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仁：让高密度城市更宜居，是我在做的梦 | 2019“深双”现场

4月19日，第八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落下帷幕。受疫情影响，展览后期的呈现与讨论转战线上，由数字技术保障的对于未来城市的探讨，似乎正暗合着一次真正的“升维”。

展览是以视觉与空间引发思考的实践。本届“深双”参展作品《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即以20多幢塔楼模型配置出“都市森林”，旨在探讨更为自由的垂直空间。本文为《垂直肌理》项目负责人、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王维仁专访，“如何让这些讨论真正带来变化，改变一些对规划的理解，这是我在做的梦。”

王维仁在2019“深双”

在201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香港展馆中，主策展人王维仁邀请了国内外近百位建筑师参展，探讨在高度受限的塔楼里如何追求建筑的“自由空间”。来到2019“深双”，其参展作品延续着香港馆的思考：针对未来城市的高层塔楼，提出高密度城市的新论述。

《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从香港馆的一百座塔楼模型中，挑选了20多栋作为代表，通过极度限制的塔楼形式，探索在垂直城市中如何建立新的塔楼类型。

展览倡导限制的创新。塔楼模型基座由策展人提供，保持相同的外部尺寸作为一种都市集体形式，让参展建筑师在此基础上，重新创造和定义塔楼的空间。除了展现紧凑变化的香港都市形态，不同的设计也提示出垂直塔楼展现社区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地景空间的多元可能。

在20多个塔楼模型之外，作品也包含了“威双”现场100栋塔楼的图纸与影像，提供了香港深圳与世界对话的平台。展览为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规塔楼设计的机会，期待培养出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能应对技术、环境、社会和文化挑战的垂直的自由。

有方专访

有方  从2007香港建筑双年展首席策展人，2018“威双”香港馆策展人，再到2019年“深双”的参与，你如何理解城市建筑类专业展览，对于设计实践及学科讨论的意义？

王维仁  如果建筑同时是一个“论述”（discourse），那么作为建筑师，我们除了建筑的生产，也需要建筑的思考。建筑的思考有很多种方法，包括写作、研究，展览也是其中一种方式。严格说来，展览应该是一种宣言，有其目的，希望宣导一种声音。历史上，不管是柯布还是密斯、格罗皮乌斯，很多建筑师在他们的生涯里除了建筑创作以外，出版与展览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聚集、号召一些建筑师一起做个小型展览，是很常见的一种论述方式；而建筑师参与策划较大的展览，比如“威双”，像1980年代罗西任策展人时，是非常有震撼力的。罗西作为一个建筑师、建筑学者、思想家，经过他很清晰的论述，用一定的策略让众人参与进来、在策划中表现多样性和一致性。这是展览的一个方法。罗西策展的“威双”在1980年代建筑的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当然，我没有觉得自己有罗西那么重要，也不是有意识地一路计划要做策展这个事情，只是刚好遇到一些机会。比如说2007年的第一次香港建筑双年展，之前没有、但在香港建筑发展的关键点上要开始做，我就有兴趣接下这事情来，倡导一个长期关心的城市议题。同样的，2018年在“威双”的展览题目，也是这次在“深双”的《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其实是我十多年来思考的一件事，近年也终于觉得时机成熟。

建筑师参展的工作量相对小，建筑师自己策展工作量巨大，就不能做得太频繁。但每隔五年、十年做一次，对自己大的建筑议题的看法和建筑设计，都可以是很重要的反思。当然不一定非是策展，做研究写文章也是一样。总是要想一些方法不断鞭策自己，让建筑的思考不断往前走。

有方  对于“密度地景”这个议题的多年关注，是出于什么原因？

王维仁  首先是一种很强烈的视觉感。我平常在香港，看到一栋栋楼全部贴在一起，“垂直地长起来”，有一种很特殊的城市建筑感觉。我因此想象它在展场纯粹化以后，会有更强的一种视觉表达和空间个性，并体现出城市的特色。

更大的原因，则完全是城市密度与人类生活环境的问题。当前人类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无尽剥削自然资源所带来生态环境的恶果。如果未来我们还是必须要盖这么多楼地板面积，那么如果用香港模式——把大量土地保存为自然、剩下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建设，容积率定的非常高——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应该可以再节省出一半的土地还给自然。是否可以把楼盖得再密一点，再紧凑一点，将更多的自然土地保留为农业和森林？在这种假设的密度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城市建筑更宜居、更环保和更人本？这些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前提思考。如果人类要活的更可持续，我们必然有相当多的人口要住在高密度城市中；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之后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设计建造高层建筑？

