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精神：瑞士现当代建筑 · 前言

20世纪最有影响力与创造力的建筑师中，许多来自瑞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马克思·弗里施（Max Frisch）、维尔纳·弗雷（Weer Frey）、杰克斯·施维德（Jacques Schader）、雅格布·兹韦费尔（Jacob Zweifel）、弗兰兹·弗埃格（Franz Foeg）、斯特斯·达辛登（Justus Dahinden）、西奥·置茨(Theo Holz )等等。

这种影响力与创造性在当代并无任何衰退的迹象。马里奥·博塔（Mario Botta）、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Jacques Herzog and Pierre de Meurons）、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已是瑞士建筑的名片。而在其身后，还有一批作品水准很高的建筑师，例如马赛尔·梅里（Marcel Meili)，克里斯蒂安·苏米（Christian Sumi），吉翁·卡米那达（Gion Caminada），安妮特·吉贡（Annette Gigon），迈克·圭亚尔（Mike Guyer），瓦莱里奥·奥尔加提（Valerio Olgiati）等等。

影响力与创造性也并非仅限于建筑之中,作为精通地景的结构工程师约格·康策特（Jurg Conzett）,善于将结构引入空间的建筑师克里斯蒂安 · 克雷兹（Christian Kerez）,一边追述着（Hans Ulrich Grubenmann）和（Johannes Grubenmann）木匠兄弟的传奇，一面延续着罗伯特· 马亚尔（Robert Maillart）以及海因斯· 伊斯勒（Heinz Isler）在二十世纪开创的成就,在结构以及景观方面给人以持续的启发｡

▲ 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

这一卓越的群体为实地的建筑访问提供了品质的保证,也为旅行的设计带来了拣选的难度。因为瑞士建筑并非是“孤峰傲立”，而是“山峦起伏”。作为多山、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瑞士建筑的内部世界无论是差异的显着程度，还是差异的奥妙之处都是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

从地理上看，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横贯瑞士中南部,占全国面积的60%，较高的谷地存在冰川，瑞士境内的冰川面积总计达一千平方公里以上。冰川是如莱茵河、因河、提契诺河、罗纳河等主要欧洲大河的源头。瑞士全境还有超过1500个湖泊，包括了中欧及西欧最大的湖泊如莱芒湖、博登湖及马焦雷湖等，容量约占欧洲淡水存量的6%，湖泊及冰川占了瑞士全国6%的面积。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将瑞士不同地区隔离开，也将欧洲的东、南、西分离，欧洲因此无法统一成单一国家。1291年8月三个谷地共同体：乌里（Uri）、施维茨（Schwyz）和下瓦尔登（Unterwalden）签订了三州同盟协定，以抗拒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鲁道夫一世（Rudolf I）扩大王权和家族势力所带来的压力。这份同盟协议开启了瑞士联邦诞生与扩大的历程。

瑞士因为地理艰险、资源贫乏在古代并不受到欧洲其它平原国家的觊觎，而随着更多共同体的加入以及收容由于宗教改革涌入的新教徒，瑞士联邦收获了更多人口与实力，并因为地理的优势而向周边的平原国家输出工匠、管家以及卫士。因地形险要而显得边缘，而在平面位置上又处于四通八达的中央，这一看似矛盾、实则幸运的状态可以成为理解瑞士包括建筑在内的文化特质的一把钥匙。

▲ 莱芒湖

瑞士建筑在当代的持续演变需要溯源早期现代建筑运动。现代运动的建筑变革早期很大程度上由维也纳、柏林和巴黎这样的大知识中心来发起。这些建筑革新也传播到瑞士，由于是前所未见的物质和前所未见的方法，自然将威胁进而取代民间的、以手工艺方式塑造的、也是富于人性的建筑风貌。这种传统的中断在很多地区都引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瑞士则不同，它从中找到了便利发展的有利前提：既缺乏悠久的历史，从来也不需要（平原上常见的）矫揉造作的文化，这减少了新事物引进及前行的障碍。在此条件下，瑞士的现代运动实际上与大国的文化进展保持着同步。例如导致包豪斯（Bauhaus）的出现的德意志工艺联盟（Deutscher Werkbund，简称DWB）于1907年成立于慕尼黑，它将德国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与实业家联盟起来。而瑞士制作联盟（Swiss Werkbund）随即成立于1913年，并且实际上成为德意志制作联盟的一部分。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没有卷入战争，反而成为许多逃避极端思潮的艺术家、设计师、教育家的战前的或战时的避难地，他们如同冰川或湖泊般保存了长期发展所需要的“水源”。

