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方“建筑师在做什么”第137个采访。采访：有方特约记者林楠；受访：陈忱。

陈忱                                                   

reMIX临界工作室创始合伙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2010年获得伦敦建筑联盟学院景观城市学专业硕士学位，2013年获得哈佛设计学院景观建筑专业硕士学位，并获得当年最高毕业生设计奖。reMIX工作室三位合伙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这奠定了工作室跨界的主调性。

我在清华学习的六年是打基础的阶段，基础扎实是国内建筑系的优势。但如果毕业后直接去做建筑设计，我还无法直接定义自己是谁。

在英国AA的学习让我找到了一种不同的视角，重新反思并进行突破。在AA的研究生课程里有很多分支，比如可持续建筑、住宅，我最终选择的是景观都市主义，希望从这个角度可以找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

景观都市主义并不是建筑与景观两个学科的简单叠合，而是一种特定的建筑思潮。教授课程的老师都是建筑师，但他们都对当代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有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做城市设计，能接触到的面积基本在几万平方米之内，但在AA接触到的都是几十万平方公里甚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设计。

于是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跳入了一个崭新的尺度。最初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以前关心的那些问题，比如空间，情感，材质，光影，在这样的尺度下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新的尺度之下，什么是设计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完全是一套新的逻辑，也是我需要面对的一系列崭新的议题。我必须跳出惯常的视角，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逼迫自己去认知这样一个世界，所谓不破不立。当时接触到了一些生态学科的内容，老师在讲授河堤的设计时告诉我们不要用混凝土这种硬材质、工程化的手法去治理洪水问题，而是应该用更亲水的、渐变的方式来处理。允许更多自然的动态，让绿化区域每年都淹没两三次。以前建筑师关心的都是控制和确定性的问题，但生态和景观建筑师对这种自然微妙的变化非常敏感，从生态学的角度带来更多的多样性。这种关于人工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何时控制、何时放松，对我后来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迫使我从头去思考建筑师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空间干预。

在AA一年的短暂学习中，这种系统思维燃起了我对这个学科的巨大热情，所以后来去了美国的GSD，希望在破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个学科有潜质的地方，也会让我产生批判。我希望到一个更传统、全面、均衡的环境中，与持不同观点的人有一种碰撞，所以在哈佛选择了景观建筑专业。和哈佛的研究生同学不同的是，我很确定自己学这些是为了做建筑，只是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很多同学是建筑背景，学了景观之后有90%都去做景观了。

在伦敦的时候，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Nicola，还有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Federico。由于默契，我们决定成立reMIX。从字面上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突破学科界限的尝试，是介于景观和建筑学科之间的一种定位。

在保证委托项目精力投入的基础上，我们每年会关注一两个有针对性的竞赛，精准地筛选那些对我们有学术讨论和设计研究价值的竞赛。在我们没有接到类似委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对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议题保持思考。

有两个竞赛对我们非常重要，一个是深圳前海，一个是巴米扬项目。它们都是没有标底费的开放竞赛。巴米扬的场地非常契合我们的兴趣点，它处于一个政治敏感的地段，同时生态环境以及景观都是当地重要的文化遗产。相比其他场地，需要设计师更加谨慎与敏感。对于地形，我们有一套系统的精确工作方法。我们关注动线序列体验，以及视线对接。这个地段位于一个半山腰上，对面就是炸空的巴米扬大佛佛龛，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难得的场地。在建筑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整个场地却达到18,000平方米的情况下，景观与建筑设计之间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人工与自然的边界也是我们特别想探讨的问题。我们做的不是建筑，也不是景观，而是一个基础设施。这一次我们没有从平面构思出发，而是从剖面角度研究了当地的穴居形式。一方面研究了当地传统建筑的功能，另一方面研究了剖面光影上有纪念性的当代建筑，从体验材质氛围的角度去关注剖面。在经历了战乱之后，这样一个城市终于有了短暂的平静，他们需要一个市民文化中心。我们希望这个文化中心能够时刻提醒人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同时看到未来，又根植于传统历史文化。