一般认为，高层建筑第一是经济的产物，第二是虚荣的产物。“经济”就是我把楼堆得越高越有效率，净楼地板面积就越大、可以卖越多钱，把电梯楼梯、结构设备以外的面积都变现。在这个思路下高层设计还剩下什么呢？就剩一个外墙的皮和形象，所以除了平面的效率，外形的皮就变成整个设计的唯一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深圳所有的高层竞赛，都把高层当成地标来看，表现城市形象、企业象征等等。

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未来大部分的人都要住在高层中，一栋塔楼里面居住工作的一千个人其实是一个乡村，十栋塔楼的小区里上万人就是一个镇，大街区里的十万人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城市了。那么高层建筑是否更应该体现，一种好的城市能具有的空间品质？一个传统的好城市会有大公园、小绿地等多样的公共空间，有博物馆、剧院、运动场，有序列的广场、小巷弄，有咖啡厅、书店、画廊等丰富的城市肌理。那么在我们当今高密度高城市的一个大街区里，如果通过不同的设计思维与城市机制，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有方  在2019“深双”学术研讨会中，“尺度、肌理、公共”是你演讲的三个关键词。它们分别代表着你对于高层建筑与高密度城市的哪些思考？

王维仁  首先说公共和肌理，其实这两点是紧密相关的。肌理是单元与单元之间的组织关系，公共是个体单元之外共享的部份。肌理是不单看个体，而是看个体跟个体之间的联系，看高层建筑跟高层建筑之间，以及高层建筑的楼层与楼层之间，能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关系。

我们今日的城市塔楼基本上都用一种群楼塔楼的开发模式很有效率地建在一起，生活经验基本上是停车、地面、裙楼、商场，最多加一个屋顶花园，丛地下停车经过电梯间就走到住家单元或办公室了。这样一种以电梯为主的垂直经验，跟过去丰富的城市生活肌理相比，是有明显缺失的。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在高楼里电梯与楼梯的转换之间，穿插留置出更多元的公共与户外空间？一栋大楼里的一部份的公共空间，是否也可以是全体市民城市环境的一体？这些当然就改变了“高层建筑必须是最有效率的赚钱机器”或者企业形象的观念。

比如在高层住宅里，可不可以每二十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庭院，老人可以坐在那儿或让小孩在那玩儿，而不用每每叫个工人带着小孩去楼下的小区花园？能不能两百户人家就有一个更大的平台绿地，可以在那打篮球、散步，还有个天桥接到另一个平台？一栋或几个塔楼共享五六个大的或甚至二三十个较小的社区场所， 可支持一些小茶馆或杂货店，可以从一条天空的街道，走到隔壁高楼的空中花园或店铺……这是一连串复杂的问题。在建筑技术上当然可以达到，但需要设计、法律、管理系统等等的配合。也可以更激进地推想下去，比如是不是应该重新计算高空的土地产权、开发模式与容积管理，让地价不再仅针对地面，也是关于整段立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在地面之外，能否也考虑将二十层高、四十层、六十层的公共空间纳入城市的基建系统，包括连桥和绿地的供给……把高层作为一个三维的城市空间来考虑，这都是我们已经能想象出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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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词是尺度。一般建筑师多半不喜欢讲这个事情，因为大学一年级就知道了；但尺度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的问题，更是中国城市的关键问题。本届“深双”是关于未来城市，但不管未来怎么变，咱们人是160-180厘米的平均高度，我想一百年内是不会改变的，人的身体和周围的空间关系就是尺度。然而我们的生活经验是怎样的呢？街边的房子如果是一两层高，人会很有感觉，到了十层、二十层，房子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感觉了；当我们等绿灯走路穿越一个深南大道都得那么辛苦的时候，这个街道的尺度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的现状。

其实咱们现在的中国城市，展览馆大商场等东西都有，但都很大，往往不是适合于人的尺度。很多时候在城市里，除了靠Google Map找路以外，简直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城市大空间体验。有些建筑在外面兜一大圈，也不知道哪里是入口，进去也是大的不得了，说穿了就是尺度错了。一个好的建筑师，应当可以将一个复杂的大房子处理为大房子里有小房子，有小广场，街道，等等。建筑师要有这种空间尺度控制的能力，这才是建筑的进步。在高层里怎样做出合适尺度，怎样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更有“城市空间与肌理的感觉”，这是我讲尺度的意义。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关键的词，绿色。当我们把森林的树都砍光了，怎样在高层里把树再种回去，怎样能有真正的生态意义的屋顶花园呢？我一直讲的“都市合院”也是这个意思，四合院就是最原始的方法，在房子中间挖一个洞，然后种一棵树，让太阳照进来，让雨水可以流进来，把自然包在建筑里。而在今天垂直化的城市中，怎样能在有尺度感的建筑之间，穿插更多的花园平台，并形成一个个小的自然生态？这些在高空大大小小的绿色空间可以相互串联成为一个更大的水、植物与动物的生态系统吗？这也是建筑师现在应该要对城市做的思考和贡献。

