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专栏 | 沉默的群星开栏语

作者：杨鹏 | 编辑：原源 | 2018.09.02 11:45

历史是一种书写，中有诸多被遗忘者。

在过去百年的现代建筑史上，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非著名”作品、建筑师，绝非个别。前辈的沉默是后来者的损失，有方新设专栏「沉默的群星」，由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杨鹏主持，将分12期介绍某些被英美理论界遗忘、被国内建筑界冷落的现代杰作。无意重写或立传，只是“星空最令人心动处，还是那无数繁星在安静地闪烁”。

沉默的群星开栏语

文 | 杨鹏

又是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季，我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自己在美国读研究生时作为新生入学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随着校园卡还领到一本建筑学院自己编纂的资料手册，除了本学院所有教师的电子邮箱、学校各个图书馆的分布位置，还详细地介绍了本城的几家著名建筑事务所、博物馆、艺术书店以及模型材料店，可谓实用而又体贴。

作为建筑学院的新生手册，最重要的内容显然是本城十几座著名建筑的简介和地址。我惊喜地发现，在校园几公里以外，就有一件“赖特”和一件“老沙里宁”。于是第一个周末，我就踏着明尼苏达州金灿灿的秋色，按图索骥前往。

赖特毕生有多次设计风格的转变，最明显的一次发生在1930年代。此前的草原住宅、东京帝国饭店、洛杉矶的混凝土砌块住宅，都散发着华丽古雅的装饰气息；而当他在将近十年蛰伏之后再度出山，流水别墅和一系列“尤松尼亚住宅”（Usonia House），都是简洁硬朗，犹如从天而降。在几乎没有建成项目的蛰伏期里，赖特还是抓住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再次进行了风格转变的试验，那就是1934年建成的威利住宅（Willey House），业主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师马尔科姆·威利。可惜，赖特的总计四百多个建成作品，让专家们眼花缭乱。威利住宅未入选美国建筑师协会（AIA）认定的“17件最重要的赖特代表作”，在多种版本的赖特作品集里都不见踪迹。除了我这个好奇的学子，只有极少数资深的“赖特迷”，会来探访这个关键的“转接环”。

而老沙里宁设计的路德派小教堂（Christ Church Lutheran），则坐落在安静简朴的社区里。诸多微妙的空间变化和细节，难以用语言完整描述。圣坛前的十字架，在侧面而来的阳光下不断变化着光影效果。不像后辈安藤忠雄那样猛烈逼人，而是温存流转，透出北欧式的沉稳。走入这座小教堂后，我才认识了另一个伊利尔·沙里宁。人所共知的赫尔辛基火车站，以及所谓“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 Romanticism）的标签，遮住了他晚期如此“现代”的杰作。

贵为大师，但是某些颇为重要的作品却被长久埋没，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荷兰建筑师贝尔拉格（Hendrik Berlage）。他比柯布、密斯年长三十岁，被尊称为欧洲现代建筑的开路者之一。然而每到介绍作品，总是翻炒他1910年之前建成的早期成名作。殊不知1935年落成的海牙博物馆（Hague Municipal Museum）也是他的力作。当时已经七十岁的老先生，在简练的构成体块里揉进恰当好处的装饰，掌控的力度炉火纯青。

德国建筑师夏隆（Hans Scharoun），也被自己的某件代表作“架空”着。他的名字几乎与柏林爱乐音乐厅“捆绑”在一起，其他重要作品如史明克住宅、柏林国家图书馆、高层公寓（绰号“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都显得可有可无。

老大师们的杰作固然味道醇厚，但是后辈同行的精力实在有限，有多少人会伏案研究他们的作品专辑呢？况且，除了赖特，后面几位的作品集目前还未见到中译本。

又快又好地掌握现代建筑发展的一个方法，当然是研读《空间·时间·建筑》《20世纪世界建筑史》《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这些权威通史。然而理论的舞台再大，也无法囊括尽过去一百年间丰盛的建筑作品。遗漏与被忽视的，绝不只是个别案例，而是海面下的冰山。除了大师们的非著名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非著名”建筑师，总体上都在保持沉默。

