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的建筑师，口述的建筑史

编者按：最近，王珞丹对谈建筑师的系列节目《丹行道》，将项目背后的建筑师推入了大众视野。人们发现，访问者与受访者一问一答的对谈，可能比学术专著更易于澄清晦涩的建筑理念。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两位学建筑出身的采访者也曾通过对话的方式，将美国现代建筑理论的样貌大致展现出来。他们与路易·康，文丘里，凯文·罗奇，鲁道夫等9位建筑大师对话，结合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发现了一个隐于理论圈子背后的生动舞台。

本文原载《建筑学报》2017年第6期，已获作者江嘉玮授权。

20世纪，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搜集途径，越来越被器重。相应地，建筑界也兴起了访谈建筑师的热潮。

史学家会认为，赶在建筑师在世之年做访谈，既可以挖掘甚至抢救史料，又有助于逼近建筑师设计思维中的“黑箱”；主持人或记者则更看重此类访谈的新闻价值与时效性；而学生去访谈他们的从业老师，则更渴望聆听到教诲。

采访可能始于各种缘由，但不管采访者的身份何为、目的怎样，一场高质量的访谈都离不开精心设置的提问，和细心的事后编录。从这两个方面考量，首版于1973年的《美国建筑师访谈集》（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无疑是一部访谈佳作。

出版此书的两位采访人，库克（John W. Cook）与克洛茨（Heinrich Klotz）均为建筑学出身，熟悉行业语境，为一系列的访谈做了充分准备，提问质量颇高。

书中的访谈发生在六十年代末，库克当时在耶鲁神学院教建筑，克洛茨则是到耶鲁访学的德国建筑史学者。1968年正值剧烈的学生运动阶段，耶鲁建筑学院院长也正从鲁道夫（Paul Rudolph）过渡到莫尔（Charles Moore）。

与此同时，路易·康（Louis Kahn）因主持设计保罗·梅隆中心（Paul Mellon Center）重返耶鲁，文丘里与德尼斯·斯科特·布朗（Venturi and Denise Scott Brown）应邀赴耶鲁任设计课客座教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恰好建完两栋耶鲁校园建筑，凯文·罗奇（Kevin Roche）则在纽黑文盖成了天主教哥伦布骑士会的总部大楼。

围绕着9位美国建筑师展开的8段访谈，初看似乎互不相关，但若根据上述事件与时代背景串接起各个建筑师及人物关系，便能发现隐藏于访谈背后的同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不仅催生出项目，让小城纽黑文成为美国现代建筑的聚宝盆，还酝酿出带有典型美国格调的现代建筑理论，使美国，尤其是美东，成为60、70年代活跃的理论圈子。

库克与克洛茨的访谈集，时而局部展现9位美国建筑师的交往网络，时而又以层层递进的提问，追溯他们的设计构思与理论建树。任何思想者表述其思想时都有习惯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以普遍公认的涵义为底色，蒙上了思想者的自我色彩。

采访通常致力于互动与续问，避免一人独白，因此，访谈的贡献之一，就是辅助思想者澄清其惯用词汇到底是为何意。《美国建筑师访谈集》触及了9位性格鲜明的建筑师所偏好的词汇，众多个人化的词汇如涓涓细流，汇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建筑界话语。

举例来说，文丘里时常挂于嘴边的“landscape”，指的肯定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更类似于“cityscape”，即都市中的人为环境。此外，在很多场合，每当文丘里谈到拉斯维加斯，均会提到“symbolism”，这指的也不是国内惯常理解的“符号”，而是具象的象征物。

符号必须抽象，才能获得作为能指的任意性。文丘里钟爱的拉斯维加斯，充溢的并不是这类以任意指涉为合法性的符号，而是那些依靠视觉刺激，造成心理效应的具象物。其与宗教圣物的区别，不外乎将神性全盘置换为世俗性。

