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之城：布哈拉｜河中漫记·乌兹别克斯坦

笔者按：河中地区（Transoxiana）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是中亚的心脏，也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粟特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此留下灿烂的文明。很长一段时间，撒马尔罕覆盖着艳丽瓷片的圆顶和布哈拉高耸的砖质宣礼塔令笔者魂牵梦绕，终于在2024年春有幸一游。在“河中漫记”系列中，笔者将会把拜访过的五座乌兹别克斯坦城市的图片和信息集结起来，献给对丝绸之路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献给自己。

粟特人

伊斯兰化之前，中亚的主人是粟特人。粟特人与波斯人有一定的相似性，同属伊朗语族，同样以祆教为主要信仰。他们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领主。粟特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无意于军事扩张，而更倾向于通过商业和外交影响力来扩展势力，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连接中国、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的桥梁。

面对崛起的帝国，这些松散的城邦只能选择依附，但仍然保有一定的自治权。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他们先后依附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与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萨珊王朝。南北朝时他们臣服于嚈哒，隋代时又隶属于西突厥。唐代灭掉西突厥并设立都护府后，许多粟特人东迁，成为商人、官员，甚至军事将领。他们以自己来自的城邦为姓，即“昭武九姓”。比如，布哈拉被称为安国，来自该地的粟特人则以安为姓。不过差点摧毁唐朝的安禄山并非来自布哈拉，他本姓康，来自康国（撒马尔罕），是因母亲改嫁而改姓的。

伊斯兰化

公元7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征服河中地区并在之后的怛罗斯之战中击败唐军，确立了对该地区的主导权。从此，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祆教、佛教、摩尼教等传统宗教，成为中亚的主要信仰。布哈拉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梵文的“寺院”，在伊斯兰化之前，这里就是中亚的一个宗教中心，不过受到贵霜帝国和萨珊王朝的影响，祆教和佛教是主要信仰。伊斯兰化之后，布哈拉继续保持宗教中心的地位，被誉为“伊斯兰的圆顶”。

波斯复兴与突厥—波斯传统

相比明艳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给人一种更古旧的感觉，即使它们的历史都同样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同样塔吉克人（属于伊朗语族）占人口多数。或许因为它仍然保留了萨曼王朝时期的城市肌理和建筑吧。

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是波斯贵族，原本被阿拉伯帝国任命为中亚的地方总督，当阿拉伯帝国式微时，萨曼王朝逐渐脱离阿拉伯帝国。

由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网络，萨曼王朝顺理成章地富庶起来。沉睡已久的波斯文化也在萨曼王朝的推动下被唤醒。众多波斯学者、诗人和思想家，如著名的医学家拉齐和哲学家阿尔法拉比，都活跃于这个时期。就连波斯史诗《列王纪》也是在萨曼王朝诞生的。在萨曼王朝的治理下，作为首都的布哈拉可以与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争辉。

在同一时期，除了萨曼王朝，还有许多其它的伊朗王朝和政权兴起，在阿拉伯帝国衰落和塞尔柱帝国崛起之间的空窗期创造了波斯文化的复兴。史称“伊朗间奏曲”或“波斯复兴”。

与其他伊朗政权相比，萨曼王朝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刚好处于波斯世界和突厥部落的交界处。通过与突厥人的密切接触、融合，萨曼王朝促进了突厥—波斯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在突厥人崛起后，成为众多帝国的文化底色。塞尔柱帝国、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突厥帝国都遵循这一传统。

萨曼王陵

Samanid Mausoleum

10世纪

在经历无数战争，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西征的洗礼后，萨曼王朝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就是布哈拉城外的萨曼王陵。这座建于公元10世纪的陵墓中长眠着大名鼎鼎的伊斯梅尔·萨马尼，他是将萨曼王朝带向鼎盛的君王。由于塔吉克族认为他们的民族形成于萨曼王朝时代，因此将伊斯梅尔称为“塔吉克民族之父”。中亚的民族大多是突厥语民族，而塔吉克人是唯一的波斯语族民族。由于萨曼王朝的治理依靠波斯语和波斯官僚，因此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人逐渐聚集于河中地区。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座古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中，塔吉克的人口比例依然占多数。

