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面时代2：空间，病毒与信息

接上篇  金秋野：无面时代，与公共生活的转场

《参考消息》4月26日刊文，援引法媒说法，称“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今后有一个光荣的任务要完成：构建新冠病毒蛋白质的3D模型，这可能是战胜新冠肺炎的关键。”目前，全世界有70万台计算机加入，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计算系统。

每秒240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前不管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寻找希格斯粒子还是模拟火星漫游，都未曾动用过这样巨大的算力。如此大张旗鼓，仅为一个小小的目标：建立新冠病毒蛋白质的三维空间模型。新冠病毒的物理尺寸在30-80纳米，要放大10-15万倍才能用肉眼辨别它的空间结构。在如此微小的尺幅中，蜷缩着这样庞大的数据信息，即使动用目前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都不敢说能略知一二。这世界真是神秘的巨大的未知。

而病毒这小小的三维结构，不是一个静态的雕塑，不只是一个nurbs曲面包裹的拓扑形体。它是生命，带有神秘的信息。这个表面上由人类主宰的红尘世界，一遇到这个微小的三维结构，竟顷刻间降低流速，从汤变卤。一切跟物质相关的都迟缓而低效，无论是国际间的原油物资还是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旅行者，甚至大街上奔跑的孩童，都纷纷躲进房子里。飞机停航、影院歇业，人们自觉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新冠病毒的三维结构，携带着“为世界降速”的特殊信息。

哪怕是即将引爆核战的负面新闻，也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改变人类世界吧？因为新闻，不管多么可怕，包含的信息量是小的。病毒虽小，却是复杂的三维空间结构，它无可名状，不在现象界。不可名状的东西，等于不被认识。所以破解它的三维结构，是想去名状它，先描绘它的形状，再据此命名。人面对的世界有可名与不可名的分野，我们管它叫Covid-19，只是个临时的代号，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名”，不可名的东西总是让人觉得瘆得慌，所以倾尽全力也要给它命名。就这样，70万台计算机临危受命。

这件事情雄辩地证明了一件事：空间即信息。病毒蜷缩在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尺度中，却蕴含着巨量空间信息。正因为此，它能以空间为钥匙，打开生命的某扇小门，从而改变个体的生命体征和群体的交往规则。它并不是个简单的小东西。在理想环境下构建新冠病毒S蛋白（Spike）模型，意味着要描述三四百万个原子。而S蛋白作为病毒的钥匙，只是王冠上的一个小凸起。病毒如此，那么人呢？人体中100000多种蛋白质，都是氨基酸以种种形式连接旋转而成的三维空间结构，都是信息。我们用犀牛建模，模仿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赋予他们动作和表情，看起来仿佛真实。其实真实的世界无法模拟，它或许自身就是个分布式算法的巨型计算机，人类迄今为止掌握的算法和算力，只能模拟其最粗糙的表象。而纳米级空间尺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S蛋白与人体蛋白相遇的一刹那，水、离子以及高能电子区的相互作用，交换的信息或许会让全世界的计算机瞬间崩盘。这个事实，对一心想在数字层面掌控世界、命名万物的人类来说多么讽刺。

我还记得小时候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内心是相当激动的。那一刻人类显得多么强大，靠直觉就能推断肉眼不可见的空间结构。为什么泥塑的菩萨活不起来？也许是构成它的肌体的内在结构秩序的匮乏所致。而“结构”指的就是蜷缩在宏观现象之下的微观有序性。好比人体，是无数氨基酸按照某种规则有序连接而形成的复杂系统。蛋白质中的肽链折叠，形态、能量、构象——在更微观的空间层次，物质依然是有序的，复杂的，形成稳定的结构，可以被描述。只是用以描述它的信息将是惊人的天文数字，而真正的无序是不能被描述的。生命可以被描述，却像是永远也描述不尽似的，介于可名与不可名之间。

如今我们用70万台计算机对付小小的病毒，我们将以怎样的千军万马，来处理国土资源的大数据呢？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在分子生物学的尺度层级上去了解物质世界。那么我们到底想了解什么？我们将在什么尺度上建立关于三维世界的信息系统，又希望拿它来做什么？在真实地球三维信息面前，我们今天努力建构的城市大数据，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既然在机制上把握是难以实现的，不如在现象上去理解。就像我们不必检测一个人的创造力指标，只要看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够了。如前所述，新冠病毒作为一种空间信息，通过感染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实现的宏观效果或许就是物质世界的降速。

为什么强调“物质世界”呢？因为除了物质世界，还有人的精神世界，由信息填充。物质或许也是信息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它有形而笨重。让物质在物理空间中四处移动，耗能巨大。植物几乎不做空间移动，动物做有限的移动，交通工具和荷载通常都是自己的身体。人却会使用工具移动其他物质。麦克卢汉当年论证了交通工具的信息属性，比如轮子和钱币为粮食或物产的远距离移动提供了便利，本质上是空间信息交换得到加强，世界因此提速。