对于这种纪念性的空间，我们对充满戏剧性的光影非常感兴趣。最终我们将不同类型的剖面顺联起来。最有意思的空间是两个剖面衔接的部分。总共有10个这样的关键帧。在第10帧上，建筑完全消失，人工完全消失，自然霸占了整个场地，营造了这样一个关键瞬间。第1个剖面上有非常具体的建筑，报告厅、美术馆等，严格的室内外划分。不仅要解决建筑如何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是突然出现、然后慢慢消失，还是慢慢出现、慢慢消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像电影导演一样—— 一系列高度流动的、自由的、诗意的空间和粗犷的材质背后，是一套精确的和极度理性的地形控制——这个项目几乎代表了我们所有的建筑诉求和关注点。

在做项目时，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就是动线。人在建筑中如何穿行？从场地上如何到达建筑？如何处理几个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连贯的、顺接的关系？还是迷宫似的、不寻常的、非线性的连接感？如何去组合空间的序列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有价值的体验。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年的实践，无论项目的尺度大小，动线都是其中一个共同的线索。

比如福田中学，一个高层校园项目。我们需要解决高层教室课间的通勤问题，于是在5层的高度上插入了一个连接所有教学楼的环路。这样就把一个高层建筑变成了两个多层建筑。这个环路不光是一种空间体验，而且能切实提高学校的运营效率。

另一个关注点是包容自然的动态和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尺度较大的项目中会反应得更充分。深圳前海是一个概念性景观竞赛，政府希望把这样一个小岛变成市民公园。从景观和生态的文脉去看，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场地。在一年之中，年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之间相差了3.5米，海岸线就会一直变化。在这样的水文条件下，我们通过对等高线的绘制，设计了一个边界状态不断变化的岛屿。融入我们一直关注的动线和体验空间序列，布置了一些与地形密切相关的体育运动，比如滑板乐园、攀岩。通过这样一个环路，把精彩的运动功能串联在一起。由于潮汐变化，有些支路就会不存在。这样的方式会引起大家对这些本来就存在的自然现象的注意，这是景观设计师解读自然的一种工具。传统的城市规划都是先让建筑师做建筑设计，剩下的部分再由景观设计师去美化。当代基础设施式的景观就是要把景观放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上。大部分的景观和建筑事务所都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实际项目需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很难说某一个建筑师是我向往的唯一英雄。库哈斯关注一个建筑如何创造新类型的生活方式，出发点并不是空间或情感层面，而是要深度地设计人们的生活，以建筑为媒介塑造生活在里面的使用者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西雅图图书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建筑都是在普通的建筑里加入图书馆的功能，并没有一种建筑的语言或空间范式是为图书馆这种特定的使用功能而生。而库哈斯是从图书馆的检索系统出发：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是一个从A到Z、从1到10的线性数字序列，西雅图图书馆做了一个坡道序列，从首层到顶层的序列就是从A到Z。类似这样的创新，是当代建筑可以不断获得设计灵感的方式。

我们不希望变成某种建筑类型的专业户；所有的业主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先向他们学习这种特殊建筑的功能及工作方式，再为这种工作方式创造一个新的空间。这对我而言，是建筑设计对社会需求的关键回应，也是建筑设计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除了对于功能需求的回应外，另一个就是回应场地，从城市景观、人工和自然之间的边界等视角。从这两方面去叠加，每一次建筑实践会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旅行。建筑师是需要保持兴奋感与好奇心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创新或者突破什么。只要建筑师回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他所设计的建筑一定会适合当地的需求，成为独一无二的空间体系。

对话建筑师

有方  您在一个设计艺术世家长大，为何最后选择了建筑行业？

陈忱  建筑在一些层面上特别契合我个人的追求，并能带给我满足感。我喜欢创造实体，建筑存在的时间很久，可以切实地影响使用者的生活状态，这是令我非常激动的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建筑会影响到更多人。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向是学校建筑。我们曾设计过一个从3岁到18岁跨度的学校建筑，这15年时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孩子们要日夜生活在全住宿学校，建筑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有方  目前的项目状态以及和甲方的关系如何？