这几个关键词，就指涉着我们做这个展览的目的。我自己在想这些事情，但没把握别人也会想这个事情，所以也是一次实验，邀请建筑师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有方  你的作品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建筑师共同参与，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王维仁  这个策划需要让很多塔形成丰富的城市肌理，同时保证一个展览必须有的整体品质，并兼顾视觉呈现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又因为这么多塔我们没钱，不可能给每一个参展塔五万块展览费，所以我们就想方法弄出了一套规则。我们替大家做了三种木基座模型，都是36×36公分，一比一百的比例。每个人在这三种基座的架构系统之上发挥形式与空间的变化，费用和运输问题都比较好控制。一个平面的方形就相当于一千平方米，是一个标准办公楼的面积。为了造成变化，基座有三个不同的高度可选，并且有三种结构：1）Frame框架，四个角有四根柱子；2）Core，中间有一根柱子，有点像香港的十字形住宅；3）Wall，两边有墙。它们其实也代表了高层建筑的三种类型，比如电梯核有的在中间，有的在侧边或者四个角上，刚好是结构跟电梯和服务的不同关系。大部分建筑师接受这个设定，也有一些喜欢发明自己的结构，比如朱涛老兄，他就不想跟别人一样，所以自己做了基座，结果也非常好。

三种结构与三种基座高度结合，就有了九种不同变化，也可以形成更类似城市真实情况的，房子与地面高低错落的感觉。我们先让每个参展人“选菜单”，然后在东莞找了一家工厂，给我们做了一百个基座，每个大概几千块就做完了。然后参展建筑师就做功课，两个月后把东西做好。我们在香港租了一个仓库，让大家到那边去装他们的模型，有点类似一次建筑师的集体活动。比较统一的尺寸也便于集装箱的包装和运输，所以才能够运到威尼斯，又到香港，再到深圳。

最后的结果也很有趣，会发现我的很多假设性思考，其实也是大家共同的关注。有些人是很明确的共鸣，比如说都市实践刘晓都，就是在住宅里做出三维的单元与社区公共空间，譬如Winy Mass塔之间的相互连接，一眼就看得出清楚的议题。也有很多是我原来没想到，但具启发性的塔楼设计议题，譬如结构的变换，或者层高与功能模组的调整。在策展之初假设的“公共、肌理、绿色”几个关键词，也体现着建筑师们共通的思考：在高层建筑里，怎样做出一个人本且生态友好的城市与社区空间。

有方  从“威双”的百位建筑师百座塔楼，到“深双”的20余栋模型，是一个重新筛选组合的过程吗？在2019“深双”现场，《垂直肌理》希望传递给观众怎样的感受？

王维仁  坦白讲，“威双”香港馆整个场地都是我的，所以如何布置就是我说了算（笑）。但“深双”是参展，所以策展人给我多大地方，我再看可以给他安排多少个塔。后来一算，大概二三十个，也差不多——有这个数量也有足够的规模来形成垂直都市的感觉。可以想见，如果能再多五倍的数量，展览可以很壮观，人在塔群中走来走去，像走迷宫一样，在“威双”就是这样。至于我刚刚讲的那些塔楼关键的公共与生态设计问题，观众在这次“深双”现场是否可以感受到呢？我希望能有一点点。

至于为什么“挑”这二十个，其实是受到了此前展览后实际情况的限制。2018“威双”结束后，怎么处理这一百个塔成了很大的问题。我是希望所有建筑师都把它们拿回去，也果然有四分之一的建筑师，像朱涛，非常有感情地把自己的塔拿回去了。加上几次搬运有20%的阵亡率，所以最后大概剩下四十几个没被拿走，然后我为深圳展览挑了其中一半。

没拿回去的原因非常简单，有很多是非香港建筑师的塔，他们想运回去但发现运费贵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就说我来保管。像葛明、西班牙建筑师费南多·曼尼斯( Fernando Menis)、巴西建筑师安杰洛·布奇（Angelo Bucci）都是这样。所以很自然地，在这次“深双”展出的塔中，国外建筑师的比例会高一些。

