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功专访：谈场地的人越来越多，真正关注的越来越少

编辑：原源 | 2020.09.09 14:36

如果你和有方一样好奇于那片都市密林

走吧，跟直向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董功一起

去找树

场地及专访视频 ©有方

有方人民小学是直向2018年初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8+1建筑联展”设计竞赛中赢得的项目，目前进行到什么阶段？

董功 2018年3月通知中标，目前在施工图的中期，施工图预计是今年9月中旬结束。一个三万平方米的小学，到施工图已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可想见其间困难。倒不是过程里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其实在这个方案中标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其后“痛苦的纠缠”——项目有一个很好的初衷，面对着深圳一个代表性问题：在高密度中心区营造校园，但这个议题本身，就预设了后面的困难。面对这难度，反正就是一点点磨吧。

有方近两年半的拉锯战中，具体遇到了哪些难点？又是否争取到了对规范的突破？

董功我们的方案是竞赛第一名，其实投标时也没想真能中标，因为当时那个方案有些过于理想化，在硬性规范上是有风险的。当时专家一方面可能看到了方案在价值观上的可取之处，但同时也意识到后续落地中的问题，所以在评审会上特别建议，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做一定变通，不然推进会非常难。

但等到方案移交给政府进行实际操作的时候，大家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规范意味着相应部门需要担责，任何一个官员在批准时盖的章都是终身制的。这个设计中有太多事项需要专门做规范的解释和讨论，虽然严格地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条规范是突破或改写了的，多是看同一条规范在一个特殊限制条件下，能否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解释。由此有两年半的图纸深化，沟通，一次次的汇报……过程很艰辛，扒了几层皮（笑）。

但回头看，能到今天这状态还是很不容易。可见过程中还是有一些人在努力帮助这件事实现，包括竞赛时的评审专家，负责这个项目的相关部门，还有各专业的配合方。至今，我觉得这个方案里最核心的价值并没有妥协，只是在数量上有所缩减——比如树木的保有量从竞赛时的40%多，一点点变小，现在在30%左右。学校应是年底开始动工，就意味着这事是真开始做了。

有方方案中对原始树木与地形的保护，凸显了“场地”之于直向的建筑设计的重要性。对你来说，“场地”为何如此重要？

董功场地的确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事，甚至已变成一种建筑工作的方法。我觉得今日行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建筑都越来越“封闭”了。这种“封闭”不是说没有窗户，而是说无论是行业规定的设计体制、还是设计院或事务所的设计方法，似乎都不用太关心建筑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完全可以不去场地，或只是匆匆走过甚至只看一段视频、看些照片，不再需要真正对于场地的研究和发现。

这就造成建筑愈发沉浸在自己的一套系统里，比如技术的，功能的，空间架构的系统。建筑会愈发封闭，愈发自我，放到场地上只要能满足红线和规范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场地”是让建筑开放的一种方法，能让建筑和它所处的区域，有一个更友善的关系。场地是一种途径，一种设计的方法。

建筑师对场地的感觉，很多时候需要长期的训练作为基础。对每个项目场地的第一直觉，以及后面不断的推导、不断用模型和图纸去校正，都是对大脑和设计敏感度的训练。到一定阶段之后，直觉会变得相对敏锐，而且这种敏锐是靠谱的，不是完全感性的状态。

有方所以你对人民小学场地的第一直觉，是什么？

董功超现实。在深圳福田这个楼宇密布的城市中心，突然有这么一块仿佛从天而降的原始地块。这里以前是一片低矮厂房，地产发展后变成开发商堆土方的一块地，现在看到的土坡是由此而来。然后可能出于市容市貌的要求，政府就在空地上种了一些树，让它不至于那么突兀。所以这片树林应该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它不是地形长期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人工干预的成分。这个城中的奇特地貌虽然不是一个直白标语，但又像一面镜子，映射着深圳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

此外，想象一下如果真能把中间的树林保护住，我相信植被能跟未来在这上课的孩子的六年小学生活，发生很有意思的连接。学校中心将不再是惯见的干巴巴的操场，而是类似原始森林，抬头是连绵的伞盖。我觉得这会本质上地改变将来在这个空间里的校园生活，及其场所的质量。这不是靠盖完建筑后再补种树木，所能获得的。那些植被已在一起生长了这么多年，怎么占有空间、怎么争取阳光，背后是非常有意思的时空的信息。所以我当时的第一直觉，就是这树必须得留。

