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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翔:改造城中村不是将它单一化或城市化 | 有方专访

林楚杰 | 2018-05-04 15:09 | 分享  
何健翔,广州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自2007年成立事务以来,其与团队始终植根于珠三角这片土地,代表作包括广州EMG大石馆、深圳ID Town艺术社区、连州摄影博物馆等。本篇为有方专访视频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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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从2007年成立至今,事务所经历了什么样的不同阶段?

 

何健翔:在2007年成立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之前,我跟(事务所合伙人)蒋滢都曾在欧洲学习工作,然后回到国内的大型机构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然而在大型机构里工作时,感觉做事的模式与自己心怀的理想,两者之间有着很难弥补的巨大裂缝。考虑过后,我们决定以更小规模的工作模式起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设计实践,正如O-Office的英文所示,一切从零开始,当时整个工作室只有三四个人。

 

虽然我出生跟成长于珠三角这个地域,但当我离开这片土地前往欧洲学习时,我感觉对珠三角产生了极大的疏离感,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慢慢地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这里的地域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独立实践后的初期,我们做事的方式基本还是按照西方的建筑观念、想法来进行。然而,当它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文化时却产生了特别明显的不兼容和巨大的冲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尽管当时做了很多竞赛、参与了不少项目,却总觉得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无论在观念还是方法论上都需要有所转变。比如说,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建筑与在地的工艺有着强烈的联系,当在地的工艺和工匠缺失时,如何创造出在地的建筑?这是我们当时经历的第一阶段。

 

对自己的思路和观念进行了调整之后,我们开始接触一些改造项目。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训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实现过程。而改造,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将传统的建筑学教育的思维进行了更新——如何与场地对话、如何与历史对话、如何在场地里建立一种时间的连续性等等,诸如此类的思考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也影响了我们的建筑观念。在之后的改造设计和新建项目里,我们都带着这些新的观念,带着身份的不确定性,在珠三角这一个相对不确定的地域文化里面去实践,真正深刻地跟场地、跟地域、跟文化去铆接。这是我们事务所经历的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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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EMG大石馆改造,2008年

 

相比于以前,我们这两三年设计的项目在规模上大了一些。之前做的基本上是几百平米、一两千平米的项目,在小尺度的建筑里去操控和延展。当然,我们现在做的两三万平米的项目,置放到市场上也只是小不丁点的项目。在不同尺度的项目里,我们会对以往的观念和方法再进行反思和调整。目前,我还很难说它是另一个不同的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延续。

 

有方:不同尺度的项目,在设计的操作上有哪些差异?

 

何健翔:不同尺度的项目,涉及到的人跟资源的量是很不一样的。在小项目里,建筑师或许只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构的操作上面;而应对大项目时,建筑师需要与非常多的合作方协调、组织。例举去年年底完工的连州摄影博物馆,这是一个四五千平米的项目,里面涉及到政府、策展人、博物馆的使用方(馆长)、在地的施工队等等,不同的因素交织,让整个过程变得极具复杂性,经历了各种层面的决策和反复。从项目概念到最终落成,这个项目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这样的过程,非常考验一个建筑师的综合能力;特别是耐性,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具有足够的耐性,可能早就会放弃这个项目。如何在各种反复和修改变化的过程中去坚持,这是非常考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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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摄影博物馆

 

有方:如何看待快速的都市化和全球化在建筑设计上的影响?

 

何健翔:变化,在国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建筑师。建筑师在介入时,需要预想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产生变化时如何去处理。比如我们目前正在深化的深圳安托山小学项目,规模有三万多平方米。建筑师如何在变化的过程中去修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或许与个人的经历及教育有关,我个人蛮喜欢不同文化冲击带来的变化,并且希望可以在里面探讨建筑学层面上的议题。我们所处的珠三角地区,这片地域自古以来跟外部的多元文化有着许多交集。交集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催生出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很不一样的产物。在过去,建筑师更多的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角色,当下处于变化的未知因素越来越多,建筑师如果没有更开放、更包容的视角,会失去很多的可能性。

 

有方:如何看待自己植根设计的珠三角这片土地?

 

何健翔:从中国的大陆文化角度来看,珠三角所处的是非中心的边缘位置。生活这个片区里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太特别,很少会有非常强烈的中心意识。当我在珠三角成长和求学时,并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直到我离开珠三角去了比利时求学,回过头来再看这片地域时才愈发觉得它的特别之处。

 

如果把珠三角放置到全球不同文化的背景里,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价值和兴趣点。我在国外求学和回国的那个时期,刚好有许多人将珠三角作为研究讨论的话题,其中包括Rem Koolhaas在《大跃进》里的记录和一系列的展览。尽管我当时没有直接参与,但却能以“他者”的身份观察这段讨论的过程。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受到的珠三角,与媒体或Koolhaas讨论的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在过去的实践里我一直带有对这片地域的追问,在实践中更新自己对这片地域文化观点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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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代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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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府(珠三角)图,雍正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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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2010年

 

在珠三角这一片区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弥足珍贵的特质,比如说朴实的城市人文文化,在广州街头巷尾的粤语交流,不太过问政治,而是非常关注在地的城市和生活等等。此外,在珠三角的不同片区里,群体非常多元,有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等等。在实践的过程中与他们的交集,更加让我觉得不应该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可的准则去操作建筑设计。

 

有方:如何看待在城中村里将农民房改造成为青年公寓的举措?

 

何健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过去的这些年里,城中村与城市之间一直处于割裂的状态。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们并不太想把城中村纳入到想象中的城市范围,因为城中村代表着落后,代表着脏乱差。建筑师的介入,使得让城市与城中村里的乡村模式之间建立起更为良性关联成为了可能。从过去到现在,城中村更像是一座落脚城市,人们来到新的城市后可能会考虑在这里落脚,慢慢地发展起来后再搬离出去,之后再也不会回来,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比外面的城市要差得多。

 

我们在做的广州棠下泊寓八社,希望城中村不再是单向地为城市输出,而是两者之间可以互相注入、更好的连接。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是,慢慢地会有住在城中村以外的一些人回来这里。不过,作为建筑师的我们,同样应该谨慎或者小心的是,在城中村里的改造不应只是把城中村单一化或者城市化,而是懂得去尊重、解读城中村的文化与价值,不是把城中村进一步地城市化。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并不一样,第一种态度是在尊重理解的基础的同时向城中村学习,既而去更新和建立起循环互动,而第二种态度是仅仅把城市里固有的居住模式搬到城中村里,破坏城中村里的多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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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棠下泊寓八社

 

建筑如果能够做到真正地适应和匹配它所在的基地,那么它就是在地的,就会成为那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广州棠下泊寓八社的设计里,我不希望仅仅是简单地把农民房升级,而是可以将新的东西置入进去,在地成长出一种新的文化。比如,因为村里的街道非常狭窄,大的车辆无法进行作业,我们利用了停车场的植草砖设计了新的砌体方式,既适应运输和交通条件,同时也是在地的建造延续。

 

在泊寓八社里,很有意思的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止是建筑学上跟美学上的变化,还有人群的心理变化。作为万科跟棠下村合作的一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各方都很融洽,村民很欢迎和支持万科来将村里的农民房“升级”。随着时间推移,尽管村民不否认这样的举措给环境空间带来很多新的样貌,但有些人开始担心和怀疑改造后的房子,会让自己没有改造的房子价值下降,因此在许多方面施加阻力。对于村民的想法,我也表示很理解。在城中村里改造农民房成为青年公寓这件事,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总会有一些问题出现,而变化也一直都会发生。

 

 

采访|林楚杰

视频剪辑 | 赵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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