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康的口述自传—与贾伊米尼・梅赫塔的对谈

译者序｜徐千禾

建筑师路易斯‧康留下许多传世名作，却鲜有文字留存。他人关于康与其作品的介绍与分析固然卷帙浩繁，但若要直接听见他自己的声音，材料反而稀少。众多相关出版物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康的学生及员工，TED讲座的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曼（Richard Saul Wurman）于1986年编纂的《未来如昔——路易斯‧康的话语》（What Will Be Has Always Been—The Words of Louis I. Kahn）。此书辑录逾百则康在不同场合的言辞、文字、演讲与访谈纪录，以片段的方式拼合出一个可被听见的康。其中一则〈口述自传〉（Verbal Biography）格外吸引我。这份记录完成于康去世前约六个月，整理者是康1965年的学生，亦曾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印度建筑师贾伊米尼‧梅赫塔（Jaimini Mehta）。康去世两年后，梅赫塔并与罗马尔多‧朱尔戈拉（Romaldo Giurgola）合编过康的作品集。

这段不到八千字的谈话，并不铺陈生平事件，只追问一件事：人何以成为自己。康晚年曾说，建筑只能由诗人来界定。建筑必须具有诗人般隐秘而沉默的品质，才能观透静默之物做出表达。

这种近乎情不情的特质，仿佛是他个性的底色。这段自述与他对创作的哲思写就一段和弦，共同演绎秩序（道，Order）、形（Form）；静谧与光明（Silence and Light）。

翻阅此书时，映入眼帘的Chuang-Tzu（《庄子》）二字，立刻触动我读完全篇的冲动。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时间上的呼应。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庄子》英译在美国出现了明显的出版节点，1964年前后至少有两种英译版本相继出版，其中包含1933年冯友兰的上海译本在美国的发行。这个节点并不意味《庄子》是康思想的起点。相反地，他的核心论述早在五十年代便已成形。《庄子》在这里更像是他后来发现的共鸣点，使他得以在另一种语言与传统之中，遇见一套不以分类、列举为依归的整体论视野，并从中读到对不可分割与不可度量的尊重。至于康手边究竟是哪一版本，目前仍在向宾州大学相关馆藏查证中。但他在自述里明言自己费劲读完前四章，而〈齐物论〉一章势必在其阅读之列。他从《庄子》读出的整体观，虽非起笔，却与他在1955年发表的〈道者〉（Order Is）中所呈现的立场相呼应。

整篇自述的价值，如前所言，不在于事实的完备陈述，而在于康如何把经验转化为对建筑、教育与人的理解。其中一段谈到他1965年造访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经历。在回应巴拉甘提出他对传统的看法之后，康忽然插入一段奇异的描述。他想象自己透过剧院墙缝偷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舞台上的人物在动作与吐字之间化为灰，只留下飘落的金色尘埃。那化灰的一瞬，并不属于莎士比亚的舞台，而是康对传统的想象。它点明了康心中的传统观绝非样式史。传统更像燃烧后的沉淀物，面对传统，必须从沉淀之中提炼出不可度量的本性。这段遐思亦呼应他一再提到的本始（beginnings）。

谈话中康也穿插了三个项目的回顾。除了他对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达巴德校区（IIM, Ahmedabad）以房间集合构成秩序的构想之外，他亦重新评估了未能实现的费城市政中心计划（Civic Center, 1952,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这个方案曾遭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否定，而其中的停车楼曾被康视为典范型模型。它未能落地，但想法并未消失，仍然残存脑海中。在这里他也承认，回头看来，确实存在更好的处理方式。这段描述，也回应了谈话中提及的意大利建筑师关于城市建筑与场地之间多层次连接的前卫构想。依康所言，那样的构想在当时超越时代而难以成形，但并不可惜，因为诗人的未竟之言终将在下一首诗里出现。至于位于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艺术联合中心（Arts United Center, 1961, Fort Wayne, Indiana），康亦清楚描述其音乐厅的设计概念。甲方的任务书可以先放到一旁，最多只作面积量的参考，创作的起点应是事物的本性。康估算整体造价约两千万，而甲方预算仅二百五十万。对当时人口约十六万的城市而言，这份理想终究无法完整实现。