萨曼王陵是个带圆顶的立方体，四面侧墙中间各有一个尖拱龛，龛中开窗或门。立方体上部是一圈拱，让人可以隐约看到内部的结构变化。立方体的转角由四分之三柱构成，给人一种承托起拱廊的错觉。

这座陵墓是古代波斯文化和伊斯兰建筑传统融合的产物，它的基本形式来源于祆教的圆顶火神庙，试图告诉人们萨曼家族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萨珊帝国（波斯帝国）。尖拱龛周围多层次的边框运用，则来自对伊斯兰传统的理解。

不朽的美感还来源于材料的纯粹性。整个建筑只采用了未上釉的砖块，排除了一切色彩装饰。砖块被巧妙排列，交织成多变的几何图案，使构造材料本身也成为装饰元素。圆盘、四叶莲座、格子状结构、柳条装饰等十多种装饰图案消解了大面积墙体的厚重感，仿佛让砖墙变成了织物。

立方体向圆顶的结构转换也很有意思。首先，墙体在顶部由厚墙分解为双层薄墙，结构的转换将在内侧墙进行。接着在四个转角各设置了三段肋拱，将正方形平面过渡为八边形，然后又过渡为十六边形，多出来的八条边由精致的细柱承托。最终，圆顶得以稳稳地放置在这个十六边形的墙体上。

小巧的萨曼王陵在周围的大片墓葬中不太显眼，从而躲过三个世纪后成吉思汗的目光。后来彻底被淤泥吞没，直到19世纪末被俄国学者发掘。重见天日后，萨曼王陵被视为中亚的一个文化象征，就连建于1970年代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陵墓也是以它为蓝本修建的。

马霍基·阿托里清真寺

Maghoki Attori Mosque

9—10世纪

另一座可以追溯至萨曼王朝的建筑就是马霍基·阿托里清真寺。这座建立在原祆教火神庙原址上的清真寺是中亚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有趣的是，在萨曼王朝时代，这座清真寺附近是一座繁荣的集市，集市中大量交易的是神像。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这说明当时布哈拉仍有相当多的人尚未皈依伊斯兰教，而且统治者也非常宽容。

经过多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城市的整体地面大幅升高，使该寺位于周围地面下方4米处。萨曼时代的清真寺其实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唯一保留的只有平面布局。现在的马霍基·阿托里清真寺其实是12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建筑拼贴：南入口是喀喇汗国时代建造的。入口两侧两组成对的四分柱并非典型的伊斯兰教设计。拱门顶部以蓝色瓷片拼成的书法楣饰现已大部损毁。内部空间被划分为3x4的小格子，每个格子上方都有圆顶。中央的两个穹顶高高耸起，便于光线进入室内。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又增建了一座朝东的入口。这个入口适应了已经抬高的街道，通过一部楼梯连接清真寺。

卡扬宣礼塔

Kalyan Minaret

1127年

999年，深陷内部的权利斗争和地方藩镇叛乱的萨曼王朝被相邻的突厥国家喀喇汗国灭亡。很快，喀喇汗国东西分裂，东喀喇汗国以喀什噶尔为都，西喀喇汗国以撒马尔罕为都。

萨曼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它的文化影响仍未消散。在卡扬宣礼塔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萨曼王朝的影子。这座完工于1127年的宣礼塔由西喀喇汗国第十代汗穆罕默德·本·苏莱曼下令修建，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阿尔斯兰汗”，在古突厥语中，“阿尔斯兰”是狮子的意思。他较长的执政时间带来的是安定的政局和繁荣城市建设。当时的西喀喇汗国是塞尔柱帝国的附庸，由于窥见了塞尔柱的衰落，阿尔斯兰汗试图摆脱其管辖，但以失败告终。最后塞尔柱人攻陷撒马尔罕，阿尔斯兰汗被流放。

