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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三个人,半个多世纪,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诞生与重生

深度 | 三个人,半个多世纪,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诞生与重生
编辑:崔婧 | 2021.11.16 11:29

设计者、建造者、修复者:

施罗德住宅的前世今生

文 | 汪逸君

 

施罗德住宅作为世界遗产之一,针对其建筑本身著述众多。而其背后从设计、建造到修复,都少不了各方当事人的交互。这些与人有关的故事所受关注不多,却也意趣纷呈。

 

本文将通过格里特·里特维尔德(建筑师、设计者)、特卢斯·施罗德(屋主、设计者)、博图斯·穆德(修复建筑师)三人之间的人文故事,探讨这栋风格派建筑的设计与修复理念。

 

01

引子

风格派与里特维尔德

 

风格派(De Stijl)诞生于“一战”时期的荷兰,因其拒绝使用具象元素,主张以纯粹几何结构(要素)来表现纯粹的精神,故又称“要素派”(Elementarism)。

 

对建筑界而言,风格派的启迪性在于“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之间的转换。在蒙德里安的画作中,强烈的用色对比、线条与块面的精巧组合、颜料的纹理与厚度[1],以平面暗示了三维的深度。而红蓝椅等三维作品,则将物件/空间的处理简化为单纯明亮的色块与纯粹的几何结构,正是二维平面要素在三维中的体现[2]

 

红蓝椅  ©2021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Beeldrecht, Amsterdam

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出生于木工世家。相较正统建筑师,他欠缺系统性知识,却也更早跳脱出了时代桎梏,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艺术去探索秩序与简洁。

 

他曾如此阐述红蓝椅的设计:“结构应服务于构件间的协调,以保证各个构件的独立与完整。这样,整体就可以自由和清晰地竖立在空间中……”而这,正是他设计施罗德住宅的开端。

 

 

02

施罗德住宅的诞生

一种“节俭的奢侈”

 

1. 进步女性的诉求

 

特卢斯·施罗德(Truus Schröder-Schräder)生于1889年。当时女性地位低下,她则是不折不扣的“反骨”。她早年丧母,与继母关系交恶,后又嫁给大她八岁、缺少共同语言的丈夫。她饱览群书,渴望自由、独立、开放的生活,与当时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

 

特卢斯·施罗德与孩子们  图源:Janssen,H. The Story of De Stijl: Mondrian to Van Doesburg[M]. London: Ben Uri Gallery & Museum,2011: 169.

她对传统荷式资产阶级住房的繁丽装潢深恶痛绝。施罗德先生见她终日郁郁,为转换心情,便提议让她改造一间书房。里特维尔德由此登场。完工后的房间墙面被漆成不同的灰色色块,添置了简单的固定家具。在他人眼中,这间屋子“过分简朴、不符合(夫人的)社会地位”,特卢斯却十分满意,她与里特维尔德的终生合作与友谊就此展开。

 

1923年,34岁的特卢斯成为了寡妇。然而,丈夫的亡故却也象征着她终于能独立规划生活。她与里特维尔德相中了乌德勒支郊外的一小片土地,直面广阔的自然风景。在没有签订合同、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这对理念共鸣的雇主与设计师,开始探索新空间、新生活的意义。

 

特卢斯·施罗德与里特维尔德  图源:Dok. The Telegraph

2. 特卢斯的设计初衷

 

特卢斯对住宅的设计概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她的构思来源来自一位她曾帮忙育婴的女士——她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宽敞的、没有分隔的大阁楼中,仅以家具划分出了不同的功能区。这是特卢斯梦寐以求的生活空间:自由、开阔,能适应独立女性的需要,也反映了自我发展、开放、诚实等对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品性[3]

 

灵活性也十分重要。在建筑面积较为紧凑的情况下,房屋应能满足她与三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功能齐备,兼顾隐私。特卢斯曾提议设置“移动的墙”,而这正是知名滑动墙的灵感[4]。同时,随着孩子成长,空间应能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特卢斯对于简洁实用的固定家具十分青睐。她认为,每人的生活空间都须备有单独的水盆、沙发床、电插座。她更是要求里氏做到让家具完全符合个人使用习惯。

 

此外,特卢斯要求她的起居全部位于二楼。这既可让她免于世俗打扰,也能欣赏到郊外开阔宜人的景色。

 

3. 里特维尔德的方案落实

 