可是，建筑史书里的沉浮纠葛，和今天忙忙碌碌的建筑师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不需要变成会行走的图书馆。只不过，某些时刻当你发现远在自己出生之前，就有如此精彩、独特的建筑落成，你的头脑很可能会更冷静一些，做出更符合“工匠精神”的决定。另有某些时刻，这种回顾的收获就不仅是谦虚冷静了，从沉默的前辈那里借用宝贝，稍加改编，就可能是今日又一个利民的好作品。

恰恰是从最功利的角度看，前辈的沉默成了后来者的损失。夏隆设计过为数不少的小学，其中两座建成于六七十年代的小学校舍，至今仍在正常使用。其空间之丰富、细节之独特，堪称“有机建筑”的典范；而中国当前的中小学建设如火如荼，却极少有资料介绍那两座夏隆设计的小学。

同样被遗忘了的，是毕生专注于小学校舍设计的英国建筑师夫妇戴维和玛丽·麦德（David & Mary Medd）。数月前我偶然听说他们的名字，立刻上网检索却大失所望——无所不有的互联网上，他们设计的学校只有寥寥几幅局部且模糊的照片；介绍其作品的文字网页屈指可数，其中还有两则是英国《卫报》和《独立报》2009年为戴维·麦德刊登的讣告——《卫报》包含深情地写道：

“他曾是全世界小学建筑最具影响力、最富创造性的设计者。然而，在建筑师、教育工作者和仰慕者组成的小圈子以外，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他只是一位工匠和设计师，从不追求明星的光环。”

问题在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外文馆藏里，也找不到一本麦德夫妇的作品专辑；看来要学习他们的作品，只能走进英国某些图书馆的密排书库，去翻检泛黄的建筑杂志了。

在英语垄断的当今世界，英国建筑师的境遇尚且如此，非英语小国的情况又将如何？身兼建筑师与结构工程师角色的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毕生守在偏远的乌拉圭，他的影响力始终局限在讲西班牙语的地区。直到迪埃斯特去世后不久，以他的作品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包括美英德等各国学者）被举行，并有英文作品集得到出版，他创造的砖结构奇迹才开始为世界所知。而前南斯拉夫各国、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优秀建筑，仍在等待拥有话语权的理论家来拯救，等待在纽约、巴黎举办的“回顾展”。

然而，即使身在发达国家并且是建筑强国，情况也是喜忧参半。比如，生长在德国这样肥沃的建筑土壤里，似乎很容易成为出色的建筑师，但另一种可能是，当被高耸的群峰所包围，反而更容易被评论家忽略、被后辈建筑师遗忘。诸如多米尼克·伯姆（Dominikus Böhm）、鲁道夫·施瓦茨（Rudolf Schwarz）、赫尔曼·菲林（Hermann Fehling）、埃贡·艾尔曼（Egon Eiermann）、贡特·博克（Günter Bock）……虽然他们在德国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却终没有登上主流的理论舞台，在中国也只能陷入沉默。

来到日本，吉村顺三、内田祥哉、池原义郎、内井昭藏、松村正恒……类似的名单也可以轻松地写出很长。

可有“捷径”？

“结伴者行远”，这点落实在建筑师的知名度方面颇为灵验。如果没有加入“国际建协”（CIAM）、“新陈代谢派”或者“纽约五”（New York Five）等组织，如果只是沉默的独行者，那就需要不次于阿尔托或者斯卡帕的天才，才有可能在面对评论家、史学家的时候走得远一些。

某些具有“事件效应”的建筑群体设计，也不失为树立声誉的捷径。例如，1950年代初在洛杉矶周边建成的一组“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迅速成为建筑界的现象级事件，其中包括著名的伊姆斯住宅（Eames House）。赖特的得意门生约翰·劳特纳（John Lautner），虽身处洛杉矶但没有受邀，便错过了获得世界级影响力的好机会。所幸近几年，劳特纳的多本作品专辑陆续问世，他和伊姆斯相比，哪一个值得后辈借鉴，逐渐会有公论。

结伴而行的另一种方式，是向某种主义、口号的旗帜靠拢。无论是繁琐还是极简、无论诗意还是戏谑，能够用三言两语甚至一个单词总结，就是正道。然而诸如芬兰建筑师毕耶迪拉（Reima Pietila）、西班牙建筑师依盖拉斯（Fernando Higueras），他们和前文列举的非著名建筑师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躲避同时代的任何一种主义。于是尽管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郁而独特的魅力，却塞不进任何一个小抽屉，这让评论家手足无措，或者干脆视为旁门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