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小时，22位院士及专家，这是华侨城对未来的想象│有方报道

撰稿、编辑：原源 | 2018.12.06 08:17

华侨城如何预想自己的未来？

11月26日，由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主办，华侨城创新研究院、华侨城华东集团承办的“2018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在上海总商会旧址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郭仁忠等专家学者，策划规划联盟专家、成员单位代表，华侨城各单位负责人等320余位嘉宾与会。

这是有关华侨城及中国设计下一站的讨论。以“感知未来”为主题，国内外规划、设计、文旅、科技等领域的22位院士、专家带来主题演讲及圆桌讨论——思想的碰撞中，一切以行业最前沿的进展为旨归。“在这个时间点，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找出路——预测未来？不如改变未来。”

本次会议在已有百年历史的上海总商会旧址举行。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策源地，106年前，中国第一个商业联盟于此成立。

都市，乡野，“该生活了”

在8小时的连续演讲及圆桌讨论中，22位院士及专家各自抛来不同视角，而乡野与都市无疑是其间两个重要聚焦。

这快速城镇化的40年，也是中国乡村迅速衰败的一程。寓于乡村的根深传统和地方知识应如何安置？乡村如何开发复苏，那些到了城市的人，还能不能回去？这是人文版块的讨论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朝晖抛出的疑问。在接受有方专访时刘朝晖表示，乡村的开发、都市人未来的回归需要确定三点：谁回去？回多久？回去了干什么？这三个问题回答出来，企业就能找到一种可能。“现在做的乡村旅游，只有5%是成功的。问题在于资本和权力不能太过霸道，介入乡建的规划、建筑师不能将个人情怀凌驾于其他文化主体之上——对乡村的开发，国家是引擎，企业是油门，但村民绝不是‘搭便车’”。而在文化层面，乡土文明在当代社会应成为一种遗产，一种有所指的记忆。

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刘晓都则表示，在团队20年的工作里，一直没做太多的乡镇项目，始终关注城市。“都市集聚是现代社会更有效的模式，我们想做的是为此提供更宜居的环境。都市里还有无数值得研究的难题，而如果我们把地方腾出来、让愿意做乡建的人做他们的事情，乡镇文化也会出现很好的传承。”

从商业角度，有家民宿文旅研究院院长全曼午亦将焦点锁定在都市：“民宿产品应在城市发展——守在郊野的小民宿并不是你的梦想，只是你内心的愿望。”同样以都市为实践场，深圳绽放文创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矩泽在接受有方专访时表示，希望以轻松、体验感强、有丰沛感官刺激的文创产品，让都市受众能感到“变了个状态在生活”。杨矩泽及其团队将teamlab展览、英国巴比肯艺术中心“GameOn绽放”等文化IP引入中国，他相信文化艺术消费一定会是下一个方向——在努力劳动之后，人总还是要生活。

人文，科技，设计师必须跨界

正如圆桌讨论上华侨城股份总规划师许重光的邀请，“今天我们不要为职业限制，不谈规划，不谈建筑，更多讲一下人的生活”，对未来城市与生活的展望，必然须以跨领域的合作为依托。

在采访中人类学者刘朝晖谈及自己与规划师的合作，“在乡村社会里，单纯一个人、一个建筑，并不构成意义。我们需要把人、居、物联系起来并挑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提炼出当地文脉后，再由规划师把这核心故事装到空间里去。”

华为企业BG行业解决方案联盟合作总监郭华明也强调，“我们需要规划伙伴、园区应用伙伴一起加入智慧园区的顶层设计、方案搭建”。圆桌对话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的发言呼应了这点，“现在的智慧城市都是IT行业公司在做，但如果仅以IT技术为主导，结果可能会有一点冷冰冰。我了解华为、腾讯最近在挖规划师，很高兴规划的价值得到了重视——未来城市应是人文主导、技术支撑”。

经过与众多世界顶尖数字艺术创作团队的合作，杨钜泽表示，这些团队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在IT之外更懂美学”，有足够艺术造诣才能用科技手段将艺术呈现。而在专业之外，“跨界”之“界”亦可指地界。“我一直建议在中国做文化IP的人，不要把国际当成‘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和包容度。” 在有方专访中杨钜泽补充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自创IP？但我在想，国际上已有做的很好的项目，不如先引入中国、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当下最前沿的创作。”

预测未来？不如改变未来

“以前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走，以为西方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我们学了100年发现西方都在寻找新的道路，那中国人能不能参与新道路的寻找？有没有自信？”大会伊始，方李莉提出这个问题；而在“感知未来”的主题下，下一站的方向，贯穿着讨论始终。

在演讲中程泰宁表示，就建筑设计层面，未来的创新必须植根于文化自觉，“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基因，但根据现在的情形，这基因需要被重新编辑”。会后的有方专访中他补充道，文化自觉意味着两个要求：“深入地了解西方，认真地剖析自己。”