其实“卡扬”在波斯语中就是“伟大”的意思。这座高达47米的塔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宣礼塔之一。曾经在沙漠中赶路的商队可以遥遥望见它，就像水手看见灯塔一样。它的建造者，一位名叫巴科（Bako）的建筑师，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它的结构稳定性：首先，他设置一个深达十米的基座；然后静置两年，让基座充分沉降；最后，他让塔身逐渐收窄，以增加抗剪性能，抵御地震。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甚满意，于是要求死后埋葬在距离尖塔47米的地方，并宣称，如果尖塔倒塌，就可以砸在自己头上，作为惩罚。如今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建筑奇迹，在这个地震频发、战乱不断的城市屹立了近九个世纪。

除了结构造诣，卡扬宣礼塔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彩色瓷片的使用非常克制，仅在塔身的高位设置了细细的一圈。主要的装饰元素是通过砖块排列方式形成的立体图案，这与萨曼王陵类似，不同的图案在塔身形成一圈圈的装饰带。装饰带之间偶尔还会出现一些库法体书法的条带，清晰可辨的字迹明确显示了建造日期和赞助人阿尔斯兰汗的名字。塔身顶部，一个由16个拱组成的环廊在钟乳装饰的烘托下绽放开来。曾经，阿訇在这里呼唤人们进行礼拜，环廊内的结构起到加强声音的作用，使宣礼声及于城市的每个角落。除此以外，这环廊还能用于给军人观测敌情，给统治者颁布法令等等。还有一种可怕的传说：这里也曾用于处决犯人，他们被装入麻袋从塔顶推下，则必死无疑。这常常用于反映中亚君主的残暴，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卡扬宣礼塔建成后不到百年，西喀喇汗国亡于花剌子模王朝。很快花剌子模又与蒙古交恶，遭到后者的进攻。当花剌子模的重兵在帝国东部防守时，成吉思汗和拖雷的五万大军已经悄然穿越沙漠，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帝国西侧，直扑几乎没有设防的布哈拉。成吉思汗攻占布哈拉后，既惊叹于这座塔的非凡美感，也考虑到它的象征意义，于是没有摧毁它，只是下令将卡扬清真寺付之一炬。

卡扬清真寺和米里·阿拉布经学院

Kalyan Mosque & Mir-i Arab Madrassah

1515 / 1535年

蒙古帝国分裂后，河中地区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是为察合台汗国。一百多年后，汗国东西分裂。很快，掌管河中的西察合台汗国由被权臣帖木儿取代，由于政治中心迁往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地位大幅下降。帖木儿帝国存续了130多年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昔班取代了它，建立了布哈拉汗国。布哈拉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并成长为伊斯兰教的中心。卡扬宣礼塔所在的广场两侧的卡扬清真寺和米里·阿拉布经学院就是在这一时代建造的。

卡扬清真寺是中亚最大的主麻清真寺之一，与撒马尔罕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和赫拉特的主麻清真寺比肩。不过它其实是布哈拉历史上存在的多个版本的主麻清真寺中的最后一个版本。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初（8世纪初），布哈拉就拥有了主麻清真寺，由倭马亚王朝呼罗珊总督在一座旧寺院的遗址上修建。起初为了吸引人们皈依，该总督还要付钱招募参与者。半个世纪后，随着信众的大幅增加，又建造了新的清真寺。

10世纪，萨曼王朝扩建了这个清真寺。但在一个主麻日，清真寺倒塌并砸死了大量的信众，布哈拉城几乎为之一空。然后重建，再倒塌，再重建，每次重建的位置都稍有移动。直到西喀喇汗国的阿尔斯兰汗时代，清真寺才最终被建造在今天的位置。13世纪，清真寺被成吉思汗的军队焚毁，加之权力中心的转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里保持着废墟状态。要等到16世纪，布哈拉汗国时代，作为首都的布哈拉才获得一座新的清真寺。

该寺虽然延续了西喀喇时代的轮廓，却在风格上受到帖木尔帝国建筑的影响：西侧主礼拜厅圆顶覆盖着蓝绿相间的瓷砖，象征着天空的广阔。这个圆顶呈瓜状，嵌入装饰着库法书法的圆筒状墙体。圆筒和圆顶之间以小型钟乳装饰带过渡。