此次委托,是里特维尔德首次将自身对要素化、色彩、空间等的理解投射到建筑上。通过与施罗德夫人的反复磋商,他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设计逻辑。

 

首先,空间流动变换,而不失整体性。里特维尔德在其70岁生日答谢卡上,生动诠释了对空间的理解:三段墙体组成了其名首字母R,既定义了内外两种空间,又在墙之间形成了模糊的过渡区。对于施罗德住宅,里氏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消弭内外的区别。四面外墙、一楼二楼的楼板将空间划分,也形成大大小小的过渡空间。

 

里特维尔德70岁生日答谢卡  图源:Overy,P.,Büller L.,den Oudsten, F. & Mulder,B. The Rietveld Schroder Hous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88: 30-39.

从立面上看,大型块面之间独立而相互平衡。而窗框、阳台、水管等小型线面的处理,或是向外延伸,或是向内推进,或是以颜色做强调,让整体构图富有层次,又模糊了室内外的区别。

 

就室内设计而言,贯穿室内外的墙体、大面积窗户、阳台的设置,呼应了过渡空间的主题,也带来了更多通透感。滑动墙的设计则是点睛之笔:收起不用时,二楼空间明亮开阔,仅以地面的色块与家具暗示了功能之分;启用滑动墙时,其空间组合方式可达数十种。

 

施罗德住宅外立面的色彩与块面组合  图源:Stijn Poelstra

室内外的手法相互呼应,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里特维尔德成功地在建筑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了特卢斯对开放空间的要求。这带给特卢斯与孩子的,是日常的便利,更是生活的意趣。

 

有趣的是,特卢斯和里氏均承认,滑动墙后期带来了许多维修问题,也几乎牺牲了隔音效果。但是作为两个“视觉控”,这点牺牲不算什么。

 

其次是对颜色与光线的把控,从而进一步加强空间感与要素化。里氏用颜色去强调或削弱块面、线条的存在感,隐去材料与结构的其他属性。在外立面上,他仔细观察不同角度光线的变换,结合墙面尺度,应用了白色与四至五种不同灰色。颜色越浅视觉效果越突出,而深色的表面则是弱化了的“阴影面”。在此基础上,被漆以黄、红、白、黑等色的水管、金属柱、护栏等线条进一步解构画面,强化要素感。

 

在室内,通过地面、墙面的大块颜色,暗示了功能分别,甚至滑动墙的轨道也被漆以不同颜色。而光线与不同颜色块面的结合,营造了丰富而柔和的家庭氛围,也让整体空间更为透亮。

 

家具的穿透性与雕塑性更为设计锦上添花。里氏将家具视作空间的一部分。薄而简洁的桌椅、多功能橱柜、线条型灯具等,既运用鲜艳色彩强调了要素化,同时构造通透,不破坏大空间。里特维尔德更发挥他的木工本行,让家具尺寸符合空间尺度。

 

室内家具与空间相得益彰  图源:van Thoor,M. Colour,Form and Spac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M] . Delft: TU Delft, 2019: 45

不过特卢斯也承认,这些鲜亮简洁的家具用起来并不太舒适。但对她和里氏来说,这样的住宅与家具,更多是对新生活的宣言,其本身即是目的。正如彼得·柯林斯所说,“故意设计得不为舒适……而仅是为了‘设计’。”[5]

 

1924年,购入土地尚未满一年,特卢斯便带着孩子搬进了新家,当时甚至还有部分装修尚未完成。之后,众多先锋艺术家、思想家在特卢斯的欢迎中纷至沓来,施罗德住宅声名鹊起,成为了风格派的代表作。特卢斯一直居住其中,至1985年病逝。在有限预算下取得超乎想象的结果,她对里特维尔德的设计无比满意:“这是节俭的奢侈(luxury of frugality)。“     

 

 

03

施罗德住宅的修复

再现原貌却引发争议

 

一晃来到了1972年,施罗德住宅登上了第一批荷兰遗产保护名录。早年间里氏工程中的隐藏问题逐渐显露,住宅损毁愈发严重。特卢斯成立了施罗德住宅基金会,在乌德勒支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住宅的修复。

 

1. 修复建筑师的核心理念

 