科学发展与“工业革命”如影随行的背景是现代运动兴起的前提，它们带来分析性的思维并且推动社会走向专门化及系统化。在建造业中，与建造相关的具体材料、机器工艺与结构性能可以各自发展，与开发有关的资源、将要汇聚成的市镇，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机能从而以更复杂的方式互相链接，即使如场所、地质、风景等抽象议题，或者内部关系的基本组织，也都在现代思潮下值得反复挖掘。这些要素上的细分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无尽变化的可能性。

战后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理论缓慢演化，瑞士现代建筑如同其他发达地区一样，经历了明显的国际风格时期､强调结构秩序的时期（例如Atelier 5的哈伦住宅区项目)，面对新陈代谢的反应（例如EPFL校园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以及面向文脉、古典、乡土或者都市的符号学作品（例如 Bruno Reichlin和Fabio Reinhart的Vezio住宅以及众多的提契诺学派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转变并不象其它国家通常发生的那样，以翻转现代主义为目标。相反这些转变改变了现代建筑的教条而使它更具活力、历久弥新。在评论家Marcel Meili看来，瑞士建筑从来都没有背弃现代主义，反而产生了一种高度具体并且十分丰富的文化现状：早期不拒绝现代运动，后期也不与之断离（注一）。现代化如果自然而然发生，由民众自主决定，并不引发大的冲突，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化”也就不必要发生，它也会逐步、自然地走向多元化以及当代化。

▲ 哈伦住宅区（Halen Estate）鸟瞰

在当今的瑞士建筑，符号、参考、源头并不再被强调，理解建筑的意念需要深入到建筑设计本身，这也就是说：怎样处理项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呈现的意义。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发挥着大的作用。一个是设计的理论，另一个是批判性的立场,后者需要是历史性的，或者说是基于延续、演化的背景下的。建筑的目的始终不变——仍然是建造具体的房子，但在瑞士参与一个方案竞赛，也意味着设计者需要给出一个清晰的立场。由此建筑师们需要不停地思考与界定自己的设计方法，当代瑞士建筑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也来源于此。

瑞士建筑的信念之一是设计真正的语言应该也必须来自建筑的制作过程。传统的引用自原型及符号的建筑形式已被源自建造过程的材料与形式所取代，这一过程涉及从观察、构想、尝试、发展到实现的完整过程。建筑形式不再是被投射出来，而是通过更“自然”、更动态的方式为建筑师捕获。

赫尔佐格的实践引领着这类设计策略。赫佐格与德梅隆1986-1987年在劳芬（Laufen）设计的利口乐仓库（Ricola storage building）是其中之一。赫尔佐格提到这个仓库的立面是来自石灰石矿的分层,它与当地木材加工厂里的､等待自然风干的木板垛也很相似。这两者都是仓库。意象也都和堆积材料所带来的结构空间效果相关，也易于在设计室里通过模型及模型材料来研究。

▲ 利口乐仓库（Ricola storage building）（赫尔佐格与德梅隆）

▲ 利口乐仓库（Ricola storage building）室内

从符号向材料的转向伴随着建筑师们将建造本身象征化的过程。例如克里斯蒂安·苏米与Burkalter1991-1993年设计了位于Turbenthal用木板条包裹的系列森林工作站，立面的木头板子留出了很大的缝隙，这些缝隙的宽窄及其方向在技术上没有必然性。这些板子所形成的竖向和水平的形状帮助建筑师获得了一种对比的效果，它们让建筑综合体的两个部分形成不同的表达，要么是垂直挂装的，要么是一层层叠起的。它们的内里拥有着非常不同的行为。材料的使用在不违背构造逻辑的前提下，通过简单的色彩、方向变化带来了表意与体验的多重价值。

建筑师卡米那达在弗林（Vrin）的系列新型井干木建筑和卒姆托的建筑同样享有盛名，他在建造方式上遵循井干式建筑特点，墙体端部咬合强调这类建筑的编织特点，但他创造的场所和空间属于当代，并以此接续了地区文化及本土生活。他的工作也为当代木建筑及轻量建筑的发展建立新的视界。

▲ 弗林（Vrin）的新型井干木建筑（卡米那达）

源自建造的材料与形式不必然带来情绪和感动。只有通过材料关系所引发的兼具戏剧化又自然而然的效果，设计师才能幸运地激发人类情感，产生强烈的身体经验。1996-1998年瓦莱里奥·奥尔加提设计的在帕尔佩尔斯（Paspels）的学校里的教室从顶到地用木板覆面。这跟混凝土的走廊形成了对比。教室内的窗高且薄，室外景色触手可及，走廊的窗宽而深，适合远望。这一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区别了停留与运动，而学生踩到木板上的温暖声音和踩到混凝土上的冷感并不一样，这一人造空间带来洞穴的感受，创造了不变的记忆，最大限度地摒弃了人工的符号系统。

