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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的建筑师,口述的建筑史
江嘉玮 | 鲍思琪 | 2018.10.11 16:41

编者按:最近,王珞丹对谈建筑师的系列节目《丹行道》,将项目背后的建筑师推入了大众视野。人们发现,访问者与受访者一问一答的对谈,可能比学术专著更易于澄清晦涩的建筑理念。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两位学建筑出身的采访者也曾通过对话的方式,将美国现代建筑理论的样貌大致展现出来。他们与路易·康,文丘里,凯文·罗奇,鲁道夫等9位建筑大师对话,结合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发现了一个隐于理论圈子背后的生动舞台。

 

本文原载《建筑学报》2017年第6期,已获作者江嘉玮授权。

 

20世纪,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搜集途径,越来越被器重。相应地,建筑界也兴起了访谈建筑师的热潮。

 

史学家会认为,赶在建筑师在世之年做访谈,既可以挖掘甚至抢救史料,又有助于逼近建筑师设计思维中的“黑箱”;主持人或记者则更看重此类访谈的新闻价值与时效性;而学生去访谈他们的从业老师,则更渴望聆听到教诲。

 

采访可能始于各种缘由,但不管采访者的身份何为、目的怎样,一场高质量的访谈都离不开精心设置的提问,和细心的事后编录。从这两个方面考量,首版于1973年的《美国建筑师访谈集》(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无疑是一部访谈佳作。

 

出版此书的两位采访人,库克(John W. Cook)与克洛茨(Heinrich Klotz)均为建筑学出身,熟悉行业语境,为一系列的访谈做了充分准备,提问质量颇高。

 

《美国建筑师访谈集》,1973年初版封面

书中的访谈发生在六十年代末,库克当时在耶鲁神学院教建筑,克洛茨则是到耶鲁访学的德国建筑史学者。1968年正值剧烈的学生运动阶段,耶鲁建筑学院院长也正从鲁道夫(Paul Rudolph)过渡到莫尔(Charles Moore)。

 

与此同时,路易·康(Louis Kahn)因主持设计保罗·梅隆中心(Paul Mellon Center)重返耶鲁,文丘里与德尼斯·斯科特·布朗(Venturi and Denise Scott Brown)应邀赴耶鲁任设计课客座教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恰好建完两栋耶鲁校园建筑,凯文·罗奇(Kevin Roche)则在纽黑文盖成了天主教哥伦布骑士会的总部大楼。

 

围绕着9位美国建筑师展开的8段访谈,初看似乎互不相关,但若根据上述事件与时代背景串接起各个建筑师及人物关系,便能发现隐藏于访谈背后的同一个舞台。

 

访谈涉及的9位美国建筑师

这个舞台不仅催生出项目,让小城纽黑文成为美国现代建筑的聚宝盆,还酝酿出带有典型美国格调的现代建筑理论,使美国,尤其是美东,成为60、70年代活跃的理论圈子。

 

鲁道夫站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大楼前  ©Yale University

库克与克洛茨的访谈集,时而局部展现9位美国建筑师的交往网络,时而又以层层递进的提问,追溯他们的设计构思与理论建树。任何思想者表述其思想时都有习惯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以普遍公认的涵义为底色,蒙上了思想者的自我色彩。

 

采访通常致力于互动与续问,避免一人独白,因此,访谈的贡献之一,就是辅助思想者澄清其惯用词汇到底是为何意。《美国建筑师访谈集》触及了9位性格鲜明的建筑师所偏好的词汇,众多个人化的词汇如涓涓细流,汇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建筑界话语。

 

 

罗伯特·文丘里  ©PennToday

举例来说,文丘里时常挂于嘴边的“landscape”,指的肯定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更类似于“cityscape”,即都市中的人为环境。此外,在很多场合,每当文丘里谈到拉斯维加斯,均会提到“symbolism”,这指的也不是国内惯常理解的“符号”,而是具象的象征物。

 

符号必须抽象,才能获得作为能指的任意性。文丘里钟爱的拉斯维加斯,充溢的并不是这类以任意指涉为合法性的符号,而是那些依靠视觉刺激,造成心理效应的具象物。其与宗教圣物的区别,不外乎将神性全盘置换为世俗性。

 