1960-90年代的荷兰,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1961年的《纪念物和历史建筑法案》确立了法律体系后,1975年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挖掘了更深层次的文保理念,其中提到,建筑遗产“物质”与“非物质”的价值同等重要。在开放、包容、进步的思潮下,1973年,修复建筑师博图斯·穆德(Bertus Mulder)登场了。

 

穆德与特卢斯  图源:van Thoor,M. Colour,Form and Spac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M] . Delft: TU Delft, 2019: 6

穆德因修复思维大胆,颇具争议。他认为在修复中最重要的,是重现建筑的设计本质与初始样貌。为此,材料的原真性与用户的使用痕迹都可让位。

 

穆德早年曾与里特维尔德共事,熟知其设计理念与方法。他上任后,迅速与施罗德一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他的修复理念一方面来源于对里氏思想的消化,另一方面则仰赖特卢斯本人的意见。

 

修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应修复为哪个时期的室内格局?是当下、1924年至当下之间的某一时期,还是1924年刚建成时?第一种选择符合当时的历史建筑保护原则,但室内经历了多次调整修复,早已不复最初的空间感;第二种选择仅能参照施罗德夫人的模糊叙述。最终穆德与夫人一致决定,恢复1924年住宅的空间效果。为此,便需剔除建筑的经年改造与住户生活的痕迹。

 

2. 施罗德住宅修复措施

 

首要任务是对空间的恢复。几十年间,里特维尔德按特卢斯的需求,对住宅进行了多次调整,如增加了二楼卫生间、一楼厨房。特卢斯积累下的物什堆积于各处,也弱化了原有空间感。

 

穆德认为大部分改动都应剔除,来强化“一系列连续空间环绕核心筒”的感受。他将重点放在恢复二楼空间上,去除了除卫生间外的所有改动。在剥除地板和天花的旧表面后,发现了分隔的铅笔印和染色区,暗示了最初的空间分区和家具位置。穆德由此得以重现原初开敞通透的空间效果。

 

一系列连续空间环绕核心筒的感觉  图源:van Thoor,M. Colour,Form and Spac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M] . Delft: TU Delft, 2019: 9

墙面配色被视作重中之重。穆德与里特维尔德共事期间,充分领教了里氏对色彩之严格:如建造巴德霍维多普学校时,红色须为胭脂红,蓝色须为群青,黄色须为金丝雀黄……住宅每五年重新粉刷,原有用色早已遗失,穆德面临着如何确定初期油漆颜色的大问题。

 

特卢斯的老照片派上了用场。住宅初期,外墙灰色之间差异巨大,之后却逐渐趋同。初期灰色更偏赭色,后期却偏蓝色。穆德研究再三,最终依照里氏“平衡的色彩构成”的原则,确定了五种带赭色的灰色。而在室内,他采用饱和度较低的三原色,与室外相比更显柔和,尊重了里氏创造的柔和家庭氛围[6]

 

穆德将所有材料剥除,仅余结构层  图源:van Thoor,M. Colour,Form and Spac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M] . Delft: TU Delft, 2019: 42.

材料的大面积替换则是穆德最为大胆之处。不同于传统建筑修复思想中尽可能保留、维护原材料的做法,穆德更追求外形相似,大刀阔斧地将旧材全部替换成新型材料,很多旧材样本遭遗失。在他看来,这却是对里特维尔德的思想继承。

 

里氏曾说,他预想中的施罗德住宅,仅会站立五十年。他更注重视觉效果,擅长以色彩搭配模糊建筑的材料性,甚至让格罗皮乌斯在内的不少建筑师一度误解施罗德住宅是全混凝土结构。再者,他欠缺工程经验,又限于造价,致使住宅结构混杂,由混凝土基础、砖结构、钢结构组成,损毁后不可逆。

 

由此穆德认为,材料替换一方面是客观上维持住宅“健康”的必须,另一方面延续了里氏本身“不重材料重视觉”的思想,无可厚非。

 

3. 修复做法利弊

 

特卢斯眼中,穆德的工作堪称完美。她与穆德的价值观一致,希望以“抽象的方式”恢复住宅原貌,不死抠细节,仅注重概念表达和空间呈现。在长达十余年的维修过程中,她一直居住于住宅中,与穆德保持密切沟通,宛如延续着她与里氏的紧密合作。

 

穆德的工作的确可圈可点。他在恢复空间与色彩效果上精益求精,仅整体油漆上色就反复四次,多次更换油漆品牌并严控质量。他对特卢斯异常尊重,得到夫人确认后才会进行改动。他与里氏的共事经验也让他继承了里氏的对色彩与空间的直觉性敏感,让最终效果赏心悦目。