卒姆托的浴室像采矿场一样被置入山体。泉水通过岩层的地质构造到达地面，进入一个人造的岩石宫殿，人们在此被隔离于山谷风景以外，却在地下洞穴，室内、还有室外体验着更为抽象的自然：水、光、温度与湿气。高度、阔度、狭缝、高差、台阶在简单的组织原则中，制造了平静、丰富、戏剧化的体验。这里空间经验就是材料、质地和音效，就是情绪或感觉。

▲ 瓦尔斯温泉浴场（卒姆托）

这种对于材料及其工艺的关注，以及对材料所唤起的感觉的关注，常常既出现在建筑的内部，也出现在建筑的外部。瑞士常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反向词语——诚实与反常——能以奇妙的方式汇合到一起。诚实指的是忠实于建筑材料本身的可能表达，而反常则强调发掘日常材料，赋予它们通常不会使用的方式和目的。

建筑设计可以受着很多理性原则以及纯粹化的目标的指引。但项目的发展却不可能是毫无挣扎。这种挣扎有时被建筑师以谐趣､幽默或者反讽的方式留存在建筑中。如同留给善于思考的观众的一些提示线索。在靠近米卢斯（Mulhouse）的第二栋利口乐（Ricola）仓库建筑身上反映的更是明显。在1993那栋建筑身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处理必须的有组织排水时，故意让雨水从屋面流过建筑侧墙，从而日积月累地在混凝土墙身上流下不同金属板的腐蚀印迹，成为抽象又具体的自然绘画。巴塞尔铁路信号站上的铜皮折弯既是焦点图形，也是偶发特征，既是法拉第笼的技术需求，也带来视觉的戏剧变化。1996-1998年奥尔加提在帕尔佩尔斯的学校设计的教室，貌似方形，但却采用了奇诡的、如同误差般的转折角度提醒教室空间的细小不同。奥尔加提Plantahof Auditorium礼堂的异样支柱斜向刺穿了简单的单坡量体，在室内外制造了令人瞠目的效果｡这些形式特征的出现更多是基于发展中的捕捉而甚于预先规划。

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是当下世界建筑界的明星，他的著述名称“不确定的确定性”（或者确定的不确定性）直接反映了这一点。他将设计看作智慧的冒险，需要摒弃从一开始就能料想全部、以及使用常见手法的方式。因此结果的偶然以及意图的不纯粹性将十分常见。和其它瑞士建筑师一样，克雷兹也强调基本主题：材料与空间的冲突，但他尝试一条更艰险的路径：如何从单纯的结构（承重)中创造出单纯（迷人）的空间。

▲ 洛伊申巴赫学校（Leutschenbach）（克里斯蒂安·克雷兹）

▲ 洛伊申巴赫学校（Leutschenbach）室内（克里斯蒂安·克雷兹）

克里斯蒂安·克雷兹还以极端的方式反映着瑞士建筑设计方式的两种追求的融合。第一面即强调感觉的生成，如同艺术作品的现象学的侧面。其次的一个面，就是对于材料和简单要素的使用。评论家使用着民主化艺术的名词，因为简单要素与基本关系让观众可以重构图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变成了艺术的创作者。早期现代运动的艺术先锋已经相信，不会在作品之外存在先验的意义。“绘画必须由纯粹的造型要素所构成，也就是说，绘画是由色彩和平面的表面所构成的。除了自身之外，绘画要素没有意义，因此，绘画也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意义”。跨领域设计师马克斯·比尔（Max Bill）后来补充说，“绘画涉及到如何给观众一次机会，让他们去控制过程，展示给他们，艺术创作所使用的技法。”这种意识也反映在统领建筑师创作的那些规则上：严拒矫揉造作，也不需要大动干戈。专注于使用量体、结构、表面以及开口这些建筑基本要素，它们不同的重要性将促使重要吸收次要的部件，或者控制着次要部件,以获得最为原始有力的表达。

表面上看，瑞士建筑有一种倾向，建筑被设计成简单、清晰的几何体，这些几何体有着石膏静物般的形状、材料和色彩这些一眼看去大同小异的有时让人感觉形式一成不变，一个基本的量体配个高质量的表皮，似乎让初学者能够信心满满地使用瑞士盒子这一标签了。它们放在环境中显得十分安静含蓄，可能也符合罗西的理论中那种成为城市背景的普通建筑原则。

