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与喧嚣：丹麦现当代建筑

童话，民主，环保，幸福……似乎有很多词语可以概括丹麦的特质，曾经旅居哥本哈根的建筑设计师刘欣认为，“低调”一词，或许是对丹麦现代主义设计较为妥帖的评价。

本文由刘欣撰写，为有方2017年“低调和喧嚣：丹麦现当代建筑”考察线路的旅行前言。

詹森·克林特（P.V. Jensen Klint）设计的格鲁特威教堂（Grundtvigs Kirke）被誉为哥本哈根“城市之冠”，整个建筑用富有表现力的砖作，呈现出具有现代几何特质的空间形式，置身其中却仍然能感受到古典哥特建筑对于崇高空间的追求。不加粉饰的手工砖作，体现出对工艺的自信。整个建筑没有任何雕饰，更有助于凸显哥特式的垂直感，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空间纯粹性的表达，并带有现代极少主义的审美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鲁特威教堂实为现代主义在丹麦过渡时期的作品，既带有古典主义的平面布局和空间意识，又夹杂着现代主义的审美趣味。

斯蒂恩·艾勒·拉斯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在他的著作《体验建筑》一书中，对詹森·克林特精湛的建造技艺和原汁原味的砖作工艺赞不绝口。克林特去世后，他的儿子卡莱·克林特（Kaare Klint）成为教堂工程后10年的负责人，对教堂的最终建成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拉斯姆森和小克林特恰恰同时任教于丹麦皇家建筑学院，前者偏重理论层面，后者擅长实际建造，所以可以想见在这两位教员执教的建筑学院，格鲁特威教堂对后世丹麦建筑师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阿纳·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就是在这一时期就读于丹麦皇家建筑学院。格鲁特威教堂精湛的建造工艺，对材料本真性的追求，以及质朴低调的空间审美，深刻影响了雅各布森日后的设计。

约恩·伍重（Jorn Utzon）在丹麦皇家建筑学院学习期间，拉斯姆森和小克林特仍是该校教员。在某种程度上，伍重可被视作克林特学派的传人。克林特学派认为学生应该接受建造训练而非设计训练，应该向前人遗产和民居建筑学习——伍重的设计中确实可以看出克林特学派的这些特质。值得一提的是，教堂内的家具放置通常要求整齐划一，故经常使用条形长凳（pew）；但是小克林特却在教堂中使用了单把座椅，巧妙地用串联的建构方式将多个单把座椅连成长凳。这一别具匠心的处理其实和主教堂建筑对使用小巧的单一模数砖的坚持如出一辙，设计理念由父辈之处贯穿始终。

再往下联想，伍重“单元附加建筑”（Additive Architecture）这一设计理念，以及诸多作品，也是由单一的较小模块重复排列，从而形成有序的整体，例如弗雷登斯堡住宅（Fredensborg House）、金戈住宅（Kingo House），以及沙特阿拉伯吉达体育场（Jeddah Stadium, Saudi Arabia）。所以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伍重的确是克林特学派传人。

以上源流发祥于丹麦本土。而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欧洲大陆的连接国，丹麦的特殊地理位置注定了其他国家建筑师对于丹麦建筑的影响。