有方  那在本届“深双”也结束后呢，这些塔楼是否还会有下一站？

王维仁 我们现在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深双”结束后，塔要再运回香港，但我们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放。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展馆或机构愿意永久收藏这些塔，如果有，除修整之外，我还可以义务整理所有的策展资料，提供图片等展览需要的素材，以及未来二十年的活动策划等“售后服务”。

因为我想宣导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愿意这么做。对于高密度城市、垂直塔楼相关议题，说“使命感”可能会有些不自量力，但确实有这样一种心情在。像我们这种非主流建筑师，其实非常清楚，不会有大地产商给我高层住宅项目做，也不可能设计真正的高塔楼；我们多是设计学校和社区建筑，最多是文化或小型商业建筑。所以我们并不是妄想用这些活动来宣传、然后有人会给我们这样大尺度的高层项目，而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居住在高密度城市里，我们如果要在高层之间制造出比较有尺度、比较生态的城市空间，必须有人推动。这有点像当时的日本的“新陈代谢”主义，也是在做梦。能否直接转化为实践其实不重要，就像柯布“明日城市”的概念，半个世纪后才影响城市的空间实践，但这是建筑需要的一个思考方向。

我们还预留了一些经费，还有一件事没做，就是出版。本来因为展览有很多国外建筑师参加，所以想找国际出版社，但我又觉得这在中国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也希望能有中文版，能对中国起一点作用，是最重要的。如何让这些讨论真正带来变化，改变一些对规划的理解，这是我在做的梦。

代表作品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

建成时间  2017

项目地点  中国，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园的图书馆设计，将六层大面积楼板的量体，拉开成上下各三层的两个交错的C字形线性量体，经由转折和架空，配合了校园的入口朝向与绿地入轴线，保留了由中央绿地到山体的视线穿透性，也维系了校园自然坡地的完整性。

建筑以多层挑高的书架天光大堂为空间中心，延展到线性量体底端，观山框景的图书阅览室。图书馆室外的空间序列“庭/廊/院/台”配合了室内空间序列的“厅/堂/室”，表达了室内外双重框景的空间张力。设计以高藏书效率的结构模块为规划基础，利用内外墙体的过渡与木条和金属板遮阳，将间接光源引入室内的阅览空间。建筑立面以退缩的外廊和开展的实墙，架起厚实而轻微曲折的上层量体，随着观者在校园的步换景移，呼应了传统的屋瓦举折与凤凰展翅的大学意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活动中心

建成时间  2017

项目地点  中国，深圳

中大深圳校园的学生中心设计，延续了传统岭南建筑竖向天井与横向穿廊，交错穿透的空间关系，转化为层层上升的序列院落与天井平台，将学生由低层逐渐带上高层的半户外合院与后山的景观。建筑面对校园绿地中心广场、背靠坡地山体，对外空间以长廊方院连接北侧的图书馆和东侧的教学楼，对内空间强化和校园绿地与背后山体的视觉引导，以序列台阶和平台组成，贯穿建筑的半室外穿廊为空间中轴，层层框景步步高升。

松阳县平田村与界首村改造

建成时间  2017

项目地点  浙江，松阳

平田村四合院的改造重点是打开住宅隔墙，彰显梁柱间架体系的结构空间，空间超越公共私密的使用功能，成为完全开敞的流动关系。在中性而连续的柱列之间，透天院子光影与温度的细微改变，成为空间与时间经验的主要参考点。围合院子的门扇成为重要的建筑表现，强化建筑界定出的自然天地，也是实体与虚体之间的边界协商，身体经验的自然延伸。设计透过开窗取景加入立面语汇的现代修辞，夯土厚墙提供了窗户外推、内缩以及大小、方向的变化，成为回应环境景观与调节光线的空间策略。

界首村位于松阴溪流域北侧，是古驿道进入松阳交界的第一个村落，故名界首。明清时期贸易的发展，让界首逐渐沿着松阴溪畔发展出一条繁荣的商铺街，以及沿街的牌坊与重要的公共建筑。这两年配合松阳县历史村落的保护与修复，沿着界首老街由北到南，透过1970年代大会堂的修复重建、会堂背后的溪畔广场、对面禹王庙的遗址花园、周边居易堂与卓庐四合院的公共空间，以及南侧地景复育与游客站亭的设计，对界首的公共建筑展开了针灸式的改造，期望在改善村民公共空间的同时，也逐渐带动起界首的文化生态旅游。

