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林中墓园：建筑师的灵感之源

本文作者Tony Fretton（1945年— ），英国建筑师，毕业于AA建筑联盟，以设计住宅和公共画廊建筑闻名。原文刊载于bdonline.co.uk，由建筑师龚晨曦翻译于2015年，已获作者与译者授权。

Tony Fretton解释了为何阿斯普朗德与劳伦兹设计的斯德哥尔摩林中墓园（Woodland Cemetery）会以其冷静的美，以及有力的象征性，成为值得建筑师一再探访的地方。

15年前的冬天，我去斯德哥尔摩做演讲时，第一次看见林中墓园。它的构成之美，在雪中更加鲜明。

这个巨大的景观中包含一些很冷静的东西。日常生活很少给予我们这样的时刻。在那里看见的每一处，都是可爱的事件，它们在经验上粘结为一个整体。

墓园的力量蕴含在景观之中，这是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和劳伦兹（Sigurd Lewerentz）年轻时赢得竞赛时形成的想法。阿斯普朗德在这个墓园项目上工作了25年，他的风格随着他对现代主义的探索而变化；劳伦兹则不得不在工作10年后离开这个项目，设计了其他优秀的建筑，比如位于Klippan的圣彼得教堂。

墓园的竞赛方案完成于1914年，那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建造高度抽象的建筑。相比之下，阿斯普朗德和劳伦兹对传统元素的重新发掘，以及他们对感性的拥抱，看上去似乎老套得多。但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外，还有很多条路通往现代。Schinkel在古典主义中找到处理现代工业社会的功能与社会问题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阿斯普朗德和劳伦兹做了同样的事情。

林中墓园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正在增长的城市人口的亡者，这既是功能上也是意义上的问题。

火葬是一个答案，对此劳伦兹可说是一个专家。主要由劳伦兹负责设计的墓园景观，是解决这个新方式功能与再现的问题的主要方式——把火葬部分置于地下隐藏起来，为地上的礼拜堂们提供了重要的环境。

景观的象征性动人而有力，却并不是通过强调某一特定信仰来达成。瑞典那时候已经开始承认其人口信仰的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墓园的景观甚至是异教徒的，例如浅水池，圣十字礼拜堂前被炽烈火盆包围的室外灵柩台，还有它们背后山顶上扭曲的树。

通过对古代文学与建筑的微妙参考，墓园里的建筑与景观，有一种真实意义上的出生和重生。通向墓园的入口一侧是山，另一侧是墓地和教堂，导向圣十字礼拜堂的前廊，这强有力的非对称组织方式宣告了这一点。这个礼拜堂的尺度可以举行国葬，它正门的“窗—墙”可以整体降到地面以下，为前廊下聚集大量人群提供了空间。

相比之下，更远处的林中礼拜堂，是一个为少量人群举行慎重仪式的场所，而劳伦兹的复活礼拜堂则提供了一个朴素而有尊严的经典礼拜场所。

当我还在在AA学习的时候， 阿斯普朗德的作品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相反，我们关注的是Cedric Price和Hannes Meyer这样的建筑师，功能与形式密切地重合。我喜欢他们的观点，现代建筑应该从常规的意义中解放出来，简单地为社会性和使用者的阐释提供条件。我也对适用性的建筑形式很感兴趣，使用者可以无意识地，甚至粗鲁和破坏地使用。

与此同时，我被Geroge Baird的书《建筑中的意义》（Meaning in Architecture）影响，它描述了勒·柯布西耶和Lannis Xenakis在Philips Pavilion中的尝试：他们试图从功能直接推导出形式，但发现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很多决定必然来自直觉和先例。

在我的毕业项目中，这些立场互相影响，那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建筑，位于彬彬有礼的南肯辛顿区，在那里通过它和阿尔伯特厅、帝国学院实验室的斯巴达式形式的关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在我设计Lisson画廊的时候最终融合起来，我理解到，通过极少和概念艺术，意义和使用可以如何共存。

当建筑可以提供这么多有趣的非视觉品质的时候，只是纯粹基于形式的原因来创造建筑，在我看来是毫无理由的。

柯布对我们这一代不如对我们前一代建筑师那样有影响力，他被前一代建筑师看作形式和概念的大师（master of forms and ideas）。我们这一代眼中的英雄实践者则是史密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他们的灵感之源阿斯普朗德，那时在我看来如同一个做装饰的人。而劳伦兹， 我通过AA的展览和珊迪·威尔逊（Sandy Wilson）得以知道，他对材料性鞭辟入里而极具存在性的理解，对我而言更为重要，更有影响力。

尽管我很喜欢阿斯普朗德的建筑，我不能说他对我的作品有任何影响。我在他的作品里看见曾在红屋（William Morris的自宅，译者注）中抓住我的现代性与传统的互动，通过斯特拉文斯基、乔伊斯和毕加索，更加强烈地触动了我。林中墓园的建筑和景观自信地处理了那个时代集体功能与再现的问题。现在那些问题已经成为规范性的，或许不再当下，但我必须以其可能未被设计者有意识考虑却显示它真正伟大性的品质，而将它作为历史艺术作品看待。在这其中，我警惕彼得·艾森曼在他的《十个经典建筑》一书中设定的立场，即只在建筑作品的形式和可讨论方面中看到价值，而无视其功能，或者按我的话来说，人类的参与。

林中墓园远远比死气沉沉的东岸理论富有活力，因为阿斯普朗德对于理解人类的经验并在他的建筑中创造人类的经验，具有真正卓越的技术。

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必须更为严格地处理，应考虑到建筑的纯粹文化方面与它会被使用和误用的方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在这方面，Hannes Meyer和Cedric Price设定的立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Alan Colquhoun最近重新出版的论文集中明智的诚实性所具备的重要性。

不管何时我在斯德哥尔摩，我都会再访这个墓园。你必须去看它很多次，而且要在不同季节里看，才能了解到它的不同方面。

一个宁静的沉思之处

——Pamela Buxton

阿斯普朗德与劳伦兹在1914年斯德哥尔摩新墓地的竞赛中联合赢得第一名。阿斯普朗德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25年直到1940年去世；劳伦兹则工作了10年，1925年完成复活教堂后被移除出项目组。

墓园占地100公顷，以前的旧矿场被转化为由松林、草丘、墓地与礼拜堂仔细组合而成的景观。访问者先抵达火葬场有力的前廊，再之后是充满了纪念氛围的松树林。阿斯普朗德的第一个建筑是1918到1920年建成的谦卑的林中礼拜堂，它把古典主义和瑞典的本土建筑组合起来。他设计了所有的家具，包括蜡烛台，以及一个盛土的盘子，可以把土撒在棺材上。

1935至1940年间，阿斯普朗德完成了火葬场，以及信仰、希望和圣十字礼拜堂。每一个建筑都有自己的前厅和院落花园，在那里可以私密而安静地沉思。与劳伦兹严肃的复活礼拜堂一起，这些建筑提供了可容纳不同数量的哀悼者以及创造不同氛围的，可选择的葬礼地点。

在火葬场举行的第一个仪式是1940年阿斯普朗德自己的葬礼，按Tony Fretton的说法，是“一个奇妙的姿态”。所有经由主要路径去他的礼拜堂的来访者，会经过他谦卑的墓碑，上书“His work lives on” 。

在仪式中，形成火葬场背景的“窗—墙”会降低至地下，来移除室内与林地之间的屏障。

1994年，林中墓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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