但真正的瑞士建筑不止于去适配环境。Roger Diener总结得很好：“我们就是要用一栋建筑在一处基地内，创造秩序。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跟基地之间，通过某种具有自主性的建筑物，去建立一种更大的和解。靠着这栋建筑，去把所有现存的要素，给整合起来。但是，这种整合要看建筑自己的逻辑，用建筑自己的方式或者说格式塔｡”(注2)简言之，新建筑需要增强场所。

这明显是一个说易行难的方向。卒姆托(1985-1988)设计的那个Sogn Benedetg小礼拜堂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建筑生动地展示了新(材料)形式和即有环境的关系。石制老教堂在一次雪崩中被摧毁了。建筑师没有再去碰那堆石头废墟，转而在新的礼拜堂身上使用了木头。通过这种方式，卒姆托让石头废墟刻写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同时，他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让他为这个水滴形状制造一个连续的外壳，卒姆托用条状桦树板皮包裹新建筑，树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去：这样，小礼拜堂就能够逐渐地从灰色，转化成为锈红。节气变化比如是晴天、风天或是雨天，也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建筑的身体体量。最终建筑的材料性跟形式紧密交织在一起，材料性支撑着形式的效果，形式让材料去表达它自身，而不是去代表额外的东西。卒姆托的小礼拜堂在一处斜坡的草场上显得很高，像一个威严的身体，也释放出一种灵韵，使得自己成为场所中的点睛之笔。

▲ 本笃礼堂（Sogn Benedetg）（卒姆托）

▲ 本笃礼堂（Sogn Benedetg）（卒姆托）

平庸的建筑师在面对当代城市的混杂时，往往只能依靠的尺度来产生冲击力，好像大体量建筑存在在那里就足够有力量了。这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常常见到，也可能是建筑师不操心建筑质量的一个间接后果。在瑞士人那里，场所的产生跟建筑的规模没有任何关系。吉贡和古耶建筑师组合（Gigon & Guyer）1996-1999在在苏黎世设计的信号站盒子。建筑身上的混凝土留下了木模板的痕迹，褐色混凝土色调让新建筑跟铁路上信号站的气氛混合在了一起。它是个带来车站秩序的建筑。位置横接铁路，屋顶有点向内折叠，用了金色的玻璃。它的出现让人们突然明白了基地的特征。信号站虽然很小，外形也异常简单，但通过对(周围)空间充满热情的改造，呈现了被压抑了的场所历史。通过增强场所的插建，建筑师摆脱了简单化的文脉主义：建筑师不用再纠结于跟随同一种建造方式、使用同种材料或是延续即有色彩，还把这些简单化的手法当成说服同行或游说客户的救命稻草。

在描述瑞士建筑的上述特征时，人们不免联系到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在《箴言书注》（Sentences of Peter Lombard）（注三）所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这个原理被简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样一种标准以及为实现标准使用的策略，仍允许多种解释的成果，就如同极简以及抽象流派的艺术作品。不过由于建筑语言并非是一种孩童的语言，它还需要有知识的观众，读懂建筑的建造过程,以及建筑建造背后的规则，最终方能触及那些至简之后的大道。

由于多民族､多语言以及各自民主发展的缘故,瑞士建筑师在延续现代主义时，产生了不同的脉络。例如格劳宾登建筑可以被粗略的归结为德语区建筑的一部分。但它在瑞士内部却是特征鲜明的一支。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地跨瑞士东部，州面积最大，使用德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Romansh）作为官方语言。可它人口密度最低,每平方公里仅27人（瑞士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人）。格劳宾登全境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区，接壤列支敦士登、奥地利的突出部，近邻意大利和德国，拥有莱茵河谷、高地、驿口的丰富地景。如果说瑞士建筑相对于欧洲可以被称作多元的集合，那格劳宾则是瑞士内部的多元集合。建筑遗存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在现代圣哥达隧道（Gotthard Tunnel ）修通之前，它一度是德国向南连接的唯一通道，因此领先的结构设计与施工一直汇聚于此。来自山地生活所需要的俭朴与自足塑造了设计必须着眼于必要资源的信念。这里的居住以山地村落形态出现，虽然建设量非常有限，但却造就了个性鲜明，侧重不同的建筑师。卒姆托对手工艺传统的坚持，卡米那达对于原木的钟爱，康策特将结构和地景融汇，克雷兹对于结构空间的执着，奥尔加提父子对于山区生活的发掘，其实都起源于这一地区。