清真寺的主体是拱廊围成的庭院，虽然外立面没有设置任何窗户，也不会令人觉得封闭。因为拱廊比较低矮，且庭院处于比周围城市地面低的平面，人们站在庭院中可以轻易地看见周围的建筑。与清真寺在同一轴线的米里·阿拉布经学院比清真寺高，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远景，引导人们的视线向外和向上延伸。距离较近的卡扬宣礼塔则更丰富了这个重叠的景致。相比之下，庭院内一片空寂，只有西端的一座用于讲经的八角亭子和东侧的一棵孤树，为人们创造沉淀的空间。

再看看对面的米里·阿拉布经学院，它像是一位完美的配角，与卡扬宣礼塔和清真寺组成被称为“波伊·卡扬”（卡扬之下）的建筑群。它的名字意为“阿拉伯王子”，指的是来自也门的谢赫阿卜杜拉·亚马尼。这位苏菲派学者曾在布哈拉担任多位大汗的精神顾问，最后长眠于这座经学院中。这座经学院遵循来自伊朗的设计原则，也带有一些帖木儿时代的影子，有一个入口伊万，一圈房间围成的庭院和四个朝向内院的伊万。从正立面看非常显眼的两个对称的圆顶加强了肃穆感，这两个圆顶的下方对应着两座小型清真寺，其中一座安放着谢赫的陵墓。

库什原则

Kosh

卡扬清真寺和米里·阿拉布经学院的对应放置源自中亚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库什原则（Kosh）。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波斯语的“Qash”，意思是“对面”。中亚城市的主要广场两侧的建筑常常被面对面地放置在同一个轴线上，它们的功能一致，立面元素也保持对应，形成一种镜像效果。

对应的立面在它们之间的室外空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场域，明确地将这个广场从无序的城市肌理中切割出来，使其脱离日常，获得权威性的强调。两个建筑对应的外立面成为这个室外空间的两个内立面；对应的入口伊万，既是正形的入口，也是负形的出口；伊万上凹入的门龛，既是正形的凹入部分，也是负形的凸出部分，像两只相对伸出的手，抓住中间的空间。

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就是严格遵守库什原则的最佳范例。而波伊·卡扬并没有完全遵守：首先，两侧的建筑功能不同，一座是清真寺，另一座是经学院；其次，它们的高度和宽度都不一致，清真寺比经学院矮得多，也宽得多；另外，两个建筑所处的平台也不在同一高度，且经学院的平台明显伸出来更多；最后，耸立在广场上的卡扬宣礼塔也进一步打破了平衡。总的来说，波伊·卡扬只是通过对齐轴线来体现库什原则。但这并不是否定它的美感，它只是没有遵循库什的静态美学，反而创造了一种非对称的动态美学。

除了波伊·卡扬，库什关系在布哈拉多次出现，形成库什关系的通常都是经学院。在古代，这些经学院不仅培养宗教人员，还培养准备担任政府职务的贵族青年。

乌鲁伯格经学院和阿卜杜拉汗二世经学院

Ulugh Beg Madrasa & Abdulaziz Khan Madrasah

1417 / 1590年

乌鲁伯格经学院由帖木儿的孙子乌鲁伯格下令建造。除了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乌鲁伯格还以天文学造诣著称，他还修建了另外两座同名的经学院，分别位于撒马尔罕和吉日杜万。

巨大的伊万入口是正立面的核心部分，像一根缠绕的麻绳一样的装饰元素环绕着整个尖拱开口。这种帖木儿风格的装饰元素通常仅限于蓝色、白色和绿松石色，但在这里还增加了锈红色调。

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阿卜杜拉汗二世对乌鲁伯格经学院进行了修缮，并在对面修建了阿卜杜拉汗二世经学院。但这也并非严格的库什关系，因为新建的清真寺所处的平台较高，规模也更大。其入口龛上方采用了更加华丽的钟乳石半穹顶。两侧转角处设置了带有镂空亭子的小塔。除宿舍外，经学院还包含一座小型冬季清真寺和一座夏季清真寺。冬季清真寺的室内至今还保留着16世纪的装饰原貌。