在下午的分享中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王辉发问，“今日谈及的种种技术革新将塑造新的时代，但新时代的轮廓是什么”？采访中他补充到，“我们必须站在当代生产的本质上，来理解自己从事的建筑、设计工作，理解这时代需要怎样的产品”；后现代美学崇仰的“稍纵即逝”挑战了建筑，“但建筑是赋予下一代的，我们要思考如何用现在的时间性，去承载未来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能真正预测未来，那么更重要的将是改变未来，改变原来‘统一思想’的习惯。”圆桌讨论上刘晓都说，“在这个时间点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找出路，所以今天我们于此看到不同的尝试，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听见这所有的多元”。

核心讨论

90年代的时候世界全体向西方文明转型，而我当时的疑问是，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在今天是否还有用？我花了20年研究这个问题，今日我认为传统可以在现代化里重构，而一个主要的复兴形式将是传统手工艺的复兴——这不仅会构成新的产业结构，还将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价值复苏。

历史上的“农耕中国”从来有手艺中国和乡土中国两部分，中国手工业至今仍留有强大的基因。景德镇12万陶瓷手艺人、宜兴10万陶瓷手艺人、莆田13万家具制作者、潍坊风筝20亿的年产值......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这场复兴潮流已经在民间暗暗涌动。

假如一个人12岁之前常去博物馆，那长大之后博物馆会成为他的生活方式。那个阶段没去过的人怎么办呢？国际上有一个判断，“博物馆的主要工作是让12岁之前的小朋友有机会去博物馆，并且告诉12岁之后的人你之所以不去博物馆，是因为你12岁前没去过，于是他们可能会去弥补之前的缺失”。

博物馆是每个人的事儿，我们行业应该出一个法，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力要求自己希望的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是1905年开始建立的，在这行业里是后来人——我们从宋代以后流行送礼，但没有把藏品当成大众分享的内容。而目前有一个判断是“中国博物馆的繁荣”，现在国际上大概有500多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博物馆设计公司来中国找饭吃。

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将永久展示人类非物质和物质的证据，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1945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后，把博物馆的定义已改了16版但核心内容没变：第一替人类收藏文化进步的证据，成为城市的地标，是艺术殿堂。第二是启迪启发、受教育的场所，以此扩展心胸和智识。

自民国时期的乡建运动、新生活运动始，近百年来政府及知识分子好像都在介入乡村的发展，但似乎没太多实质改变。近40年中国乡村的变化是“人走了，业落了，物没了”，是个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过程。

村落是自然的形成，是非常好的可持续发展案例。但我们的规划介入常是在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中进行改变——千百年缓慢生长的村落，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能合理地被改变吗？目前似乎所有的村落里都在讲一个模式，“赶快做旅游”；但其实只有5%的案例是成功的，在另外95%的失败中许多乡村失去了场所精神，去任何地方都差不多。

在建筑创新中怎么表达文化、继承传统，历来是建筑师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困扰似乎又转化为能不能拿到项目的“压力”。于是“坡屋顶”“马头墙”等种种中国元素又被搬了出来并加以改装，以应对某些领导和开发商。这在历史上重复多次的现象不禁使我感叹：多少年来，为什么一讲传统，我们就会陷入“小亭子”“新中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难道传统仅体现在“形式语言”上吗？

我更认同的是以“抽象继承”（冯友兰）的方式来借鉴传统：继承中国的文化精神、“形而上”的理念，而作为载体和方法的 “形而下”的语言和形式，是为表达建筑师的创意服务的。随着材料和技术的发展，审美观念的改变，不同项目需要的不同创意，形式语言应有无穷的可能性。如果不了解这点，对传统的片面理解只会束缚建筑的创新。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能入能出，能放能收”是我在创作中对形式语言创造所持的基本态度。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中国建筑师的路向既不在西方，也不在后方，而是在前方——我们应以一种独特的，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共享的建筑理念，与国际接轨。

城市复兴是城市的发展途径，它绝不仅是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生态、空间、文化、视觉环境的改变。在世界级都市上海，苏河湾正演绎一场世界级的城市复兴，产生着城市容量的高度变化——我们希望这变化能把城市的公共活动带上去。

在对历史感化的思索中，“修旧如旧”的“旧”字究竟指什么？是历史层次的样子？还是破旧的样子？苏河湾是历史的区域和结合点，在此实践中，我们选择“修旧如新”，在历史中叠加。

这几年民宿成为大家常提及的东西，但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民宿的美好不可预测：服务不标准，投资不可测，且常是没有时间尽头的项目。在过去四五年我有很多朋友去做民宿，每一个都说为了“诗和远方”，将民宿建在了山间郊外。但是两三年后他们又回到城市了——通常，守在郊外、景区、乡村的小民宿并不是你的梦想，只是你内心的愿望。