因此，这篇记录不应视为康思想的最后总结，但却在字里行间反复透露他对不可度量的着迷。他谈传统时闪出的那幅画面尤其耐人寻味。白驹过隙，尘起尘落；其中那经历了时间淬炼的金色尘埃便是抉择，是秩序，是本质。读到此处，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死亡的感受与想象。同样是化灰，繁华终散，弥留下感情的灰烬。或许正如康所指，传统不是重演，却是推动生命得以循环往复的动力，而这是他所说的翻页。现年九十岁的编者在给译者的赠书《未来如昔——路易斯‧康的话语》留言末尾写道：我们都要努力向他看齐，虽知遥不可及。

这段话像在回应康的另一观点，奇点对奇点，差异永存。

*译文所附图片为译者补入。原文两处疑误，已于译文段末以红字标示。

事件，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也是你对这一切所作出的回应。而你回应的方式只属于你自己，因为你是一个独特的奇点（sigulatity）。

我一直感念存在，也庆幸自己仍有某种感受力，能被眼前的一切唤起并作出回应。同时也带着一丝自嘲，总觉得如果我当初不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早已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如果我换成另一个人，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成为建筑师。我的家庭背景不会把我带进那种世界，那里的人动辄出入钜额资金，而这恰恰是建筑师所要面对的。

父亲从事彩绘玻璃，却不在与建筑师往来的圈子里，而是在作坊里埋头做工。那环境里没有关于建筑的讨论，因此他也从未把任何与建筑相关的东西带回家。他对花和鸟更感兴趣，而不是替那些写不好情书的人代笔。可是在俄国的时候，他确实替很多文盲写信，例如军队里的军官。也正因如此他很受欢迎，许多事情都托付给他。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念中央中学（Philadelphia Central High School），我大概也不会成为建筑师。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里面有一门由美术主任开设的建筑课，而且是必修。那门课除了听课外，也有绘图作业，要画五张图，分别对应几种重要的建筑风格，文艺复兴、罗马、希腊、埃及和哥特。我帮了班上差不多一半的同学画图，还刻意改变笔触，好让人看不出是我画的，但总还是留下一些痕迹。老师指着图问我这张你有没有帮忙，我说有，他就说嗯，没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当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件事，因为那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担心的了。

我也曾梦见自己游泳不及格。那是一所美术学校，但若不通过游泳考试就不能毕业。我一直拖到最后几天才去考，最后一圈还得有人用细棍在前头指引方向，我才勉强游完。对我来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也说不清是不是因为换气不顺，但既然最后有人帮了我，就像我曾替同学画图那样，我就把这些都算作一回事。

我老是在试探自己的体能。有一天我被派去买东西，路上有一条小街，我每次都想一跃而过。那段距离其实挺远，却又不是完全跳不过去。小时候的我，总是只能让脚尖点到临街的那一侧，落不到人行道上。有一次我差点成功，却向后一仰，头重重摔在马路上。有人好心替我捡起买来的东西，而我失去了视力。当时周围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于是就这样摸索回家，一路上边走边想，如果真的失明了，我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心里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并适应这一切。回到家，我走上我们住的三楼，装作一切如常，坐在角落，然后视力慢慢恢复了。

直到今天，我仍记得那一刻在心里做出的决定。我想，最好的出路大概是成为音乐家，因为当音乐家并不需要看见东西。母亲一直希望我走音乐这条路，父亲则认为我应该当艺术家，因为我总是在画画，它带给我最大的愉悦。于是在上学的那些年里，我其实从未真正用功读书，只是一心在画图。

我记得自己五岁那年，和母亲、姐姐、弟弟一起从爱沙尼亚搭船过来。因为我会画画，沿途发生的事我都画了下来。那趟航程很长，因为我们坐的是统舱，也就有大把时间观察周围的一切。我们常待在甲板上的一块地方，那算是我们的游乐场，我就在那里画风景。有人提醒我看远处一艘船的烟是往相反方向飘的，那是一艘非常慢的船，烟飘得比船还快，也许正好那一刻船停着不动。船长特地叫我留意这一幕，又因为他非常喜欢我的画，母亲便决定把那张画送给他。结果我们每天都有橙子吃，在那个年代橙子是极为稀罕的东西，这让我十分骄傲。

