年长智者，而是身处“中年危机”的诗人（感谢葛明老师提出这可爱的一点，不然读多少遍都不会认真读附注），被自负、流放与存在焦虑攥住，生出一首赋予生后剖面的长诗。《神曲》将恐惧与超越，以同心的圆形、平面、球体安置—— 一种关于死亡的建筑秩序，被命名为“喜剧”。但丁用几何化的秩序为死亡赋形，（印证了）意大利对死亡的态度一直有建筑的表达。原本承载生者公共生活的空间类型——广场、回廊、集会院落与住宅街区——在墓地建筑中被转译为死者的城市，生者的社会形态被投掷进永恒的沉默之中。亡灵所在不是虚无，而是城市，某种生前的镜像。

意大利的公墓往往是不断对现有市民类型学进行的转译。从罗马到但丁，死亡是公共的、城市的、被秩序化的。逝者的空间概念属于城市，既是悲剧又是喜剧。几个世纪后，阿尔多·罗西在1970年代设计的摩德纳圣卡塔多公墓，再次把死亡转译为城市的类型学。在《城市的建筑》（1966）中，罗西把“类型/类型学”视为建筑的根基：“type is the very idea of architecture”（类型就是建筑的观念本身），并将类型界定为“a logical principle prior to form and that constitutes it”（先于形式并构成形式的逻辑原则）。由此，城市被理解为“the locus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集体记忆的场所），由具“permanenze”（持存物）性质的城市事实与纪念性构筑，构成城市身份与时间连续性的框架。

据此，摩德纳的圣卡塔多公墓扩建并非以“新颖”取胜，而是以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般堆叠而恒常的“城市文物”（urban artifacts）与原型语汇来组织一座“死者之城”：围合的墙与轴线延续19世纪科斯塔墓园的秩序；方形骨灰建筑被明确为“死者之屋”（house of the dead）；规则开窗与网格让“住宅”的记忆以类型的方式出现，而非比拟性的拼贴。在Tendenza的语境中，这一立场被制度化：它“riconosce l’autonomia dell’architettura”（承认建筑的自主性），把建筑理解为“processo conoscitivo”（一种认识过程），并主张对学科进行“rifondazione disciplinare”（再奠基），而不是把建筑还原为社会图解或表层新奇。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圣卡塔多公墓以类型的持久性与片段持存的组合，将死亡纳入城市的可读秩序与集体记忆之中；它的“广场/办公/住宅/市集”之像，便是类型回声。这座公墓是死者的城市，由生者的类型构成——住宅、市集、回廊、广场、办公楼——但空洞。带点点神学乐观、古典纪念，也是1970年代意大利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幻灭后的政治震颤、乌托邦退却、住房与办公楼的官僚网格。罗西的粉漆不是欢愉泡沫，而是对陈列在阳光下显得有点脆弱的褪色混凝土有体温的涂装。

一堵长墙横贯旷野，开着重复的方窗，看似住宅条带。却因空无而变得异样，仿佛一溜住宅被掏空成幽灵。回荡着“nothing more”，被抽离生命迹象的居所暗示。

摩德纳烈日提示下，一块普通的予生者导引的“Ascenso”电梯指示牌忽如玩笑。平凡的标识像是在耳语“这里真的能通向上方某处”。怪诞又浪漫，像费里尼电影中的场景。日常的基础设施被移植到死者的城市，变得超然。

一条阴影交错的长廊让人想起古罗马市集与修道院回廊。柱列延伸至消失点，纯粹的秩序。透视消失点传来公路车流的嗡鸣——永恒的几何的沉寂被短暂的动态高速扎破。回廊像是介于死亡与生者之间的通道。