民宿最重要的是经营，但这是90%以上做民宿的人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平台为民宿投资者提供服务，把美好变成可预测的。可预测的美好需要好的技术平台、管理者、时间控制、管理效率，并借助供应链将成本降到最低——而之于地点选择，中国最多的机会，还是在城市而非乡村。

我是设计师出身，但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时候转型了，因为发现大家都在盖房子，而内容是很稀缺的。米兰世博会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在秀项目，那个时候我看了日本馆——排了8个小时的队才看到这个项目——里面是艺术科技的体验场景。出来我就跟同事说，艺术科技一定是未来。这是对人类感受的一种刺激，会让你更关注艺术和美学。

之后我和日本的teamLab艺术公司谈了一年多，将它引进到深圳。我们认为深圳需要另外一种消费和休闲的模式——展览是很重要的消费内容，而艺术科技则能带来另一种都市游的方式。

科技对情感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在创意行业的30年工作中是最兴奋的，是用沉浸式的体验创造内容。这是很多讲故事的人希望和更多人进行交互的方式。因为观众希望亲近地了解故事，所以我们创造了角色，并希望他们看上去是真实的。但是我想做的并非只是这些——我想让观众和角色能有感情上的连接，想在角色中融入人性，而不仅是电脑生硬的制作。

智能社会的建设首先应该从智慧园区开始，而园区里有不同的场景和问题，原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已不适应这大数据时代了。现下要打造统一、开放的平台，其框架包含三层：ICT层；智慧园区平台；园区统一运营。

员工对智能园区的感触会是非常深刻的，如借助人脸识别、物联网等科技实现的考勤“0”等待，访客“0”等待，会议“0”等待，将是很好的体验。智慧园区的另一个极大便利是资产感知“0”等待：园区资产的管理是大问题，过去一般是每半年做一次盘点，一盘要盘半年。而自动化手段可以实时感知资产并且一键盘点：这一来可以唤醒沉睡的资产、提升利用效率，二来也可对各重要资产进行区域界定，若超出了界线，可以实时报警。

3D打印是中国“智能制造2025”的其中一项技术，特别是在今日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下，很多技术被封锁，所以在国内对智能制造的研发就变得更加重要。3D打印技术已逐渐应用在各种大尺度设计中，而今年我们和中国工信部在宝山，成立了第一家3D打印文化博物馆。

我们将自己的设计方式称作“数字雕塑化主义”，形态是很自然的非线性——我们相信，可以通过3D打印来创造新的形式、新的审美、新的风格。

在当下，互联网和很多传统行业正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移动时代媒体的最大变化即是“交互”，我们与客户之间不再是简单的“推”，同时也需要客户来“拉”我们一把。

当我们能够打通多个平台的时候，对用户的画像也就会更加精准。建立自己的流量池，减少信息孤岛，打通更多数据，对用户创造的内容进行下一步裂变......这是将自己的用户数据和外部新媒体数据相联后，企业能获得的极大价值。

工业社会的关键词是逻辑，有秩序，做持久的事情。这使得工业遗产基本皆是稳定的社区，这些城中“飞地”有自己的布置方法，且绝没有这时代的“脂粉气”。而当后工业时代到来，在接手工业建筑时，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

我们目前面对的空间环境，可谓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建筑师需要思考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里进行空间生产——今日都市已完全变成被市场控制的、消费主义不稳定状态。后现代主义美学赞美的是差异，短暂，碎片，偶然；这骚动是今日社会新常态。面对它，我最近的学习心得可概括为：现在做建筑，要做“贬值的时间，升值的空间”。

今天的时间在贬值，24小时都是碎片化的状态，而碎片中的空间容量却是相当大的。某种意义上，时间消灭了对建筑来说非常重要的空间的边界。做工业改造时，在时空观上一定要淡化边界——边界既有形又无形，要将人无目的地引导至有目的的地方，在其中产生新的空间集群。

2013年，为推动大运河申遗，在第55届威双平行展“大运河”艺术展上，12位中国艺术家表达着同一主题：“中国大运河”。其中，夏坚勇有一段文字让我印象颇深，“老街长可百丈，从东到西，印象最深的有饭店二，商场一，八鲜行一，铁匠铺一，照相馆一，染坊一，药店一。商场门前总是贴着枪毙人的布告；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姿色的大幅照片；药店里有图文并茂的招贴画，收购蝉蜕、龟甲、蟾酥、蜈蚣之类。这些都让一个乡村少年觉得津津有味。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石阶上看来来往往的船队”。

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对于生活在大运河周边的居民来讲，其实这是他们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母亲河。面对大运河的现状，我们有新的使命——活化作为宝贵传统的大运河，以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以文化引擎带动“运河生活”，使这生生不息的状态实现新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