有方我们每天看到的大量新作介绍，许多第一段就是从基地、场地谈起。一方面，可能是因建筑师对其价值的认同；但某种程度上，你会担心“尊重场地”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设计态度吗？

董功我觉得这现象肯定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建议不要听建筑师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对于每天接收到的这么多专业信息，我自己的过滤方法是，如果这个建筑师或设计单位的房子在我印象中是有质量的，我会仔细看他说了什么。有时会觉得说的不好，也许不对，但我也会仔细看。但如果房子本身的质量没有到一个层面，对于言论我就会比较慎重，因为缺少被实践验证的安全感。我更相信建筑师在实战中体现出来的状态，尽管这方法可能有些主观，武断。

对于“场地”，我觉得真正关注它的建筑师好像越来越少，尽管说这个事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对于场地、构造等等你刚才提到的建筑本体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变得越来越“不正确”。因为我也在美国教书，感觉美国的包括欧洲的一些建筑师，好像不太谈“场地”这些事了。但如果你去到一些真正出好房子的地儿，像瑞士、葡萄牙、西班牙，建筑师还是会反复地谈这些问题，只是每个时代的视角和切入点、高度都会变化。

我觉得中国的特点或者优点就是，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很混杂。但由此而来的一个挑战是，在这么多词语当中，你还能不能有自己特别相信的东西。还是说，“趋势”是什么，我就跟着这个趋势走。现在的趋势肯定不是谈场地，现在的趋势应该是谈未来（笑）。但我是觉得，场地之于我的意义，不简单是在个案中创造一种特殊的场所质量，而是已成为一个建筑的方法了。我们当代的建筑怎么能够变得更好，这和场地的关系应该是很大的。

有方保留原始树木与地形的设计思路，在推进过程中是否顺利？如有遇及反对意见，其原因有哪些？

董功首先是工期压力，每个政府项目都有时间要求，执行机构也要满足。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保留是有意义的。可能我是北方人，对植物本身就有一种挺稀罕的感觉（笑），来深圳一下飞机就挺激动，行道树也长的那么好；而常年在深圳的人，可能不一定觉得这片树有那么大的价值。

但我觉得在一个城市的发展中，有很多价值是没法用绝对客观的数据去分析的。比如在过程中我们也听到过这种建议：先把树全移走、然后种更好的树种回来，多花一点钱但会省很多劲。但这就像我们不能用宠物品种的所谓“高贵”与否去判断我们和它的感情，树也一样。它是活的东西，怎么去评判“贵”或者“贱”呢？

如果去欧洲，去巴黎，城市里那些四五层高的大梧桐树，虽然树种也不算太值钱，但就是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城市氛围：梧桐把街全盖住，老房子躲在树后，有时阳光穿透，有时风一吹叶子掉落，想起来就是这样的印象。或许人民小学这一块的植被影响不了整个深圳的城市氛围，但它可能提出了一种方向。

有方汇报时也会谈到这样的场景吗，或者会如何沟通？

董功这两年跟各个部门汇报的时候，我经常会描述这么一个场景：想象一下树林大概是20米高，在天上形成一个伞盖，树下孩子们可以上生物课，老师带着认不同的树种；一个架空的跑道围着它，孩子们沿着林地跑步；整个校舍呈C形环绕中央的植被，将来在教室里，在立体校园的很多公共空间开洞中，你都会看到这些树木……这片树林是一种很具体的质量，它不是一个口号。

做设计的时候，场景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不是说建筑或空间长成什么样子，而是一种有使用者在内部、未来这建筑能呈现的氛围。有时在描述的过程中，我也会手舞足蹈，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真的看到那个场景，但是也值得。