阿卜杜拉汗二世是一位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将布哈拉汗国带入鼎盛时期，也在布哈拉进行了大量的城市建设，包括宽阔的商业主街。但他去世后，统治集团内部就爆发了内乱，很快昔班王朝就被阿斯特拉罕家族（也是黄金家族的后裔）所取代。

拉比·霍乌兹

Labi Hovuz

另一组库什位于布哈拉古城的东端，沙赫鲁德运河北沿。这组库什围绕一方水池布置，因此得名“拉比·霍乌兹”，在波斯语中意为“池塘边”。水池东侧是一个公园，数百年树龄的桑树可以为人们提供凉爽的树荫。在公园的东南角，一尊铜像塑造了纳斯尔丁骑驴的形象，他行侠仗义的故事广泛流传于伊斯兰世界。在中国，我们更熟悉“阿凡提”这个名字，但阿凡提在突厥语言里只是一个尊称，类似于”先生“。

水池东西两侧的建筑分布是纳迪尔·迪旺贝吉经学院和汗卡（Nadir Devanbegi Madrasah and Khanqah），它们由伊玛目库里汗（布哈拉汗国的统治者）的舅舅和大臣纳迪尔·迪旺贝吉建造。这两个建筑按照库什原则修建，但隔着水池和种满树木的公园，几乎感知不到它们的联系。

纳迪尔·迪旺贝吉经学院的布局很不合常规。它的门廊直通中庭，不设庭院；中庭对应入口的位置没有设置伊万；也没有清真寺和教室这些较大的空间。因此人们猜测这是由一座商队客栈改建的。

1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视觉艺术方面的正统观念有所松动。传统上，伊斯兰教极不鼓励描绘人和动物的形态，以免导致偶像崇拜。在布哈拉汗国时代，这一规定没有严格的执行。在这座经学院入口伊万的精美瓷片上，就赫然出现了呼玛鸟的图案。这种鸟是苏菲派诗歌中的常见主题，据说永远不会休息，一生都在无形的高空中飞行，永远不会降落在地面上。在伊朗文学中，呼玛鸟能够授予王权。据说，同时代伊斯法罕的一个集市入口也有类似的装饰图案，这或许表明这个图案在那个时代非常时髦吧。

汗卡是苏菲教徒聚集、礼拜、举行特定仪式的场所。外部装饰非常简单，只有入口伊万覆盖着几何和花卉图案的瓷片。作为核心空间的中央大厅也同时具有清真寺的功能。朝向麦加方向的米哈拉布是最美的元素，但只保留下色彩缤纷的钟乳石天花装饰，其它部分的装饰已经遗失并被刷白。米哈拉布两侧的小门通向建筑四角的胡吉拉（hujra），这些胡吉拉是卧室和私人静修之所。

公园北侧，另一个经学院也属于拉比·霍乌兹的一部分，叫做库克尔达什经学院（Kukeldash Madrasah）。它的年代较早，是16世纪由阿卜杜拉汗二世手下的一个埃米尔建造的。这位埃米尔与大汗的关系不一般，他的母亲曾是大汗的奶妈。

库克尔达什经学院作为布哈拉最大的经学院，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那个时代的经济繁荣。教室、清真寺和辅助用房分布在四角，其余房间均用于宿舍，可以容纳300名学生。经学院四角由被称为古尔达斯塔（guldastas）的塔楼支撑，它们原本向宣礼塔一样高耸，但上部早已在地震中倒塌。经学院屋顶原有的两座蓝瓦原顶也没有保存下来，被后来的统治者拆除用作建材了。有趣的事，这座经学院可以允许人们爬到它的屋顶，从那里可以看到屋顶起伏的圆拱。

除此以外，布哈拉还有许多其它的经学院。它们的形式非常相似，都以环廊围合成庭院，以伊万标示入口和重要的功能。这种伊万顶部往往只是一片墙体，背后用斜撑固定，像一块广告牌。覆盖瓷砖的装饰面只集中在正立面、内院立面、重要的公共空间，而其他非公共部分的墙面则是裸露的砖墙。