因为人体本身也可看作是一种交通工具，人类的迁徙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信息交换的价值。不同人种的融合、作物和驯化动物的传播、工具的流通，在成千上万年中一直缓慢发生，直到文字和书写工具出现，非物质的思想和观念就可以远距离流动并保存下来，只是它依然附着于物质：电子屏幕和硅基存储器发明以前，无论书信还是电报都记录于纸上，而纸的传播效率要比竹简或陶板高多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人一直在改进工具，让交流工具更强大更多容量，让作为信息载体的物品更轻盈更高效率。几乎所有人造物品都是这样，包括道路、引水渠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唯有建筑和城市是例外。

建筑和城市，从一开始就在“流动性”的反面。自古建筑的基本作用就是“定居”，让人回到原点。“家”作为人生的物质坐标，让人获得“远”与“近”的相对感觉。建造活动又是与土地经济相结合的，“不动产”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反传播特征。在美国，人们走到哪里都被要求提供家庭住址，“地址”成了“存在”的条件。“家”作为心理坐标，又是很多文学和哲学的基调。人一生中的回忆和创造通常围绕着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和故土风物展开，“家”是人塑造“场所感”的基础。所谓“故土难离”、“落叶归根”，都是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

这大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一定是人的根本属性，因为游牧民族并不需要类似的心理地图。“帐篷”这种建筑类型提供的空间经验，与“定居”背道而驰。随着建筑结构和基础设施进一步轻量化，建筑逐渐获得了“可移动”的潜力，与这种趋势相应，现代哲学家开始广泛探讨“游牧”的可能性。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工作模式已不再是天方夜谭，在好几个城市安家，或者不在任何一个城市安家，都成了一种人生选择。全球金融市场和房屋的货币化，也为这种形式上的流动提供了条件。但只要土地经济的基本形式不变，房屋就依然是“不动产”。迄今为止，“家”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原点。

不管“游牧”还是“定居”，复杂的空间场景记忆都是与生俱来的。动物的大脑就像是一个时空信息的计算机，灵活的四肢和完整的视觉系统是它的输入端，大脑和视叶负责解释这些信息。当身体随着时间推移获得关于三维空间的感知，人便有能力对这些空间信息进行整合，将时空信息内化为一套导航系统，即“方向感”。这是情感记忆的物质基础。

按说这种移动的时空处理器应该导向无限游牧才对，但人们发明的城市和建筑却都起到了“限流器”的作用。城市自古以来具有防御属性。世界各国都有军队围攻堡垒的故事，城墙、翁城、棱堡和护城河，滚木和流矢，云梯和特洛伊木马。几千年的的进攻和防御，只因城市是空间信息的“荟萃”之地，物质和精神财富都集中在这里，夺得了城市，才算实现了战争的目的。所以最情绪化的人类罪行之一就是胜利者的“焚城”。城市限制了流动，提供了目的地，同时约束了人对远方的想象力。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多定居于城市，只要家庭还是个人财富的聚集地，只要城市还是社会财富的聚集地，建筑与城市的“限流器”的作用就会一直存在。

历史地看，人类文明的总体趋势是“流动”，建筑和城市则限制了“流动”，这就造成了矛盾。19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让“远程交互”变得越来越容易，互联网的普及更是促进了这种新的流动形式。与此同时，人们延续着机械时代的梦想，继续通过操控能源促进物质流动，包括是点对点的物质传输，也包括人自身的传输。“物流”与“信息流”一道，让整个世界加速。但两种趋势是相反的：技术进步之下，“信息流”需要的单位能耗越来越小，“物流”则受到物理法则的限制与远古时期能耗相当。随着人口和需求的暴增，物流已经成为地球不可承受的负担。

随着飞机、高铁和汽车的发展，人们习惯于“点对点”的远距离传输，面对这个情况，维利里奥（Virlilio）描述了“远方的消失”。比如住在通州的人，到北京市内上班遇到堵车可能比去天津时间还长。以时间来衡量，远与近的关系颠倒了。习惯穿梭于世界各大机场的人，对“远方”的概念是模糊的。古时候旅人跋山涉水，空中飞行则直接略过了中间过程，实现了点对点的链接，机场成了城市中最重要的元素。无个性、无历史、无特征，这就是库哈斯在《普通城市》中描述的信息过度交换后的世界各大都市的场景。巴黎、上海、纽约和东京成为一体，它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过于快速、过于密集的信息交换之下，世界各地城市空间呈现出的一致性特征，是空间系统熵增的必然结果。城市空间的物质基础是建造效率的最大化和建造成本的最小化，凡是有利于这个趋势的技术，都会向四处扩散。国际金融资本的趋利化流动提供了动能，另一个推手则是“国际建筑师”和国际建筑教育。人们就像携带氧气的红细胞，往来穿梭于大洲大洋之间，将工业化建造体系和形式语言散播到文化、语言、风土和生活习惯全然不同的世界角落。从信息流动的规律来看，保持乡土或地域性很难实现。“故乡”好像滴进流水中的墨汁，瞬间消失于无，“远方”是相对于“家”而言的，“远方”一旦消失，“家”就不复存在了。此起彼伏的住宅标准化和产业化运动，都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五年前我在一篇名为《异物感》的文章中分析了与“效率”直接相关的“管道”现象。一般来说，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壁垒的打破、阻隔的消失，但事实上，为了获得技术预言的极致速度，必须建立“隔离管道”——避免干扰，确保目的达成。铁路轨道和卫生防疫系统就是典型的“隔离管道”。随着目的的增多和控制的增强，物质空间的连续性遭到严重破坏，就像隔着高速公路无法穿越的行人，空间感知变得支离破碎。远方消失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其实是被一条条时空锁禁锢的身体。人们习惯了在二维屏幕上与外界建立虚拟的链接。这就是凯文·凯利所说的“屏读”