 

然而,他的武断与疏忽也显而易见。在特卢斯无法给出精确建议时,他往往依赖自身决断。特卢斯女儿汉妮可就曾对室外部分构件上色提出异议,却遭穆德否决。他与政府遗产部门也常意见不合。

 

另一大失误是珍贵信息的大量遗失。穆德眼中缺乏价值的旧材料,如今却是研究初期施罗德住宅历史的宝贵资料,然而样本早已无迹可寻。再者,施罗德一家的居住痕迹,也是房屋的重要历史,如今却也只能在老照片中窥得一二了。

 

 

04

总结

天时地利人和之下的杰作

 

特卢斯·施罗德、里特维尔德、穆德三人跨越时间长河的交流呼应,颇有意趣,也含义隽永。他们的决断相互影响造就了如今的施罗德住宅,这既有他们性格的原因,也有时代背景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特卢斯是开端,也是结束。她的中年正处于欧洲社会剧烈变化时期,她经历了“一战”、民主政治运动的兴起,妇女得到解放。这让特卢斯迫切地寻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她强大的个人意志使她能不顾世人眼光,将心中概念转化成实体,并通过积极的社会交流扩大施罗德住宅的影响力,使之成为风格派的代表作。

 

她也始终是时代的先行者。几十年间居住其中,住宅设计中的利弊,想必无人比她更清楚。最后她却大胆决定,将居住痕迹全部抹除,施罗德住宅从“耄耋老人”变为“初生婴儿”,她却垂垂老矣……

 

对于里特维尔德来说,他的设计始于特卢斯的新生活畅想,却远超于此。他的工匠出身,给了他不同于专业建筑师的视角。在给荷兰《建筑》杂志主编莫斯的信中[7],他写到,他始终在寻找一个“衔接点”:在红蓝椅中,是不用传统销钉的光滑连接结构;而在施罗德住宅中,是块面与线条之间的协调、衔接、过渡。最终建筑呈现的冲击性效果,深远影响了包豪斯校舍等现代建筑。

 

而里氏的背后,则是20世纪荷兰艺术运动的成功。“一战”后和平的荷兰成为了艺术家的庇护所,他们探讨工业化与艺术的结合,希望“消灭那些阻碍(艺术)发展的事物”,这其中就包括了阶级制度。可以说,施罗德住宅传达出的自由、开放观念,是普世的。

 

然而,施罗德住宅的确存在不少局限性。特别是材料的混杂应用和技术的不成熟,使之远远未达到现代建筑的纯净性和结构的健全性,从而离真正的工业化生产有很大距离。由此,1970年代穆德对住宅的修复,更像是一种反思:若里特维尔德重生于现代,他会如何建造施罗德住宅?也许穆德正是为了回应这个疑问,才勇于挑战传统建筑修复法则,拥抱了全新的材料与技术。

 

穆德的做法至今仍是毁誉参半。他对色彩与空间的还原令人称道,而不注重保留历史信息,随意对待原材料等做法,的确缺乏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不过,对于他工作问题的种种审视,也正是目前当代建筑遗产保护的一种进步:建筑师们更加注重全面地看待建筑遗产的实体与非实体价值,并且致力于建筑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得到保护,不仅是珍藏“过去”,更要考虑到“未来”修复工作能够如何进行。

 

 

参考资料:

[1] https://www.sohu.com/a/384789908_120288359

[2]  杨谦. 荷兰风格派初探. 建筑与文化, 2010, Nr. 5, S. 89-91.

[3]  JANSSEN, Hans; WHITE, Michael. The Story of De Stijl: Mondrian to Van Doesburg. Lund Humphries, 2011.

[4] RIETVELD, Gerrit Thomas; OVERY, Paul. Th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 Uitgeverij Thoth, 1992.

[5] COLLINS, Peter. 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1968.

[6] VAN THOOR, Marie-Therese. Colour, Form and Space: Rietveld Schröder House Challenging the Future.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7] WHITE, Michael. De Stijl and Dutch Modern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作者简介

 

汪逸君

有方特约记者

德国gmp建筑事务所建筑师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系硕士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学士

 


 

 

本文由有方特约记者汪逸君授权有方发布,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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