于此角度看待文丘里那种宣扬“少即寡趣”（Less is a bore）的美国后现代理论，便不难发现，他怀有一份拓展建成物历史向度的良好初衷，并试图以“物-象征”为笔法，涂抹多元历史，调侃刻板的现代主义。然而在美国，文丘里式的后现代，终究会滑向全民娱乐。

整本访谈集中，路易·康的访谈可谓是最具思辨性的一章。

依靠言说，康的思考如同光之于人的神启，也可类比光之于建筑的去蔽。其谈吐流露出率真、内敛的个性。与之相比，鲁道夫的言谈则显得平实，甚至平淡，难显其建筑中一贯的强硬、冰冷与粗粝。

关于粗野主义建筑的气质，书中的另一建筑师戈德堡（Bertrand Goldberg）或许最有同感。但他选择扎根在美国中部芝加哥，名气难以企及东海岸的同行。词汇无论怎样精妙地进行思维的游戏，也只是个体的微端，地域才是建筑师行军走马的广袤棋盘。

康成名于纽黑文，鲁道夫起步于佛罗里达，约翰逊发迹于德克萨斯......建筑师们只需捕获一个成功的项目，便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当然，他们也不能轻视评论家辞令的推波助澜。无论中肯之言，抑或溢美之词，犀利的建筑评论总自诩为时代发声。

“从这本访谈集的对话里嗅不出任何勒·柯布西耶，嗅不出那种妄图重构整个世界的宏伟，那种甚至叫人打寒颤的愿景。”

建筑历史学家斯卡利（Vincent Scully）在访谈集的序言中如是说道。当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大概正向耶鲁校方力荐新一代建筑师文丘里，想让他设计保罗·梅隆中心。只可惜，该项目到头来又落回到斯卡利18年前卖力捧红的路易·康头上。

勒·柯布西耶36年前曾讥讽美利坚是“怯懦的民族”，物换星移，如今的斯卡利也遭美国评论家攻讦为“暴虐的金刚”。建筑师尚且潮起潮落，评论家何妨朝秦暮楚。非本性也，唯职业矣。

收录于访谈集中的唯一评论家，是海思特鲍（Ada Louise Huxtable）。

无论是作为美国现代建筑界教父级人物的约翰逊（Philip Johnson），还是专注于精品酒店设计的商业建筑师拉皮图斯（Morris Lapidus），一经提起评论家海思特鲍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均面露出三分敬色。

海思特鲍是建筑评论类普利策奖的首位得主。和布朗一样，她也有着女性的坚韧和对事业的忠诚，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

在评述约翰逊设计的休斯顿潘索尔大厦（Pennzoil Place）时，海思特鲍一针见血地指出，约翰逊与业主探索了一种有别于纽约摩天楼“利润至上”的盈利模式。利用建筑的新奇形态，他创造了额外价值（《潘索尔大厦：休斯顿的摩天楼成就》）。

诚然，海思特鲍作为媒体人的灵敏嗅觉，未必受学院派斯卡利的青睐。两类评论家各有所长、相映成辉，而库克与克洛茨的访谈风格则刚好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循循善诱地提问，成功让受访者娓娓道来。

2位采访者、9位建筑师、1位评论家——整本《美国建筑师访谈集》便是这12个人的对话舞台。

其中的3位受访者：约翰逊、文丘里与罗奇，日后均荣膺普利兹克建筑奖。通过阅读这样的文字，读者得以聆听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明星”建筑师的生动言辞，亦能以点带面地管窥美国现代建筑理论的样貌。

口述史之功不可没，在于它致力于激活个体，提供了一种对全局的理解和把握力。理论往往代表集体，个体的生命却是鲜活的。比起拘谨的书面语，言语交谈常给人带来意外收获。这就是访谈的魅力。

本文编辑自“江嘉玮. (书评)：访谈中的美国现代建筑理论[J]. 建筑学报, 2017(06):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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