不过也有特立独行的，比如“四塔”（Chor Minor）。这是一座经学院的入口建筑，它所从属的主体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它并不宏伟，但有着独特的形式和背景故事。被旅行读物《孤独星球》选为封面后，四塔已经跃升为布哈拉古城的重要象征之一。它的建造年代比布哈拉其它经学院晚得多，是19世纪初由一名叫库利的富商出资建造的。作为一名远行的商人，库利很可能对邻国的建筑非常熟悉，所以四塔的设计灵感可能来自印度海德拉巴的一座非常相似且同名的建筑。四座塔分别象征伊斯兰教法中四大法学派（哈乃斐派、沙斐仪派、罕百里派和马立克派）。每座塔的装饰细节各不相同，融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反映了建筑师对伊斯兰世界多样性的理解。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埃米尔·阿里木汗经学院。这座位于波伊·卡扬广场南侧的18世纪的经学院原本非常简单。20世纪初，布哈拉的末代埃米尔阿里木汗在其西侧主入口前加建了一个浴室，这个浴室拥有三个圆顶和一个入口伊万。

贸易圆顶与商行

toqi & tim

16世纪

布哈拉最令人着迷的不仅仅是林立的宗教建筑，还有来自16世纪原汁原味的城市肌理。整个城市被一条宽阔的商业街串起，商业街上还修建了贸易圆顶。这种半室外的贸易圆顶在16—17世纪的伊朗和中亚城市非常流行。它们笼罩在古城中重要的十字路口，为路人提供阴凉的歇脚场所。圆顶周边附着了一些的商铺，形成一个小型的商业综合体，堪称古代版的TOD（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像这样的圆顶共有三个，都建于阿卜杜拉汗二世治下，由大汗本人和另外两个权贵家族投资建设，然后租赁给商人。有趣的是，它们都有各自的主题，也体现在名称上。

货币兑换圆顶

Toqi Sarrofon

城市东侧的贸易圆顶是三个圆顶中最紧凑的，这符合它的功能 - 货币兑换。圆顶由四个拱支撑，四个拱之间的房间分别是两间货币兑换商铺、一个清真寺和一个浴室。19世纪的某个时期，货币兑换圆顶坍塌了，这也标志着布哈拉商业的长期衰落。

帽商圆顶

Toqi Telpak Furushon

货币兑换圆顶西北方向的帽商圆顶规模较大，共有五条道路交汇于此。建筑师巧妙地将五个壁龛状的形体以有序和对称的方式与中央的六边形圆顶相连。这里原本聚集着书商，所以起初叫做书商圆顶。但后来逐渐被帽商取代了，专门制作和贩卖绣有金线、丝线或玻璃珠的头巾、毛皮帽子和小帽，因此得名。现在这里的商铺已经五花八门，笔者在该穹顶的北侧出口附近遇到了技艺精湛的细密画家。

金匠圆顶

Toqi Zargaron

帽商圆顶向北是个更大的贸易圆顶 - 金匠圆顶，位于整个城市最核心的十字路口，临近卡扬宣礼塔。这里曾经聚集了有36家珠宝作坊，建于1587年，是布哈拉历史上第一座贸易圆顶。由于是特别规划的，平面布局非常规整，屋顶由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圆顶组成。

阿卜杜拉汗商行

Tim Abdullah Khan

除了贸易圆顶（toqi），还有一种商业建筑形式，叫做商行（tim）。与贸易圆顶不同，商行只有一个入口，具有仓储和商铺功能，通常与商队驿站或开放集市搭配使用。由阿卜杜拉汗二世下令建造的这个商行就位于帽商圆顶和金匠圆顶之间的商业主街沿线，规模比贸易圆顶更大。它的正方形平面中包含一个带有大型圆顶的中央房间和一圈围绕着它的走廊。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出售地毯和织物。