公墓中的脚手架式结构（骨灰龛前临时搭建的钢制楼梯与平台）让人直观感受到一种临时性。这些设施并非纪念碑式的永久，而是为了让生者在短暂的探访中能够触及死者的空间。它们轻盈、功能化，甚至带着某种施工状态的未完成感。与骨灰龛的永恒网格形成对照，脚手架仿佛是“活的建筑”，因为它随着人的行动而被赋予意义——上升、停留、献花短暂进入死者的秩序，然后又退出、消失。而在差不多的年代，索特萨斯在《微环境初步方案》（1971）中探讨建筑作为“活的容器”的可能性。他的微环境装置强调人的使用、互动与即时体验，轻盈、可变、充满即时性。索特萨斯通过这些“微环境”建筑不是冻结的物体，而是与生活和身体共同呼吸的过程。

罗西也有这种临时性逻辑，并将其转译到死亡的语境。圣卡塔多公墓的脚手架式结构不仅仅是功能设施，而是象征性的过渡空间，它提醒我们：生者在死亡的城市中永远是临时访客。罗西在这里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死者的空间 → 永恒的网格、重复的骨灰龛、几何的秩序。生者的空间 → 临时的脚手架、可移动的花卉、一次性的停留。下方的龛位已经摆满，上方仍留空位。网格可以无限向上延展，穿透生者浇筑的混凝土墙，直至顶部开口处的蓝色穹顶。这种“无限的垂直”让死亡的秩序显得无尽，而生者的脚手架只是暂时的接驳。在德里达的幽灵学视野中，这种悖论尤为清晰：幽灵既非全然在场，也非彻底缺席，而是以痕迹的方式构成当下。罗西的类型学正是这种“幽灵的逻辑”：它是过往形式的残影，仍然支配着今日城市的秩序，却又已与其原初语境脱离。在圣卡塔多，类型学的重复与网格不仅暗示现代社会的匿名化和同质化，也在每一个壁龛的空洞里暴露出不可替代的个体死亡。这里的“死者之屋”因而成为双重的幽灵：一方面被历史的城市类型所缠绕，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困扰生者，使他们直面自身空格子的缺席。

干硬的网格被生命填满，这些龛位因鲜花而绚烂，走廊仿佛成了花市（葛老师语）。

从整体上看，圣卡塔多公墓像是一座缩小的城市。中央的空地让人联想到罗马广场或市民广场：一个由建筑群围合的市民场域。在这里，它成为一个空旷的舞台，死者在此“聚集”于沉默之中。围墙与骨灰堂的排列建立起一种城市网格，拥有街道、走廊与广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墓地公园，而是一座规划过的城市，像古罗马殖民地一样清晰可读。罗西将意大利城市的逻辑转译为殡葬规划：空间的等级（广场、街道、庭院）、清晰的几何秩序，以及模块的重复。公墓由不同的“住宅类型”构成，映射着社会生活。通过这种方式，罗西营造了一种居住等级，就如同一座城市同时容纳茅舍、公寓与豪宅。

在边缘，未完成的墙体突然中断，并非单纯的缺席，而是解剖出一个可以被恒长拉伸的剖面。像一种连续性的指示：一种指向“本可继续”的手势，使建筑保持开放的未完状态。

罗西原本就把公墓设想为一座“城市的片段”，而在这里，这个片段被进一步具象化：未完成、悬置，并在意义上永远等待着补全。

透过树林，可以看到生者的屋顶。公墓并未把自身完全封闭，而是向城市渗漏；死者与生者共享同一条地平线。这本是因停工留下的断裂，却成了诗意的阈限。不完整自身，成为这座公墓的悲喜剧真相的一部分。再理性的建筑，也无法把死亡“关合”。暴露的边界因而成了一种邀请：跨越的可能、两界对话的可能。在罗西的思想中，建筑总与记忆和废墟纠缠不清。

夹在两者之间的林带成为象征性的过渡地带，正如但丁在《神曲》开端所写，“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在人生旅途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幽暗的森林），森林承载着对死亡的茫然与惊惧——或许是进入地狱、炼狱与天堂的秩序之前，前路与目的地不明的痛楚与困惑。在此，树林承担着相同的角色：它立于理性的死者之城（骨灰塔、围合与几何）与偶然的生者屋顶之间。