冈纳·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对于整个北欧现代建筑的影响最为深刻。丹麦最优秀的建筑师雅各布森、伍重都曾与他共事过，并且那时的阿斯普朗德已经完成了从北欧新古典主义（Nordic Classicism）向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转型。阿斯普朗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哥德堡法院扩建（Gothenburg's Courthouse Extension），其低调平实的立面、由功能出发的平面布局和以结构理性为基础的建构表达，都极大地影响了雅各布森日后对公共建筑的设计。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在雅各布森毕业之后的德国游学时期与之有过交集，虽然短暂，但对后者的影响十分深远。在雅各布森后期的作品中，密斯的影响尤为显著。无论是密斯式的SAS摩天楼，酷似范斯沃斯外置钢柱的雨棚设计，还是IIT式的公共建筑，都可看出密斯绵长且耐人寻味的影响。可以想象，雅各布森对于密斯在移居美国后的建筑实践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尊称阿斯普朗德为导师，受其影响可见一斑。而伍重在阿尔托那里工作时，阿尔托的经典作品玛利亚别墅（Villa Mairea），以及自宅兼工作室（The Aalto House）已经完成，这两个建筑对于北欧建筑风格的普世定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阿尔托式的低调平常的建筑，此时也在伍重心中埋下了种子。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伍重旅美期间与之有过会面。伍重造访赖特位于西塔里埃森的建筑作品，在那里他看见了对原始材料的自然运用和手工砌筑产生的粗粝质感——它们对伍重日后的设计或许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伍重1949年在美国拜访伊姆斯夫妇（Charles & Ray Eames）之时，正值由《艺术与建筑》（Art & Architecture）杂志赞助的Case Study House实验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场实验的主旨就是使用廉价、高效的预制模块化建造方式应对战后数百万归国美军的住房需求。伍重拜访伊姆斯夫妇时，他们设计的Case Study House No.8已经建造完成。1952年伍重在丹麦的自宅建好以后，实验的核心成员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曾到现场参观。所以或许有理由相信，伍重日后发明的Espansiva木结构拼装系统及其对预制化建造方式的偏好，可能受到了伊姆斯夫妇及这场发生在美国的住宅实验的影响。

当然，丹麦建筑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影响。东方文化一直对北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建于斯德哥尔摩的日本茶室“瑞晖亭”（Zui Ki Tei）则是许多北欧建筑师了解东方建筑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伍重到访瑞晖亭后曾说：“瑞晖亭对于丹麦建筑师的重要性等同于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日本馆（凤凰堂）对于赖特的重要性。”阿尔托和阿斯普朗德也曾亲自造访，后者更在其就任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建筑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讲“Our Architectural Conception Space”中提出向日本传统建筑学习，并阐述了日本传统建筑中的现代空间特质——而低调、谦逊正是日本传统建筑最显性的特征。

丹麦本土仍然有一批保持低调特质的建筑师传承下来，毕业于丹麦皇家建筑学院的英格和约翰尼斯·埃克斯纳（Inger & Johannes Exner）这对低调的建筑伉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设计的项目大多是教堂，以及古建筑遗址修缮更新，设计特点包括空间氛围的营造，砖、木、钢多种材料的巧妙配合，精妙的节点设计，以及新老建筑细腻妥帖的处理。从他们的设计中很容易看出前人的影响，但是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

从上述对丹麦建筑的本土谱系及外来影响的梳理中可看出，无论是本土谱系下的克林特父子、雅各布森、伍重，还是埃克斯纳夫妇，或是外来影响谱系下的阿斯普朗德、密斯、赖特、阿尔托、伊姆斯夫妇，以及东方建筑。尽管他们的作品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但是总体上仍能从中发掘出许多共性：平实简约的空间氛围，自然素材的建构表现，洗练精确的细节构造。这些共性糅合着丹麦建筑师自身的民族性格，承载着传统丹麦建筑的空间特质，在丹麦常见的阴雨天里，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低调平实的气质。

上述建筑师之间的师承关系和相互影响，基本上都发生在当面交流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相对简单、清晰地厘清。而在21世纪的网络社会中，各类媒体和出版物上充斥着大量建筑信息，欧洲各国建筑师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国际竞赛项目成为事务所主要的项目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建筑界显得愈发躁动，丹麦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Alejandro Zaera-Polo（FOA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普林斯顿的前院长）在EL Croquis杂志上发表的“Architecture's ‘Political Compass’: A Taxonomy of Emerging Architecture in One Diagram”一文中，遴选了全球范围内181家新兴的建筑设计机构，并对其政治主张（笔者理解为设计手法）进行了分类。丹麦的许多新兴事务所，如BIG、COBE、JAJA、JDS等，都被划分到“平民主义”（Populism）这个类别里面。