我第一次看到纽约，是坐在一辆载客的车上，也可能是电车。我望着两侧的建筑从眼前掠过，完全不觉得是自己在移动，反而以为是那些建筑在往后滑。我觉得实在有趣，就盯着已在美国来接我们的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他。我不记得他的反应，只记得自己说，在这个地方，建筑物是会动的。

我还记得其他一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凭空想象。在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常和附近一个小男孩一起玩。那时我大概七岁，却还不知道小孩应该在六岁时就该去上学。我们住在贫民区的一角，那里大多数人几乎不会说英语，也不熟悉周遭的情况，很多孩子就那样在附近晃来晃去。那是在费城北部，差不多是往东边很远的第二街或第三街一带，是许多刚到美国的人落脚的地方，因为那里房租很便宜。

我父亲先来到费城。他是俄国逃兵，从东边一路辗转而来，因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没有人愿意为俄国做事，那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国家。他先来到美国，不久我们也跟着过来。父亲的哥哥早已在费城定居，所以他来这里和我的叔叔一起工作。

我也记得自己出生在爱沙尼亚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那里的泥土街道，以及我的教课的姑姑，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她的教室，坐在课桌旁的情景。

1928年我去探望外祖母。她在鱼舱附近有一间一室的小屋，角落里有一个黑铁般的炉灶，还有两袋干鱼，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床。我睡在地上，她睡在床上。我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常常看见渔夫把捕到的鱼带回来。那是一种清俭的生活。她除了孩子们给她的东西外，一无所有，因为那时俄国人把一切都夺走了。

而在那之前还有一段时间。1917年之前，我们住在费城的家里，父亲接到消息说祖父去世了，并交代将他的旅馆留给了我妹妹和我。几乎紧接着，俄国人接管了一切，并没收了每个人所持有的产权。父亲曾试着为此申请豁免，因为那是他唯一的指望，能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但终究也落空了。他们失去了一切，所以外祖母陷入困境。不过外祖母的女儿和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去了里加（Riga，拉脱维亚首都），在那里日子过得很好，还能寄几个铜板给外祖母。后来当我去里加探望舅舅那边的亲戚时，我回想起父母曾提到的那些地方，走访里加的各个地区，见到亲戚们，心里很受感动。

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座共用的炉灶，几户人家在一个敞开的院子里一起使用。我记得自己把火里的炭块掏出来，放进围裙里，结果一下子窜起火来。那是一条厚如地毯的围裙。我那时三岁。火一窜起来，我立刻护住了眼睛。我的手被烧伤，脸也被烧伤。那是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而那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后来似乎一直留在我身上。

童年求学时，我之所以能升级或被当成还算可以的学生，大概只因为我会画画。我的算术很差。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不明白，既然1×1等于1，为什么2×2不是2。我怎么也转不过来。读书对我一直是极其困难的事。我第一位老师叫苹果小姐（Miss Apple）。她会用图章在我手臂印上小星星，好让我母亲知道我是个出色的学生，但不是因为学科成绩，而是因为画画，或任何与编故事有关的事。

我曾经非常害羞和自卑，因为脸上有严重的疤痕，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看起来有些凹凸不平。然而只要稍微鼓励一下，我就能畅谈一棵树或苹果之类的东西，我也常因此得到小星星作为奖励。只要是与正课无关的事情，我反而更像一个好学生。我从未真正投入正式的学习中，但透过面对面的口语交流，我可以学到大部分东西。

这也印证了一件事，人只能真正学会那些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我经历的一切，让我对教学有了许多体会。我现在作为老师所持的立场，就是必须认识在每个人个体的局限之内，一切皆有可能。

也因此，我当老师以来从来没有翻查过任何资料。

我也从不指定学生一定要读哪一本书，顶多只是偶然碰到一本，随手翻来建议读读而已，当然也从来没有什么必读书单。

对我来说，教学是把万物的本性召唤出来。当我们谈到一所学校时，心里原本那些杂念就会停下，忽然间学校像一颗余烬亮起来，而且自有其性。这种经验来自直觉，也来自你一路走来的历程。这种经验在挫折与接纳间反复穿行。即使这是微小的经验，它和一位伟大科学家获得秩序的那种经验并无不同。科学家从最细微的一点知识出发，就能重新构筑整个宇宙。情境是否刚好并不重要，它甚至可以小到只是一枚别针，却足以让人重新构出整个火车头。

