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视办公室04 | 琚宾不在这儿

编辑：鲍思琪 | 2019.04.22 14:53

窥视办公室第4集

好久不见。“窥视办公室”系列继闯入刘晓都的“秘密花园”之后，又来到深南大道旁一处僻静的场所，漫步于琚宾的小院儿。

小院儿在深圳最早的别墅区“东方花园”。20年前种下的花草树木一路爬升，已经高过3层窗台。琚宾让我们注意听叽叽喳喳的鸟叫，胳膊往天空随意比划，像在指挥春日乐章。这让我发现了他的特殊，不是因为所谓的“设计师”身份，或“文艺青年”标签，而是因为某种通常只能短暂存在于少年时代的间离感。

他在这儿，同时不在；他与人对话，同时自言自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又总能保持独自的状态。佛教僧伽有种设定叫“结界”，相似的，在琚宾身边，那个随处可划定的个人界区不在“办公室”，而在“第三空间”。

2009年，有部讲述约翰·列侬少年时代的电影，叫《Nowhere Boy》（中译名：无处的男孩）。电影本身一般，但片名用来形容琚宾再合适不过。其中，“Nowhere”指他一年有160至180天在酒店、飞机或项目现场“漂泊不定”，“Boy”指他不愿重复，对“新意”“诗意”与“趣味”持续追逐......

水平线工作室（深圳）在一栋别墅内，共四层。琚宾带我们从放板材的地下室，沿不宽的楼梯爬到三层。走的有些热了，他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好，便一屁股坐在会议桌旁的圈椅里，俨然宣告“行程结束”。

我犹豫了，问：“老师...还没看到您自己的办公室呢”，他睁大无辜的双眼，答：“我没有办公室啊，一般就坐这儿”，两只胳膊说着又在周遭随意挥过，囊括进一大片不知所谓的空间。

在深圳，琚宾一般下午才到公司，跟同事交流完设计，到点就离开。这每天几小时的“出没”还是因为工作室的环境足够“好”，换了北京水平线所在的国贸，他的在与不在基本没有区别。

水平线在深圳的工作室，三楼原本属于琚宾个人，后因使用频率过低，被改为会议室及茶室。摄影：阮凯 / 有方

为避开电梯与格子间组成的“铁笼”，过去五年，琚宾甚少在北京办公室露面。方案讨论很多时候也约在别处。

“最开始我想过把工作室开到798或四合院，表决过好几次，但北京公司的同事一致反对我。他们大多住在通州，需要最有效地到达办公场所，那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国贸了。”

由于一年有近200天在外辗转，办公室对琚宾来说的确是个没必要的存在。即使放眼未来，他的理想空间仍然强调“分享”，而非“独占”。

从2018年8月起，琚宾就和唐克扬商量着，要在深圳工作室边上找栋房子，弄个小型图书馆，塞满建筑、艺术类的书。“这又不是只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和我喜欢的人。”

“那您是不是挺享受他人的陪伴？”

“不行。我一定要独处。”

琚宾断然否定了我的臆断，但他所说的“独处”与这个词的表面意思并不完全等同。

在琚宾的概念里，有个“第三空间”，承载了办公室、书房、冥想室等所有物理层面的私人场所。只要进入其中，哪怕在最热闹的酒桌上，琚宾也可以是孑然一身的“旁观者”。这让他既身在某处，又身不在场，从everywhere瞬间抽离到nowhere，像超能力一样。

但“第三空间”不锚定于场所，完全取决于“心性”，因此在“心性”未至之前，琚宾也曾将行为与城市对标，想着到了深圳、北京或纽约，自己就要这样那样。然而预设的差异总是容易诱发情绪波动，于是就有了2001年，初到深圳的琚宾在日志里对整座城市的抱怨。例如，“南方人不懂北方人的幽默感”，再例如，“南方人的做事风格”.....可回头再看，大多不满实在与深圳无关。

对根正苗红，刷牙都要军事化管理的琚家来说，2001年的深圳形同异邦，“很乱”且“绝对不能去”。因种种现实因素不得不来到这里的琚宾，也一度认为自己“待不下去”。

在物理层面，他找不到一个安身之所，逃不脱陌生都市带去的孤独与烦躁。

然而，近20年过去，不知是因为阅历多了，游走惯了，还是内化了床头的《老子》《庄子》《金刚经》，琚宾似乎彻底摆脱了固定空间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转而在流动着的“第三空间”中发现了不变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