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梁思成和他的时代

▲2013年底，朱涛在深港双年展“建筑评论工作坊”公开讲座中，讲授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和建筑形式批评。（图：张超）

寻找梁思成和他的时代

文：Annie

香港《号外》杂志（2014年3月）

朱涛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走进故纸堆，走到这个留下了无数传奇与韵事的大师身边，看他留下的文字、设计草图，研究他的专业理念，体会他的社会志向、现实处境、还有身不由己的挣扎、错了也无法再回头的选择……时而感佩，时而叹息；有时忍不住，想要穿越并不太久远的光阴，伸手拍拍他的肩，像熟悉的朋友一样，对某个隐藏起来的狡黠事件报以会心一笑。

梁思成无疑是个热闹非凡的名字。在建筑学界，他是为中国建筑史开疆辟土的大师，也是一代建筑风潮的引领者；在社会与思想史上，他是以追寻现代中国为使命、积极参与变革的重要知识分子代表。但真的走近他的时候，建筑学者朱涛却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冷清。

梁思成？──“在民族的艰困时刻构筑起中国建筑史的伟大学者。”“49年之后很挫败，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及老建筑的整体规划方案，但没有被采纳。”“盖了很多有‘大屋顶’的房子。”今天如果问一个中国建筑师对梁思成的认识，撇开和大众共享的关于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的情感逸事之外，大致就是以上三点，难有更多。建筑师们普遍不认为这位大师的思想历程和当代的建筑发展还有什么关系。而在建筑学界，梁思成研究是冷门课题，学者的专业理论批评常常抽离了动态的时代语境，难以提供更广阔的思想史视角。在学术圈与大众传媒的交界处，则充斥着抽象的赞颂和缅怀，更不要说戏剧化的民国式风流传奇。

在今天，回看梁思成和他的时代所经历的一切，还重要吗？他在西方建筑话语对中国建筑史的曲解和垄断中，在日本学者取得成就的激励下，为中国建立起一整套自主的建筑范式的求索过程还重要吗？那个虽然激荡但已经湮灭的时代里，他的心路历程和学术选择，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还重要吗？对长期浸淫在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里的年轻一代学者朱涛来说，这同样不是天然有解的问题。他近日出版的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引起相当热烈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源于他的“捞过界”。不是中国古建筑史的专家，有什么资格对梁思成说三道四？他的动机是什么？最激进的评价不外乎是。

在1月北京新书发布会的讲座，以及此后的数次专访中，朱涛细细解释了自己“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原始的关怀出发点。这来源与当下中国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也与新的全球化体系中，西方话语对中国建筑的任意曲解紧密相关。

1、

2006年，37岁的建筑师朱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这是他在纽约的第8年。挤满了这座城市的先锋思想、前沿理论、前卫艺术像迷幻药一样吸引着他。他每天往返在四五个殿堂级学术机构之间，从早到晚地听讲座，在抽象的建筑与艺术观念里，一个猛子扎下去，没想过要回中国，甚至连回头看一眼都还顾不上。

而这时，“中国”已经逐渐成了纽约建筑圈的时髦话题。大学课堂纷纷开课，讨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到中国淘金，网罗那些遍地都是、预算高得惊人、什么样式都可以接受的大项目。

曾在上海、深圳、珠海等地做过七年建筑设计的朱涛却在这时，逆反地排斥着“中国热”：他推掉了大学发出的教授中国城市化课程的邀请；博士论文不写最熟悉的中国，偏偏选择欧洲古典建筑研究。回想起来，他说，一方面是少年意气──“根本不屑于以自己的中国资源作为资本来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羞于追赶时髦，更对许多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理解失望透顶：“很多人从来没去过中国，却夸夸其谈，那些观点肤浅得都不值得交流”。

就是在这样一种厌烦中，朱涛在哥大的一次讲座里，听到德国建筑师Ole Scheeren讲述在中国的经历。Scheeren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和OMA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们正在设计的项目是中国CCTV新总部大楼。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最常见的质疑：为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设计这么一栋巨大、张扬的楼，是不是有违建筑师的伦理？Scheeren的回答听起来十分雄辩：首先，CCTV的巨大尺度不是建筑师的选择，而是业主自己决定的；其次，“这就是万事皆有可能的中国！”朱涛在博客里细致地记下Scheeren的理论：“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一个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路上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有一种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还有一种特殊品质：不后悔”，“西方精神中长期就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化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状况的粗暴抹除……”

朱涛至今还记得听到这番言论时，血液直冲头脑的感觉。“我听过太多幼稚和扯淡的关于中国的言论，但没有什么比Scheeren的话更深地刺痛我的心。”在Scheeren举了大跃进时期（1958﹣1959年）中国的“国庆十大建筑”做例子来证明这个国家具有随时彻底转变自己的“魄力”后，他站起来反驳：“你赞美国庆十大工程，但你忽略了那时候中国的乡村正有几千万人饿死；你说北京拥抱变化，但你忽略了当代北京成了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他知道讲这些没用。这些到底和Scheeren没有关系。对外国建筑师来说，中国是开盛大party的试验场，只要操纵好有限的中国知识，就可以玩得尽兴，盆满钵满，再回到西方建立起自己的“新”话语。他们很少真正关心中国问题，因为埋单的不是他们。问题只有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自己消化：生态环境、城市规划、人口就业、土地……朱涛心里明白，更可怕的是，Scheeren是对的：那所谓“神奇拥抱变化”的“能力”和“不后悔”的“品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问题的死结，它方便了来来去去的人们大赚快钱，却把伤口更深地锤进土地和每一个居民的灵魂里──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刺痛朱涛的正是这种苦涩和焦虑感。他第一次对纽约产生了厌倦：“你看到那么多智慧堆积在这里，在这些无用的空间，变成纯话语；而在中国，这么需要智慧的地方──所有的理论话题在中国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可能促成巨大转变，但却那么少的知识积累。”