有方这次特殊的场地限制，是否也影响了设计策略？

董功对树木和升高坡地的保留，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借口”或者说一种压力，就是要突破那种一条条“排排摆”的校园模式——当场地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时候，只有那样做才能符合规范的要求。但人民小学的先天压力，就逼迫我们去思考小学的另一种模式，一种集中的、立体式校园。活动场地要打散，但打散后还要易达、安全、方便，就要解决流线的问题。所以“保留地形植被”这个目标，某种意义上反而使设计更有逻辑——当你面对的问题很明显，你只要把这些问题妥善解决好，房子就不会差。它不是你自己在白纸上编出来的一个东西。

从竞赛中标到现在，这个方案的核心价值没有降低，面积反而比以前多了。因为国家对36个班是有严格规定的，过程中就会想尽办法，怎么塞配套设施这些空间。跟竞赛阶段那个很意象的、没有涉及到具体结构材料的状态相比，限制使最终的设计更“紧”，各环节彼此相扣，松了谁其他的都不太成立。困难成为相互支持的条件，才说明设计做到了一定深度。如果设计到最后，你感觉有些东西换个地方摆摆也可以，那就说明没做透。所以我对这个方案是非常期待的。

有方某种程度上，保护原始自然与深圳平山填海而起的发展逻辑本身，是相背离的。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提高的造价是由社会“买单”。则你认为在建筑师希望实现的空间目标以及对学生的影响之外，保留下的场地信息之于这座城市，将有哪些影响或助益？

董功每座城市都是要经历一定阶段的。你看北京在1950年代的航拍，那也是非常美，成片四合院的屋顶，胡同窄，路宽，整座城市有几条非常清楚的轴线，城墙也都还在。但目前北京也只剩下25片保护区，才有所谓老城的记忆。对一个绝对的保护主义者来说，这肯定是一个灾难；但这过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还有政治、历史、经济、国家的维度，不是建筑学本身能涵盖。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深圳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要塞。但最终，一个城市还是要给人带来物理上、心理上的舒适感，回归到人对这城市的心理上的认同——如果人在其中，觉得城市跟我没关系，或者它让我不舒服，那发展的最终目的就要被讨论了。

所以我觉得深圳早晚会到一个阶段，大家可能会为保护一棵树做很多的努力。就像欧洲现在对一面即使算不上文物的小墙，也还是会花很大的代价来保护。一个城市要有自然、旧迹和现在的东西相交缠，才会让人放松、让人觉得这城市与我有关，不能说所有东西过二十年全变成另一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层面，我相信深圳已经或会开始变化的，在满足那些最重要、最快、最大量的生产后，还是要回到核心，回到与人的最直接的关系上。

有方在有方此前就威双参展对你的采访中，有一段关于场地的论述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坚信建筑是依托场地而生的，而场地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段。我觉得建筑师如果敏感到一定程度，是能从这里发现很多线索，关乎文化，生活方式，时间等等复杂的、丰富的脉络。而这些线索是来自建筑师在现场直观感受、观察和分析，而后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可以真实地作用在设计里，让设计变得非常具体、有针对性，要比简单的从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强加来得更生动些。”

这里对建筑师的场地理解，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在现实的多方博弈里，理解的落地却可能很艰难。这种错位，是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吗？

董功经常遇到，但可能因为时间长了、我自己想出了一些原因去接受，现在整体上我比前两年要平和些。以前在这种纠缠里，我是愤青的那个状态（笑）；现在虽然还是要坚持很多，但我会觉得这种碰撞就是设计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纠缠会让你感到自己还在跟一个很真实的社会打交道，而这个真实对设计是有好处的——它老是在刺激你，让你觉得身体还在，要保持敏感，保持警觉。

有时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中，你怎么做甲方都可以，设计反而会比较“松”。因为不用那么苛刻地对待自己，不用一遍遍反复推敲，大笔一挥直接就变成施工图了。而真实严苛的限制会让你不断因为各种原因，再琢磨一下——现在做的，就是最好的吗？对于建筑师，这个过程挺重要的，有时外部给点压力，会把最终结果压得很实——但这个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特难受。

有方像是看开了的状态。

董功看开了的大叔（笑）。具体到事情上可能还是会挣扎，但“睡完一觉仍然很难受”的时候会少一些，一般当天难受完就没什么了。

有方学校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董功应该是2022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