与宗教建筑不同，布哈拉的商业建筑重视实用性，基本不设置装饰。除了必要的采光，通风是最关键的，既保证了货物的干爽，也在燥热的中亚环境中营造了凉爽的购物环境。

阿克与博洛·豪兹清真寺

Ark & Bolo Hauz Mosque

如同古代其他重要城市一样，布哈拉也设置了完备的城防系统。布哈拉汗国时代，布哈拉的城墙得到了加强，这些高大的城墙由夯土和砖块建成，外侧有护城壕。城墙上分布有11座主要城门，每座城门都有厚实的木门和铁制防护装置。在布哈拉外围的一些贸易路线上，布哈拉汗国建立了许多要塞，用以保护商道安全，也为城防提供了前哨支持。

除了保护公民的外城，布哈拉还有一座供统治者居住的内城，叫做阿克（Ark），在雷吉斯坦广场东侧。“Ark”一词来自波斯语“Arg”，意为城堡，与英语中方舟的意思无关。

阿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最初有6米高，后来扩展到16—20米。奠基者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萨曼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它的起源归于一个传说：《列王纪》中的传奇人物——伊朗王子西雅瓦什（Siyâvaš）因遭继母陷害被父王猜忌，因此渡过阿姆河，逃到河中地区。在那里他受到热烈的欢迎，统治者阿弗拉西雅卜将女儿嫁给了他。后来，西雅乌沙担任总督，并建造了阿克。后来，西雅乌沙与阿弗拉西雅卜渐生嫌隙，最终被后者杀死于阿克东门。萨曼王朝时代，西雅乌沙的死亡地点成为一个朝圣地，每年的纳夫鲁孜节（春季新年），人们都会为纪念他而献祭公鸡。

关于城堡的轮廓，则有另一个传说：8世纪初，粟特国王比敦（Bidun Bukhara Khudah）统治时期，阿克因为某种原因被毁。比敦曾屡次试图重建城堡，但都失败了。后来在议会意见的建议下，他以七块石头排列成大熊星座的形状，作为阿克的边界，阿克遂得重建。

8世纪初，阿拉伯人到来后，捣毁了阿克城内的祆教火神庙，建造了清真寺。后来，由于信众扩大，总督在阿克以外修建了新的清真寺（卡扬清真寺的前身），阿克上的清真寺则改为税务局。这说明在早期，阿克是向城市居民开放的。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公共功能被移出，阿克逐渐恢复为统治者的居所。

16世纪，布哈拉在昔班王朝的治理下迎来漫长的繁荣时期，阿克的最终形态从那时开始形成。如今阿克上建筑是根据布哈拉酋长国末期建筑重建的，这些建筑原本包括国家机构、埃米尔、他的妻子、亲戚和官员的住所。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如埃米尔的住所、王座庭院、总理府、马厩、储藏室、军械库、监狱、各类作坊、造币厂、清真寺、陵墓等。但都在1920年苏联发动布哈拉行动中被大火中焚毁。目前已经重建的建筑主要是雷吉斯坦门、清真寺、总理府和王座庭院。它们都集中在城堡的西侧，东侧保留了占地约两公顷的遗迹。

阿克西侧，博洛·豪兹清真寺与之遥遥相对，形成库什。其名称意为“水池之上”，因为它在一个八角形水池前。这座清真寺始建于1712年，原本是大汗的私人礼拜堂。但大汗每次礼拜都要出城，毕竟太不方便了，于是阿克城内新建的清真寺取代了这一功能。

这座建筑的核心是冬季清真寺，有厚重的砖墙和宽敞的穹顶。夏季时，朝拜者可以使用建筑东侧宽敞的伊万。这座木质伊万的年代远远晚于清真寺本体，建于20世纪初末代埃米尔时期。它由20棵柱支撑，每棵柱子都由两根树干拼接而成。这形式很像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不同的是这座伊万被三面砖墙围合。

星月宫

Sitorai Mokhi-Khosa

星月宫是了解布哈拉酋长国末期历史和“大博弈”时代的重要窗口。这座宫殿位于布哈拉城外约4公里，是埃米尔的夏季行宫。为了确定该地的小气候比布哈拉其它地方凉爽，当时的建造者采用了一种古老的选址方法：他们在划定区域内的几个位置放置切好的羊肉，羊肉腐烂最慢的位置就是理想的选址了。

