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钊：拉美现代建筑发展的5个阶段
拉丁美洲的现代建筑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个阶段：
1925—1945年，启蒙与开端；
1945—1960年，建设乌托邦；
1960—1980年，隔绝的发展；
1980—1990年，丢失的十年；
1990年后，当代的转型。
1925—1945年，启蒙与开端
1922年巴西圣保罗的“现代艺术周”（Semana de Arte Moderna）被认为是拉美现代主义最早的开端；
1925年圣保罗的两位建筑师的文章引发了拉美最早的现代主义建筑的争论：里诺·利维（Rino Levi）的“建筑与城市美学”和格雷戈里·瓦勒查贝基克（Gregori Warchavechik）的“关于现代建筑”；
1929年勒·柯布西耶受邀第一次踏上拉美的土地，访问了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三个国家，并提出了四个主要城市的规划建议方案；
1930年，科斯塔和格雷戈里·瓦勒查贝基克（Warchavechik）在里约接待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194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巴西建筑”展览。
在大多数现代主义建筑历史论述中，为了片面的强调现代主义建筑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都过于强调柯布西耶对于拉美现代建筑的影响，认为拉美的现代主义建筑源于1929年柯布西耶对南美三国访问的结果。然而拉美的现代主义来源和拉美混杂的文化一样，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到一个人或事件。由于拉美和拉丁语系国家密切联系，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从殖民时期就从未间断过。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欧洲移民将现代主义的思想从不同的管道引入拉美，其传播路径和拉美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更是错综复杂；同时，由于西班牙殖民建筑简洁的装饰和功能化特征在某些方面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非常接近，这使得现代主义建筑在拉美国家较为平缓地被接受，然而，这样也给拉美的现代主义建筑带来一种模糊性和混杂性。
1945—1960年，建设乌托邦
因为没有直接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原材料物资的出口，战争期间拉美各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在战后相继实行了高福利公共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加速了拉美各国城市化进程。在极短时间内，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尤其是各国的首都和大城市）以便获取更好地社会公共福利。仅仅十年实践，很多拉美国家首都城市的人口翻倍，一些国家城市化率甚至超过90%。
为了满足高速增长的城市居民需求，政府在短期内需要建造大量的社会住宅和公共设施，而提倡工业化生产的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了政府首选。这些主要体现在公共住宅、大学城和新城建设上。
1960—1980年 隔绝的发展
讨论拉美现代建筑时，政治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拉美的现代建筑从始至终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二战”后，由于冷战和恐惧共产主义对拉美国家的渗透，美国对拉美推行全面干涉主义，从多方面支持各国军政府，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并控制各国共产主义化的倾向。60年代后，各国独裁军政府陆续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一方面对内迫害和封锁言论，绑架杀害知识分子、学生和政治异见者；而另一方面实行极端的民粹主义来笼络底层大众，盲目推行高福利的公共政策。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依然产生了一大批经典的建筑作品，只是大部分这些作品和建筑师直到80年代拉美重返国际社会后，才逐渐为人所知。
公共建筑、社会住宅、地域建筑都在不同程度地被政治所影响，产生了新的特点。公共建筑：由于民粹主义的盛行和政局的动荡，拉美各国的私有经济力量逐渐被削弱，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大多为公共大型建筑；社会住宅：此时公共住宅依然是拉美各国的最首要和紧迫的任务；地域建筑：采用地方建造工艺和材料的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980—1990年 丢失的十年
在80年代初，拉美各国陆续结束了军政府统治，逐渐恢复到民主制度，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然而拉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社会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随着毫无约束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看似一片繁荣的地区和国家经济背后却布满了陷阱和灾难的种子。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拉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和货币不停在崩溃和重新开始之间往复循环，将大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全部耗尽。因此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被拉美人称为“丢失的十年”。
此时的建筑发展也不乐观，拉美各国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和建筑文化方面的自我隔绝之间呈现出矛盾而奇怪的关系。加之国际上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盛行，在一些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师的推动下，拉美各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身份认同、拒绝国际思潮、“场所精神”和民族主义的要求下，拉美盛行后现代主义和地域主义建筑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种孤立，而这种主动隔离也意味着缺乏外界的关注。
但同时，少数建筑师没有放弃本地区的现代主义传统，例如：丽娜·博·巴尔迪（Lina Bo Bardi）所设计的圣保罗小区体育文化中心 (SESC, São Paulo, Brazil， 1977-1985) 和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Mendes da Rocha）所设计的巴西雕塑博物馆（MuBE， São Paulo, Brazil, 1988-1991）。
1990年后 当代的转型
在1990年代开始的一两年里，处于盛期的后现代主义和历史主义突然悄悄地退出了拉美的建筑舞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激烈的批评和学术争论，几个看似偶然和不相关的事件对后来的拉美建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91年在巴拉圭的亚松森南美各国签订了南共体协议，1994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组成“三国集团”。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过去几代建筑师所梦想不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地区和国家之间可以互相参照，多重视角和话语可以迅速传播并互相影响，完全改变了1980年来盛行的地域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倾向。
在随后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拉美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不仅只是延续了拉美建筑传统，而且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将拉美现代建筑推向了另一个顶点。他们不再束缚于宏大的建筑宣言，也不执着于永恒的身份认同，充满个人化的试验和表达尝试使得今日拉美建筑展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这样的转变也体现在地域分布方面，与拉美传统的现代主义建筑中心相比，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区的年轻一代建筑师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和活力。
如此，多样性的个体实践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其普遍性的特征也就自然得以体现，而非反之，在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诉求下，寻求个体的表现。拉美当代中青年建筑师在世界建筑界的凸显，正是抛弃了对于这些，正视自己面前的日常问题和现实。然而这些项目和策略并非全部的答案，无穷无尽的拉美现实问题令人困扰，但也给予建筑师和设计师无穷无尽的机会，只要不回避，个人的探索和集体的诉求必定存在着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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