（Screening），然而他说的不够透彻，“屏读”只是个过渡形式，真正的出路是“无人物流”和“虚拟时空”。

新冠病毒，不管它起源于哪里，或者到底是不是全球同时传播，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感染了全球大部分地方，都是史无前例的。病毒的传播依赖于人流和物流，全球穿梭的旅客和冷冻食品都可能成为载体。病毒可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传染病因速度而生，是速度的必然结果。推而广之，全球化时代的很多问题，都是速度的产物。比如全球变暖，可以理解为过高流动水平和过度排放导致的平衡破裂；金融危机是过度追求发展速度和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投资过热。过度的舒筋活血会导致血管破裂，过快的流速会导致江河决堤，信息过度交换造成失控。失控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载体的破坏：河床淤积、车轮磨损、血管狭窄；也可以是有毒有害信息的突然出现：大规模战争、毒品、末日宗教和传染病。

新冠病毒几乎是一种完美的限速器，它具备了一系列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特点，让人类社会陷入一个“果冻泥潭”：放开是医疗资源崩溃，收紧是经济系统崩溃。这些特点包括：隐蔽而快速的传播；不高不低的致死率；可长可短的潜伏期和体内外生存期；感染全身各个器官的无差别攻击力；短暂的免疫反应和重复感染的可能；以及应对成本和预期后果的两难选择。几个月的犹犹豫豫，让人类进退失据，病毒赢得了时间，看着人们在过度紧张和疲于应对中互相指责错失良机，差不多取得了永久性胜利，获得了生存权。

人们寄希望于疫苗和特效药。历史上是否有某种传染病因疫苗而消失呢？大家会想起天花，那是个极端的特例，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是人类。其他如感冒、腮腺炎、甲型肝炎、HPV，都无法通过疫苗消除，何况传播如此广泛、传染力如此强大的Covid-19。特效药更是一个不可靠的预期。只要病毒不突然消失，只要疫苗的保护作用或保护期限是有效的，人们就不得不躲在口罩后面，继续度过期限未知的“无面时代”。

也许隔离和自我隔离等极端手段最终是会被放弃，但阻止大规模传染的最佳方案——禁止聚集，将成为常态。小规模的家庭聚餐、朋友聚会、毕业典礼是聚集，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演出赛事、新闻发布、竞选宣传也是聚集。前者尚可追踪，后者面临着流调困难，而不得不谨慎举行。换句话说，凡是有陌生人和非确定参与者的规模性聚集，都将增加新冠传播的危险，需要叫停。

这种活动，就是社会学中定义的“公共活动”，它发生的场所就是所谓的“公共空间”。在即将过去的人类大流动时代，“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有着先天的道德优越性，成为建筑师努力的目标。促进人与人之间不可预期的信息交换，成为城市空间存在的理由之一，“促进交往”这样的说法，出现在无数的方案汇报文本中。建筑师有一万种方法通过空间设计来促进交往，却不得不将限制交往的手段交给城管：护栏、门禁、隔离带和路障——这些建筑师最恨的东西，将大行其道。

世界范围的物质流动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场大规模灾难的发生。人类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灾难，会是这次瘟疫的幸存者吗？客观地看，新冠并不能导致“种族灭绝”那样严重的后果。它只是通过潜在的威慑力（相当低但确定存在的致死率），来让人类主动拉开距离，从而起到限流器的作用。它可能相当遥远，也可能近在身边，不可见又不可预期，如影随形。在它面前，人的任何狂妄姿态都立刻演变为报复，不得不时刻绷紧神经。这大概就是新冠病毒在现象层面的存在形态：限制一切物质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类社会降速。

只要病毒存在一天，大规模聚集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公共生活转向虚拟领域，不由人的意志来定。而它潜在的效益，也是降速带来的积极价值，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新形式：更清洁的物流和更广泛的、直观的规模化的虚拟交流。人工智能技术将走向何方？这一直是技术发展的目的性难题，如今有了一个临时性的答案：用信息流动取代物质流动。

技术一旦发动，就无可遏制，这是符号世界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技术总是导向效率最高、成本最少的“最低能量状态”，其实也就是科技版图里的“普通城市”。理性地看，新冠逼迫技术发展，将导致两个积极的效果：人们终于发现，一部分物质流动是可以被信息流动取代的；另外一部分不可移动的物质，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虚拟流动，在新的平衡上达到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流动”这一人类文明的总体趋势得到延续，建筑和城市的“限流器”作用逐步瓦解，矛盾转化，“空间”一词获得新的含义。

金秋野

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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