他开始大量地读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生态的论述，并终于决定回国。“先进的计算器技术可能带来建筑革命，而这种技术转移最可能大规模地在中国发生；前沿的城市研究可能帮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少走弯路……”在滚滚向前不可逆转的中国城市化大潮中，作为建筑师，要修出有时代意义的好房子，作为学者，要提供最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规划研究——2007接受聘书前往香港大学任教时，这是朱涛热腾腾怀揣着的“中国梦”。然而不到一年之后发生的四川地震，以及紧接着的奥运工程，让他意识到，问题远比这复杂得多。

2、

2008年，大量中小学校舍在震灾中垮塌，朱涛联合不同领域的朋友迅速行动，考察、撰文、呼吁、筹款、设计……“灾难之后的反思有可能带来彻底的改变，台湾的921地震重建正是如此！”在这个期冀下，他满怀激情要发起中国的“新校园运动”。投入巨大精力忙碌了几个月之后，政治的阴影从各个角落爬出来，迅速吞没了一切。随即，是以明星建筑点亮的北京奥运炫目登场。一厢情愿的“新校园运动”除了修起五栋新乡村校舍外，所谓“运动”，连个泡沫都没有留下。灾难也变成了一场歌颂，然后迅速被遗忘。

这让他在现实经验里，再次痛苦地想起Scheeren的话：不后悔的中国人。

比起怎样姿势更帅地奔向未来，如何面对过去，这成了更根本的问题。

短短百年的当代史里，比四川地震惨烈的灾难不胜枚举。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中，多少中国人有兴趣、有精力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进行有深度的反省？表示后悔？这些历史里又实在有太多社会和人的灾难，值得我们好好后悔”，朱涛说。他意识到，今天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缺少高新技术或者前沿理论，而在于缺乏均衡、理性的决策，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正等社会矛盾，“而要深入理解这些矛盾，很重要的工作是展开历史性分析，恢复历史经验的连续性”。

同时，正如垮塌校舍与奥运工程的强烈对比所揭示的：建筑，作为耗费巨大资源、同时兼具社会功能与文化符号意义的系统工程，因为它天然的政治性，从来不能置身在历史的苦难之外。“大家在阅读建筑上，往往都持非历史化的态度——似乎我们面前的房子，都没有历史，只有形式。将建筑和建筑生产从真实的社会状况中抽离出，单纯地赞美其形式，以美化权力，遮盖社会深层矛盾，不也正是官方的思路？”朱涛说。正是由四川地震开始，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动态表现，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形式美学，成了他最关切的命题。

2008年底，《南方都市报》发起“中国建筑传媒奖”。朱涛作为该奖的学术策划人，提出“走向公民建筑”的宣言：“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在鸟巢和水立方代言了2008年的中国形象时，这一年，“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委会将最佳建筑奖颁给甘肃庆阳用夯土修成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

2009年，朱涛改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从欧洲古建筑180度转身，转向研究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国庆十大工程（北京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兴建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项大型建筑工程）。Scheeren三年前演讲时所举的这个例子一直在他心中萦绕不去：一边是首都巨资修建的建筑工程，另一边是乡村中数千万人饿死，这两者几乎同时发生所形成的残酷和荒诞感，令他深受震动。“我意识到关于大跃进和国庆工程有两套历史知识，一部社会史和一部建筑史，这两部历史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让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是在讲同一个时代。”而凝结了一代人智慧的建筑艺术成就，究竟是如何成了一个最黑暗时代的纪念碑？他决定回到大跃进的历史语境下，从建筑专业与社会的双重角度来分析十大工程。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58、59年的历史瞬间，需要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而在这一段历史里，无论分析建筑设计风潮的变化，还是建筑与社会的关系，都离不开对梁思成这一中心人物的考察。”朱涛回忆，这也正是《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成书缘起。

循着一个接一个问题，从西方回到中国，从当下回到历史，绕了一大圈，走近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对研究者来讲，这当然不是轻松的旅程，相反，是足够痛苦与难堪的。尤其是看到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的经历：怀抱理想，漂洋过海求学归来，在满目疮痍的祖国带着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建立起“中国建筑”范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弊病，满怀希望社会主义政权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发展出美丽新世界；没想到却在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在风云诡谲的政治迷局里，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最终折断，理念也在政治的操弄下彻底任意化，建筑师再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痛苦的梳理过程中，朱涛意识到，无论对梁思成本人还是他所处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其中的重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反思。而历史远没有结束，梁思成那一代建筑人所面对的建筑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政治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建筑师被权力裹挟的局面，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在书的最后，朱涛写：“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于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是如何与这个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朱涛说，他把这本书看成一个作业，“是建筑师走自己的路之前，先给前辈交出的一份答卷。梁思成是20世纪中国建筑最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理解，没有对话，新篇章从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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