陈忱  我们的作品集是从小尺度到大尺度排列的。在现阶段我们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在中大型尺度的项目中突破各种学科界限，积极尝试探索。我们追求多样性，而不是重复地循环利用已经总结出的方法。如果从效率最优的角度看，我们会希望在同类型项目里不断磨练这些方法，但目前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不同的项目。对于小的项目，我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快速落地，从头到尾，把控品质。

在前两年我们很少思考这样的事情，导致了大量凝聚很多心血的小型改造项目，由于设计以外的原因，比如邻里纠纷、证照不全等，周期非常长。我们慢慢对筛选甲方有了一些经验，根据项目落地的概率大小进行选择。当然，甲方还要尊重设计师，相信我们的专业判断。很多甲方在我们进入施工图的时候还要改方案，这样的甲方不够笃定。建筑师的创造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没有情感的过程，不是每一次改方案都能有第一次的一腔热血，改到最后已经麻木了。

有方  三位创始人是如何分工的？

陈忱  在初期我们的项目很少的时候，我们三个合伙人会以竞标的方式提出方案。现在项目多了，我们也逐渐演变为一个合伙人带一两个项目的模式，但我们仍然会保持内部竞标的传统。面对新的方案创作机会，我们一般会有几位设计师进行为期一周的竞标，全公司的所有人，都会在最终评图中发表意见。这样一种活动会使事务所的热情始终处于沸腾状态，每次的大评图是事务所最欢乐的时光之一。

有方  另外两个合伙人在做中国项目的时候，是否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陈忱  多年下来他们也能够保持一些平衡。在国内80%的甲方在委托项目的时候都没有任务书，这跟西方的市场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建筑服务是非常昂贵的，业主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才会去找建筑师，而建筑师的职责就是把所有功能物化成一种空间。但在中国完全不同，建筑师经常被甲方当作前期的策划伙伴，帮助他们做可行性研究，因此建筑师的角色向前端移动了很多。我们现在会积极面对业主在方案策划方面的缺位。如果设计师有足够的思考和经验，就可以左右业主对于使用功能的策划。

有方  目前在进行改造项目时有何感受？

陈忱  很多改造项目在国内没有明确的规范框架，审批和规范都不完善，特别是在胡同里进行的改造，基本上都是系统外的操作。比如防火规范，在胡同里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无法实现，即使建筑本身达到消防等级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没有一个针对这种木结构、高密度、传统街区的消防规范。因此业主和建筑师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们不走规范报批的流程。这样很多建筑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违建，这一切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大家都在尝试打擦边球，只有那些幸运的才能长久存活下来。

在四合院的改造上，政府也在不停尝试。2013年大栅栏在院落腾退的时候，是以房间为单位进行腾退。这种渐进式、循环式的更新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公众并没有积极参与，我们所做的建筑都处在一种高风险的状态下。在处理这些新旧居民矛盾的时候，如果政府无法充分介入，项目就难以推进。现在我们做白塔寺的旧城更新，已经吸取了早期大栅栏的一些经验教训，是以院落为单位进行腾退，这样就不会有过于分散的产权问题。

有方  如何看待国际上的明星设计师在中国做各种建筑项目？

陈忱  我无法从一而论，因为有好的案例也有不好的案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二十年。一方面，过去那些先锋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让我们这些建筑专业的学生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存在相当一批不够专业的业主，也存在一些所谓的国际明星建筑师借机放弃基本的职业操守而借助中国这片土地开展试验。很多顺流而下的项目，完全是好大喜功的产物，并不关注使用者，而是一个权威的象征。另外，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特征，使得很多建筑师本末倒置，做出了一些不负责不认真的建筑。

有方  作为80后的年轻建筑师，您觉得自己这一代在中国或者国际建筑舞台上的责任是什么？

陈忱 在没从业之前，我认为中国的建筑师需要把本土的东西做当代的转译，我们要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当代的好建筑。但现在我对这方面的追求不再刻意。我发现当我们每一个项目都非常精确地去回应它的使用需求和它所处的环境，这个建筑一定不会是脱离现状、没有归属的建筑。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个建筑是不是中国当代的，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建筑对于地域的回应一定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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