▲ 贝林佐纳(Bellinzona)大城堡（奥雷利奥·卡斐提）

瑞士建筑的主流表述很大程度上为德语区建筑所界定。苏黎世和巴塞尔作为地处中部瑞士高原的金融与工业中心，在规模开发、工业材料使用、技术整合、城市发展上拥有特长。层出不穷的集合住宅方面的设计创新便是例证，例如近期的苏黎世的mehr als wohnen居住区，皮得·马克利设计的Hohlstrasse 78大楼以及Fickert Knapkiewicz设计的Heinrich-Wolff-Strasse 15小区。两间联邦工学院之一的ETHZ （另一间EPFL位于法语区洛桑｡瑞士和其它欧洲陆权国家相似，只有工学院由联邦拨款,地位卓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实践、理论、评论、教学的系统性互动使得该区域的国际影响力得以长期维持，理论家与教育家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建构表述通过肯尼斯·弗兰普顿的努力传播到全世界，而远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近至阿尔多·罗西的外国影响也通过大学的平台被引进到瑞士。

南部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学派”（Ticino School）因为马里奥·博塔的国际声誉变得为人所知。博塔作品也集中表述了这一区域阶段历史的特征：完形几何,逻辑有序的结构，复杂负型空间，触觉丰富的表面，讲究的圬工技艺。这一地区以它的湖山风光闻名，度假集镇散落其间。由如画风景所引发的城市、街区、量体、界面的关系，通过路易吉·斯诺奇（Luigi snozzi）在蒙特卡罗索（Monte Carasso）围绕着修道院进行的渐进更新得到了清晰呈现。奥雷利奥·卡斐提（Aurelio Galfetti）精美绝伦的立面设计，为贝林佐纳（Bellinzona）大城堡改造设计的兼具古典美与未来感的空间体验，也提醒了这一地区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Lombardia ）大区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师卡洛·丰塔纳（carlo Fontana），卡洛·马代尔诺（Carlo Madeo）以及著名的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 Francesco Borromini）也都出身于提契诺地区。

▲ 建筑入口与巨石的关系（奥雷利奥·卡斐提）

▲ 兼具古典美与未来感的通道（奥雷利奥·卡斐提）

瑞士法语区与其说它是瑞士的部分，不如说是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平原与山地高原接壤的国际地带，这里拥有的是矮小的丘陵地景。法语区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但他似乎先影响了法国，再在法语区受到承认，其实他早期的几个房子都在故乡，也包含着特征明显的试验。与勒·柯布西耶相似，伯纳德·屈米往往不被人注意到其实他来自瑞士，他在美法两国的工作远重于他的居住地。法语区有国际性的一面，各种国际组织和财团总部确定了日内瓦的建筑审美取向，保守、古典与规模宏大。与这部分建筑相对应的是法语区的景观设计，通过修补和完善这些权力建筑间的空隙，它将法语区的城市变得如同公园一般，从而弥补了平坦城市先天的景观缺陷。首都伯尔尼是瑞士权力集中的所在，距法语区也十分近，老城的保护享有盛名。有权力的地方往往也能吸附时尚，具有讲求异域情调与动感的另一面，劳力士学习中心（Rolex leaing center）、保罗·克利中心（Paul Klee Center）来自瑞士之外的大师SANAA和伦佐·皮亚诺，建筑物不约而同地被处理成柔软的景观。

▲ 劳力士学习中心（Rolex Leaing Center)（SANAA）

瑞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个角落，各个侧面都非常美丽，世界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个与之媲美的国家。瑞士的美虽然有大自然的恩赐，但更多的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尤其是在建成环境方面。瑞士人的工作合在一起回答了设计师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当微观个体的技艺上的“可能持续”与宏观层次的（社会的或者自然的）发展的“可以持续”互为依存，专业影响力能发挥至何种良性程度？答案显然是具体的：设计工作充满了无穷可能性，无论是在跨度虽大的建筑领域，还是在专门化的结构工程技术领域，都能开发创造力、引领变化、提供好的产品，强化场所并联络社区。而当两个层次的工作高度协调、分头步进时，专业影响力就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延续职业精神与技艺至人类后代。

一次旅行将让人们初识瑞士实景，但却不能体验方法与意图。从另一角度而言，甚至反生距离感。这就如同现实不等于照片，演化不是现状，问题也远非答案。当建筑空间浸入式的体验结束之后，历史意识与价值讨论可能被唤醒，它将是单一作品精细描述和分析的前提。

旅行真正的价值只在于开启大门，去获得更多事实，而不是让照片上的、走马观花的认知妨碍对它进一步的了解。事实上，当我在速写这个国家的同时，也在回忆着自己过往在此的生活，反思从中得到的长期滋养。瑞士的行程将具体呈现他山之石，来反求自身精神，重新架构方法。

文

朱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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