你有幸活着，也正因为你独一无二，世界才在你面前展开。

你不必刻意特立独行。

经验自会为你开辟一条不同于他人的路径。

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作为老师，凭什么去信任自己，根基在哪里。我之所以这样理解老师，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如此。当然，也可能有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终究是奇点对奇点。

不可能有一种定义，叫作什么是老师？

问题在于我如何成为老师。

我教得最好，往往是在我不谈自己怎么教的时候。

老师要退到一旁，不要把自己摆在教学的中心。

教学真正发生作用时，是奇点引出共性（commonality）。共性寓于每一个奇点之中，所以眉头一挑，对方也能明白。表达不必依赖语言。

现成的一切都是灵感的源泉。

当表达的欲望遇到实现的可能，灵感便会涌现。

你看见一幅美丽的画，表达的欲望油然而生。它的表现让你知道那是可能的，但那种表现方式属于表现它的人，你无法挪用。

可是一旦你把这种经验视为自己的，而不仅仅属于那位画家，你接收它的方式就变了，内容也随之改变。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知识。

每次去学校前，心头总会涌起一阵激动，令我觉得自己无比充实，就像即将登上一艘海盗船，和大家一起开始另一场冒险。

我经营事务所的方式也是如此，建立在寻找事物本性之上，甚至走到抛开任务书的地步。任务书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音乐厅的设计也不该以容纳多少人为首要考量，而该先从音乐厅的本性来看。我只有在把音乐厅定义为小提琴，把大堂定义为小提琴盒时，才能真正开始工作。那时我就知道两者之间必须有多少间隔。理想的小提琴盒，是小提琴悬置其间，永远不碰触盒子的任何部分，这才是对舞台低语的敬意。

琴盒提供的是次要之物，例如前厅、厕所、楼梯。舞台也不只是舞台，而是观众席的一部分，舞台与音乐厅是一体的。

后台是演员的家。后台不再只是后台，而我会把它建在半英里外的某处，把它发展成一个俱乐部，让演员从那里出场。那里有壁炉、有起居室，他们在那里化妆、排练。我甚至想到设一座小礼拜堂，让独白能在导演不在场时说出来。也许还能留几个小地方，让人能在无人注意时偷偷看一眼正在发生什么，因为那也是秘密的一部分。

我无法实现这些想法，因为那四位业主无法理解。噢，他们确实着迷，一开始也像绅士那样听我说，但一旦金钱成为话题时，事情就全变了。

不过我从未失去对自己所思所想的关注。诗人也不会失去它，他在一首诗里说不出的，就会在另一首诗里道出。

同样地，一件作品即使看似已完成，也可能依旧未变。你会在完成之中看见巨大的未竟，又或者另一种可能就在其中诞生，从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最后开成磅礴。

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一些委托，而不是把所有案子都接下来。

对我而言那绝无可能，我根本做不到，就像月球上的人也做不到一样。就算有人敲我脑袋，硬把案子塞到我面前，我也会先说我不想见你。但我马上就明白，这案子有一种能做出表现的可能性，所以我很难拒绝。就这一点上，我和其他建筑师很像。只有一种人例外，他们其实相当疏离自己正在做的事，因为他们更像生意人，他们在意的只是现金流。当然，这件事确实也必须做。

然而那把小提琴与小提琴盒的想法仍在。还有那种感觉，一所学校必须由一些房间构成，而那些房间不该像别的房间一样。即便如此，我仍在建造由和其他房间差不多的房间所组成的学校，但我从不忘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相信它。

童话里的愿望，是科学的起点。

你会希望自己能在别处，尤其当有人正要敲你脑袋时。想象一下，你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瞬间消失。人们若不先知道这不可能，就不会甘心。

人所能接受的，不会超过他所能承受的范围。

但情境可以引你走向更多领悟。若你的处境不同，这些领悟就未必会发生。

有人问我什么是传统时，我把它说了出来。

那时我在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家里，我们正在谈传统。他给我看了许多记录西班牙历史事件的书，也给我看一本满是神话之物的书，里面有美丽的插画与图示，画着会说话、会做爱的骷髅，那些都是心智能凭空编织出的狂想之物，也是他藏书中最令他着迷的一类。