对于“平民主义”，作者有着这样的定义：“平民主义通过重新审视自我，与民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对新媒体抱以友好的态度，通过易懂的图解方式产生建筑形式。”这一表述确实可以让人联想到BIG等丹麦新兴事务所的设计方式，而丹麦建筑缘何从20世纪中后期的低调简约，短时间内转变成以大众消费、媒体舆论为导向的新锐设计，并借此操作方式一路高歌猛进，在世界各地大量中标并得到与日剧增的追随、模仿者，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

从Architecture's “Political Compass“图中可以看到，“平民主义”这一类中还包括了REX、HWKN、Ole Scheeren这几家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有着直接关联的事务所。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推测，库哈斯的OMA或许就是平民主义的滥觞。库哈斯从来不把建筑看作是分析的结果，而是将分析的过程本身视为建筑的创作。库哈斯特别强调分析图和叙事方式，在他看来，“分析图”才能反映世界不断变动的本质。建筑的形式就来自分析和设计过程中的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库哈斯的建筑更像是分析方法的结果，而不是他的设计结果。因此，库哈斯的建筑时常是其建筑图解的直接转译。BIG在1998至2001年间在OMA作为项目建筑师参与了西雅图图书馆的设计，在这栋建筑中库哈斯将图书馆重新定义：图书馆不仅仅服务于藏书的功能，而且成为各类型媒体的中心；库哈斯大力挖掘建筑的潜在社会价值，将公共空间设计得更为开放多元，希望图书馆能够成为城市的客厅，甚至希望借此解决“游民”这一社会问题。

这样看来，BIG之后的设计似乎完全遵循了库哈斯的路数，只是BIG的图解更加简单明了，并且与建筑成品有着更加直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应关系——甚至给人一种由结果倒推过程的错觉。

无论怎样，这样直接明了的分析图和叙事方式确实十分适应当下的建筑生产：建筑师帮业主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掘业主的潜在价值，并用易读的图解将概念兜售给业主和大众。例如众所周知的阿玛能源中心“大烟囱”项目，业主需要一个能源中心，而BIG给出的方案是“一个能源中心+一个室外滑雪场+一个会吐烟圈的地标烟囱+一场扩大宣传的网络众筹”——这样买一送三的划算买卖，业主岂能不开心？

这样的设计手法在如今的丹麦比比皆是。例如JAJA在北港设计的停车楼，设计概念是Park & Play，现在已经成为备受市民喜爱的运动场地：孩子在屋顶玩耍，大人在台阶上跑步，植物墙面消解了停车楼单调的体量，又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绝佳案例。可以说在BIG成名以后，其叙事方式首先是在丹麦本土被模仿、推广。又如COBE设计的筒仓改造住宅的项目，从分析图上看就与库哈斯和BIG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在丹麦众多新建项目中，绝大多数本土少壮派事务所都参与其中，项目的叙述方式也基本很类似。这也就契合了前文提及的Alejandro Zaera-Polo在Architecture's Political Compass图示中的分类。

不同于在1960-1970年代成长起来的建筑师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BIG这类事务所更偏好团队作战的合作模式，并拥有着幽默乐观的心态——这给予他们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能性，能不断挑战自己的边界。BIG的纽约世贸中心2号塔楼方案在将来有可能替换掉福斯特原先的方案，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时代，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一次可能的胜利。BIG的意识形态、思考逻辑、操作手法、表达方式，以及最终的呈现结果相辅相成，更趋近于新时代的需求，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上世纪初詹森·克林特设计的低调庄严的格鲁特威大教堂，到当下以BIG为代表活跃、先锋的丹麦新生代建筑师，百年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异化，造就了如今精彩纷呈的丹麦建筑图景。伍重的成就或许源于他自身非凡的建筑天才，BIG的成功或许是与新媒体和大众良性互动的结果。

总之，丹麦建筑的每段历程，都上演着与时代相对应的“童话”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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