18世纪中叶，随着布哈拉汗国的式微，权利逐渐落入曼吉特部手中。后来曼吉特部的领袖废黜了可汗，自称埃米尔。之所以不再延续汗的称号，是因为其统治合法性并不来源于黄金家族的血统，而来自宗教和军事。

布哈拉酋长国（埃米尔国）所处的时代正值中亚地区面临沙俄和英国的“大博弈”。沙俄对中亚虎视眈眈，英国则试图阻止沙俄的扩展，以保护其在阿富汗的利益。起初，在英国的支撑下，布哈拉与沙俄还能平等交往。到了19世纪中叶，沙俄逐渐向中亚地区扩张，布哈拉东部的浩罕汗国和西部的希瓦汗国已被其吞并。1868年，布哈拉酋长国被俄军击败，随后被迫接受条约，成为沙俄的保护国。

星月宫的建造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世纪末，埃米尔阿哈德·坎杜奇从俄国聘请了最好的工匠，开始建造这座夏宫。下一任埃米尔为年轻的妻子西托拉·博娜建造了宫殿的主楼，但不幸的是这位妻子很快就过世了，于是夏宫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Sitorai Mohi-Hosa”，意为“月亮和星星相遇的地方”。正门、等候室、暖阁等建筑则由末代埃米尔阿里木建造。他曾接受全俄式教育，然后得到沙俄批准后才成为继承人。

因此，也就不用奇怪星月宫表现出的强烈俄式影响了。虽然宫殿内部大量采用中亚传统装饰，但建筑的外立面，特别是主宫殿对面的柱廊，显示出强烈的俄式风格。

宫殿内最重要的空间是白厅，也就是王座厅，埃米尔在这里会见来宾。30名工匠花了两年时间对这里进行装饰，在镜子上做“甘奇”雕刻的工艺首次在这里被实现。在见埃米尔之前，来宾要在相邻的等候室中等待。接待室的装饰采用了传统的“甘奇”绘画，图案完全不重复，访客有时要在这里等待几个小时，可以观看这些绘画打发时间。

夏季茶室和与之配套的宴会厅是另一种独特的工艺展示，不同于白厅和等候室素雅的植物和花卉图案装饰，这里采用了五颜六色的几何图案和彩色玻璃装饰。

宫殿端头有一个三面开窗的木质暖阁，里面陈列着各国大使赠送给埃米尔的礼物。

相邻的宫殿中展示着埃米尔的金绣袷袢（中亚的袍子），这些袷袢是 20 世纪初手工制作的。

沿着花园小路继续前行，可以看到在一个池塘边的王妃寝宫，这基本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只在部分细节上体现了中亚特点。寝宫对面是埃米尔的凉亭。 

1918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刚刚夺权后，就要求阿里木投降，但阿里木予以严厉的拒绝，并杀害了使者。直到1920年，俄国境内的白军已被大部肃清，伏龙芝率领九千人的部队入侵布哈拉。在苏军的空袭之下，布哈拉城内燃起大火，浓烟滚滚，阿克城堡被完全烧毁。阿里木侥幸躲过了追击，先逃往杜尚别，然后继续逃往喀布尔。仅仅一周，苏军就推翻了埃米尔的政权，随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使这块拼图也嵌入苏联版图。

与处处彰显皇家气象的撒马尔罕相比，布哈拉更有烟火气，毕竟塑造布哈拉的不是帖木儿帝国那样的国际霸权。那种既古朴又具有活力的气质，似乎穿过重重历史帷幕，扑面而来。在桑树下里弹唱的男人，在经学院前舞蹈的少女，在贸易圆顶下招揽生意的商人，在庭院中捶打铜器的匠人，在伊万中边纺织边聊天的妇人。在灯下伏案填色的画师，在炭炉上烤肉的厨师，他们让这座古城真正活着，而不是成为一些冰冷的遗迹。

关于拍摄

本文现场照片采用135数码与胶片相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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