那天我们围坐着聊天，有些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慵懒地斜躺在地上，喝着香槟。那是一栋很美的房子，极其个人化，也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谈传统，因为他给我看的那些书，彻底带着西班牙的精神气质。那种骄傲的面孔能承受任何惩罚，对他们而言死亡也是一种经验，这是西班牙性格的一部分。就连在西班牙城堡里你也找不到门，它不让你找到。这和苏格兰城堡不同，苏格兰城堡很明显就有门、有壕沟，入口大概就在某处，你只要想办法闯进去就好。他们把卧室和楼梯悄悄嵌进墙体里，墙因此变得有生命，因为里头布满了蜿蜒的空间与通道，使走廊本身也成了生活空间。西班牙城堡没有这些，它就是一道墙，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你在那巨大空旷的厅室里躺平也好、睡觉也好、做什么都行。除了必要处外，几乎没有任何开口。

我们仍在谈传统。巴拉甘问我什么是传统，我脑中浮现的是环球剧场。我透过墙上的一条缝往里看，想看看正在演什么，我注意到他们在上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观众站在第一层，阳台上也坐着一些人。演员第一个动作一做出来就化成灰，第二个演员想吐出一句台词也同样化成灰。这是一个好笑的类比，我想说的无非是，我能不能亲眼看见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可能把已经发生的事再抓回来。真正有价值的，是沉淀下来的金色尘埃，也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你能从已发生之事中提炼出人的本性，并且能把手穿过那金色尘埃，你就会拥有预见的力量。

艺术家拥有这种力量。

他知道自己正在写下那些尚未被说出、尚未被创造出的东西，而他仍然写下去、做下去，带着一种感觉，仿佛那一切都出自真理。

真理无法被追寻。

真理是一种发生了你才知道的事，它是一种不可定义的品质，而且它必须发生。

不管你喜不喜欢，真理就是一切会发生的事。你眼前所见，是它的显现。但你必须从这层表象里析出发生（happening）的脉络，因为发生只是载体，用来传递所指向的本质。

正因如此，当我谈到老师这件事时，如果我姑且也这样称呼自己，真理的意义总在我心头盘旋。

也因此，即使面前这个人无聊得要命，我还是会带着试探听下去。我听的，是他那点直觉到底有多薄。

心智，也就是大脑与灵魂，使一个人成为奇点。他之所以不同于他人，只因不可度量在他身上显现的分寸各异。人与人的差别，就来自这分寸之别。

你之所以倾听，是因为那些一时做不到的人，他们的故事对有能者同样重要。

老师不作选择，也不偏爱任何人，若他那样做，就是在亏待自己。

我在街上看到印度人时，几乎从没见过他们微笑。孩子在笑，成年人却不会。我很想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也让我觉得自己更靠近印度。如果我能看清，是什么把他们牢牢束缚在最迫切的生存需要上，我或许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我想看见的，是印度人不再皱眉的瞬间。

印度人所关切的，是不可度量。当我和B. V. 多西（Balkrishna Vithaldas Doshi）的岳父谈话时，我提到一些常人觉得有意思的事，他总会说确实如此，随即引经据典，给出可佐证的出处。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所以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谈得很深，也谈得很顺。

我没办法谈世界大事，因为总是隔天就又变成另一回事。

而我感到的亲近感，也不只在印度人身上。前不久我去了德国，跟着国务院的行程走了三个国家，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在德国，我感觉我遇见的人里有一半完全能理解我，至于另一半，谁知道呢。有时和一对夫妻交谈，一个听不懂，另一个却懂。德国有两种很了不起的传统，一种是伟大的古典音乐家，另一种则是很强的操作性意识。他们是很好的工匠，却也正在把城市弄坏。建筑师并不出色。

我在法兰克福遇到一对父子，见到他们很愉快。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话的方式，就像在进行教学。他们能说英语，而我的德语也懂得够多，所以当他们试着向我解释自己时，我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看见他们在建筑细部上的用心，确实令人愉快，可他们的建筑仍然没有力量，缺少一种坚实的本质，能把一切凝聚起来。