于此角度看待文丘里那种宣扬“少即寡趣”(Less is a bore)的美国后现代理论,便不难发现,他怀有一份拓展建成物历史向度的良好初衷,并试图以“物-象征”为笔法,涂抹多元历史,调侃刻板的现代主义。然而在美国,文丘里式的后现代,终究会滑向全民娱乐。

 

布朗与文丘里在拉斯维加斯

整本访谈集中,路易·康的访谈可谓是最具思辨性的一章。

 

依靠言说,康的思考如同光之于人的神启,也可类比光之于建筑的去蔽。其谈吐流露出率真、内敛的个性。与之相比,鲁道夫的言谈则显得平实,甚至平淡,难显其建筑中一贯的强硬、冰冷与粗粝。

 

关于粗野主义建筑的气质,书中的另一建筑师戈德堡(Bertrand Goldberg)或许最有同感。但他选择扎根在美国中部芝加哥,名气难以企及东海岸的同行。词汇无论怎样精妙地进行思维的游戏,也只是个体的微端,地域才是建筑师行军走马的广袤棋盘。

 

康在耶鲁大学美术馆  ©Lionel Freedman Archives
访谈集中有关康的部分后来独立成册出版为《对话中的路易·康》

康成名于纽黑文,鲁道夫起步于佛罗里达,约翰逊发迹于德克萨斯......建筑师们只需捕获一个成功的项目,便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当然,他们也不能轻视评论家辞令的推波助澜。无论中肯之言,抑或溢美之词,犀利的建筑评论总自诩为时代发声。

 

文森特·斯卡利,访谈集的序作者  ©Washington Post

“从这本访谈集的对话里嗅不出任何勒·柯布西耶,嗅不出那种妄图重构整个世界的宏伟,那种甚至叫人打寒颤的愿景。”

 

建筑历史学家斯卡利(Vincent Scully)在访谈集的序言中如是说道。当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大概正向耶鲁校方力荐新一代建筑师文丘里,想让他设计保罗·梅隆中心。只可惜,该项目到头来又落回到斯卡利18年前卖力捧红的路易·康头上。

 

勒·柯布西耶36年前曾讥讽美利坚是“怯懦的民族”,物换星移,如今的斯卡利也遭美国评论家攻讦为“暴虐的金刚”。建筑师尚且潮起潮落,评论家何妨朝秦暮楚。非本性也,唯职业矣。

 

斯卡利与文丘里

收录于访谈集中的唯一评论家,是海思特鲍(Ada Louise Huxtable)。

 

无论是作为美国现代建筑界教父级人物的约翰逊(Philip Johnson),还是专注于精品酒店设计的商业建筑师拉皮图斯(Morris Lapidus),一经提起评论家海思特鲍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均面露出三分敬色。

 

建筑评论家海思特鲍  ©Gene Maggio/The New York Times

海思特鲍是建筑评论类普利策奖的首位得主。和布朗一样,她也有着女性的坚韧和对事业的忠诚,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

 

在评述约翰逊设计的休斯顿潘索尔大厦(Pennzoil Place)时,海思特鲍一针见血地指出,约翰逊与业主探索了一种有别于纽约摩天楼“利润至上”的盈利模式。利用建筑的新奇形态,他创造了额外价值(《潘索尔大厦:休斯顿的摩天楼成就》)。

 

诚然,海思特鲍作为媒体人的灵敏嗅觉,未必受学院派斯卡利的青睐。两类评论家各有所长、相映成辉,而库克与克洛茨的访谈风格则刚好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循循善诱地提问,成功让受访者娓娓道来。

 

休斯顿潘索尔大厦

2位采访者、9位建筑师、1位评论家——整本《美国建筑师访谈集》便是这12个人的对话舞台。

 

其中的3位受访者:约翰逊、文丘里与罗奇,日后均荣膺普利兹克建筑奖。通过阅读这样的文字,读者得以聆听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明星”建筑师的生动言辞,亦能以点带面地管窥美国现代建筑理论的样貌。

 

口述史之功不可没,在于它致力于激活个体,提供了一种对全局的理解和把握力。理论往往代表集体,个体的生命却是鲜活的。比起拘谨的书面语,言语交谈常给人带来意外收获。这就是访谈的魅力。

 

本文编辑自“江嘉玮. (书评):访谈中的美国现代建筑理论[J]. 建筑学报, 2017(06):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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