罗西常把建筑描述为记忆的片段，而非完整之物。在他看来，城市由诸多部分拼合而成——废墟、纪念物、居处——它们的存续超越了建造者的生命。在《城市建筑》中，他谈论持久性与主要要素：那些即使社会更替仍然保有的形式，并强调，这些形式始终是不完整的，它们并非可封闭的总体系统。建筑作为介质，联通死者的市民秩序与生者的脆弱生活。照片中的未建成部位，恰好体现了这种哲学：它暴露结构、打断连续性，并让公墓保持开放。它与罗西的逻辑完全同频：建筑总是片面的，总是“先验的废墟”，总是被时间与死亡持续打断。那道通向生者屋顶的视线也在印证：死者之城并未封闭自守，而是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与生者共存。

墓地某扇窗外，一朵尼龙纺布的塑料玫瑰颜色艳亮，旁边固着着一坨鸟粪。这一幕荒诞却真实：玫瑰的意象常常象征着永恒的渴望——美丽、青春、爱——但这朵是一个片段的工业化模仿，冰冷、无生命；鸟粪则是最具偶然性的痕迹，是自然和生命的粗粝闯入，打断了死亡和理性想象的干净秩序。即使是最庄严的纪念，也会被滑稽与廉价所装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悲喜剧画面：人类渴望永恒的象征与生命的粗粝现实并置在一起。正如罗马悲剧中死亡被描绘为不可逃避的地平线，悲剧人物（如塞涅卡笔下的Phaedra与Thyestes）因激情与命运而毁灭，却在毁灭中确认了宇宙秩序的必然；而在普劳图斯的喜剧或民间哑剧里，死亡则以小丑、骗子或荒诞闯入者的形象出现，被笑声与狂欢所消解。秩序与荒诞、必然与偶然，是意大利文化中面对死亡的双重传统。正因如此，这一细节令我格外喜爱。像费里尼的电影一样，罗西也在谈论死亡的悲喜剧，但他的方式更为冷峻——他不营造狂欢的场景，而是搭建一个沉默的框架，让荒诞自然而然地显现。

圣卡塔多不是让死亡获得圆满秩序的公墓，而是一座框架化的废墟。处处，生者的类型学被移植到死者世界，荒诞与喜剧仍在延续。塑料玫瑰、鸟粪、耀眼的电梯牌——都在纪念中插入喜剧的温柔。

2020年，Stefano Corbo对骨灰堂的再演绎则源于另一种思想语境：后数字时代、全球危机与“超物件”（hyperobject）的哲学思考。而2020年代的再阐释，将这一“未完成”逻辑推向更大的尺度。Corbo把圣卡塔多公墓想象改译为“超物件”，不是单一建筑，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符号网络，一个无限可变的潜在矩阵：通过差异、复制、叠加、克隆的操作，解构传统秩序并揭示潜在的无限可能。在这里，死亡不再只是被秩序化的“持久事实”，而是一个系统的符号网络，能够生成新的空间语法。在这种语境里，死亡不再只是个体的终结或历史的集体记忆，而是行星尺度危机中的一个维度：如何在超越人类尺度的网络中重新理解生命与消亡。

由此，未来的墓园或许不会是圆满秩序的几何纪念，而是一种同时承认荒诞与生成的场所：既保留差异、偶然、未完成，也容纳超越个体与人类本身的尺度。换言之，圣卡塔多提醒我们：死亡的建筑不应是终结性的，而是“开放的框架”。这种思路为未来的墓园提供了可能：它们可能不再是固定的纪念碑，而是一个可变的，与自然、技术、时间共呼吸的场域，让生者与死者在持续的差异化与生成中保持联系。

作者简介

周纳米，SCAD建筑系本科在读。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图文版权归作者或来源机构所有。申请转载请自行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