我费了很大的精力阅读《庄子》（Chuang-tzu）的前四章，每周都会读一次，如果不付出这样的努力，我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虽然有时读起来很困难，但我特别喜欢从中探寻建筑和秩序的关系。在《庄子》的哲思中，我看到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观，而非对万物的简单盘点、列举与分类。他的智慧让我肃然起敬，我们从未质疑过他的伟大。

勒‧柯布西耶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他让我意识到，世上竟然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鼓舞人心的老师。他不必开口说教，单凭作品就能教你。古人的作品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属于它们的时代，你无法从中读出人的抉择，也无法追索到把它带出来的时代与情境。若能知道那些当然很美好，但在任何历史里你都找不到。眼前就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做出别人没有做出的东西，而你能感觉到，那里面带着一种能引发灵感的品质。这种力量，比古人的作品更大。

我曾觉得自己可以把书都丢掉。那正是当时的氛围，也正是在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主张把书丢掉的时候。

也有人问我，勒‧柯布西耶的形象是否在我心中淡去。我说没有淡去，只是我不再翻他的作品了。我不再翻页，尽管我知道，那些页终究还会再被翻开。

曾有一度，我觉得高塔周围留出大片开放空间的想法很美好，直到我忽然想到，面包店在哪里。而公园本身仍称不上是答案。

如果你认为当下注定如此，那么当下之物就必须被看作是已逝去之物。

只要柯布西耶在，建筑就站得住。它不该被说成贫乏，而应被看作是心灵所能召唤出的建筑。

我那时很沮丧，因为脑中有一些关于大型停车库的构想，下方结合购物空间，它们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模型，在脉络上与勒‧柯布西耶的塔楼相近。但我无法把它实现。我认为那是远观极为壮丽的构筑物，让每个小男孩一眼就知道，这座城市在讲什么。史密森（Peter Smithson）安慰我说，路，你得把你说过的话放回建筑里去看。没盖出来也没关系，它还在那儿，在想法里。只不过如今再回头看，我不再那么笃定了。还有别的处理方式，而这一种并不是最好的。但它仍属于建筑，它仍在那里，保有被看见的权利。换一个人去看它，会得到另一种诠释。

萨瓦利亚*（Savalia）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他曾构想在城市中建立多层次的衔接，使同一建筑在不同高度能各自对应连通基地，但从未建成。当时那样的要求也确实太多，因为城市在没有这样处理的情况下也运作得很好，人们不会用这样的建议去摧毁一座城市。但到了今天，它们反而可以成立。这就是我所说的，把书页再翻一次。

*原文作 Savalia，疑误。据上下文推定，应指义大利未来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桑特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

情境一变，新的合理性就会出现。关键在于人的创造力，人做出自然所做不到的事。

布莱特**（Boulet）的工厂带着一种强大工程的气势，仿佛出自拿破仑的号令。人们会想，世界真伟大，这样的东西竟然能成立。

**原文作Boulet，疑误。据上下文推定，应指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艾蒂安－路易·布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或克洛德－尼古拉·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

这和我提到的并没有不同。那个费城市政中心计划中的枢纽站，会成为城市新的公用设施。你不必让既有建筑背负空调设备等负担，由它来统一处理。空间因此被释放出来，像仙子般起舞。城市也可以向使用者收费，用以维护这些设施。布莱特**的想法立刻点醒我。枢纽站的本性不同于人们日常工作所在的空间。你要做的，是把必须集中处理的技术性负担，从日常活动的场所中分离出去，让两者各安其性。无论你是在建工厂还是在建城市，这件事都会一直成立，因为你在其中辨认出一种分离的必要，而这分离里也包含一个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你发现了一个部位，一个器官，能让组织活起来。

勒‧柯布西耶的想法同样像一个器官，目的是把土地释放出来，好让孩子有开阔的地方玩耍。他把地面整体的开放性推到极致，仿佛你住的不是城市，而是乡间。这些房子不过是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地面倒是全都腾空了。

可是他忘了面包店，也忘了走在街上那种亲密感，忘了你能沿街找到某个人的家，而那个人因为自身的奇点，过着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活。住在公寓里，你还能有多独特呢？

多数人会说，噢，根本没法住，可他们其实应该说的是，多么可悲，这种既想保有开阔的地面，又想保住面包店与街道亲密的构想，竟然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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