西溪湿地艺术村工作坊

建成时间  2011

项目地点  浙江，杭州

建筑分布在三条细而狭长的基地，分别面临前后方向的水景与沙洲。观者沿着道路漫步，与山、水、天、地对话，开启不同的线型风景经验的可能性。透过一系列“观景器建筑”不同位置与形式质地的组合，设计意图以还原电影的方式, 探讨时间空间与风景的可能关系，启发观者对山水景观新的情境诠释。设计试图透过观者的凝视之间有意识的改变，在框景与步换景移之间，建筑的时空关系与景观的呈现被重新再框，观者的主体性被实践。

香港理工大学社区学院

建成时间  2009年

项目地点  中国香港，红磡

这栋位于广九铁路红磡车站附近的高层校园建筑，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的新校区。设计希望突破香港典型“裙楼加塔楼”两段式的制式化建筑模式，企图将传统高层建筑“以电梯核为主导”的设计模式，转化成为“以垂直向的步行经验为主导”的设计，以期能在高层建筑的形态学上达到一种创新。

设计除了将裙楼策略性地转化成几个逐渐上升的台阶广场之外，更将塔楼的量体划分成模块化的量体单元，与序列的空中花园交错安排，成为校园一系列垂直的公共空间。

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

《垂直肌理：密度的地景》项目完整参展名单

Angelo BUCCI, spbr

Spbr建筑事务所位于巴西圣保罗，由Angelo BUCCI 于2003年创建。事务所在基于过去经验与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感官的描绘，旨在探索还未实现的各种可能性。

Kai CUI （崔愷）

崔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本土设计研究中心主持人。他坚持立足本土的建筑创作道路，自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建成作品达50余项。

Hua TANG （汤桦）

汤桦，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深圳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致力于当代地域性建筑设计和城市研究，建成作品70余项。

Ming GE（葛明）

葛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副院长，设计有微园、春园、2008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之一MURMUR等作品，研究“体积法”、“结构法”、“不定形法”及“园林六则”等多项设计方法。

Xiaofeng ZHU（祝晓峰）

祝晓峰，山水秀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主持人。致力于从身心、自然和社会的需求出发并在中国传统与未来之间为当代建筑寻找一种新的定义。

Ida SZE & Billy CHAN（施琪珊&陈维正）

施琪珊和陈维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 并成立了Ida & Billy Architects 建筑事务所。他们旨在用简洁的方式解决问题与探索设计的个性。

Maggie WU & Kacheung LAM（胡慧中&林嘉翔）

胡慧中，香港青年建筑师，艺术家，策展人。她致力于把艺术、工艺和科技融合到现代建筑中，其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

Team Matthew HUNG（孔令豪团队）

孔令豪，欧华尔顾问公司（香港）建筑师。其关于香港垃圾生产反思的项目获得了DFA香港青年设计才俊优异奖。

Jesse REISER & Nanako UMEMOTO

Jesse Reiser是纽约州注册建筑师。他毕业于库珀联盟学院后至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获得建筑硕士。Nanako Umemoto于大阪艺术大学毕业后至库珀联盟深造获得建筑学学士。Jesse和Nanako于1986创立了RUR Architecture，并于2010年获得台北流行中心和高雄港埠旅运中心竞图一等奖。这两个项目预定于2020年完成。

Chris LAW（罗建中）

罗建中，欧华尔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和创始人，非常香港策划人和创始人。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员，香港建筑师学会资深会员。

Thomas CHUNG & Jason LAU（钟宏亮&刘健强）

钟宏亮，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策展人。他的研究方向旨在理解建筑如何影响现代城市的秩序与文化。

Boonserm PREMTHADA

泰国建筑师，Bangkok Project Studio 事务所创始人。他的设计项目旨在探索建筑与环境的诗意关系。同时他也参与了很多旨在提高底层人民的居住条件的社会项目。

Yung-Ho CHANG（张永和）

张永和，非常建筑创始人，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创办人，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FAIA)。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Joel CHAN（陈祖声）

陈祖声，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主席及巴马丹拿董事。他的设计融合了美学追求，环境保护及共融城市精神，作品屡获殊荣。

Qun ZENG（曾群）

曾群，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裁，副总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生导师及客座评委，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

William TSANG（曾伟伦）

曾伟伦建筑师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学硕士。曾参与香港、中国大陆、中东等地的建筑及城市设计项目，当中包括小区规划，教育，体育，商业和住宅设施等。

Fernando MENIS

Fernando Menis在四十年建筑实践生涯中，广泛涉猎会展中心，音乐厅，体育设施，水滨，公园和住宅等项目。他创办了位于西班牙的Menis Arquitectos 事务所， 其设计因与环境的良好融合，对传统材料的创新使用和独特的表现力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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