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希留1932-2018：在柯布如日中天的年代，他“倾斜”着开始反击

有方作者孙淼 | 编辑：原源 | 2018.09.20 16:39

“我们那时的梦想就是另一座城市，用另一种方式来设计城市，而不是传统的城市规划。那将是一座以连续性为基本概念的城市。”

——让·努维尔

2018年9月10日，法国哲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因心脏病突发，从此长眠。

出生于1932年，维希留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大轰炸之一：南特轰炸，整座城市在盟军自己的轰炸中被夷为废墟。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他称自己为“战争之子”，而战争的痕迹也表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

维希留的父亲是意大利移民，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服务于汽车工业，母亲则是天主教徒。从小，维希留成长在一个世俗的家庭环境中，直到成人后方接触到天主教会，并深深地被吸引。最终在1950年，他皈依了天主教。

1958年，他以现象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各种军事设施，特别是“二战”遗留的“大西洋壁垒”防御设施。1963年，他和建筑家克罗德·巴夯（Claude Parent，1923—2016）一同建立了“Architecture Principe”（建筑原则）组合。在那个年代，几乎整个建筑界都笼罩在勒·柯布西耶的“阴影”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正处在热火朝天的战后重建和新住宅建设中，建筑生产的机械化和预制化正在成为绝对的“正确”法则，在南希（Nancy）甚至出现了长达2公里的板式集合住宅。而维希留和巴夯两人，连同在21岁时曾与他们共事4年的让·努维尔，则尝试着用文笔和铅笔描绘另一种可能。

1968年后，维希留被推选为巴黎建筑设计专科学校的教授。在1975年，以他年轻时的“二战”堡垒研究为基础，他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并出版了同名书籍。1991年，在卡地亚基金会举办了他的展览“速度”（La Vitesse）。

在建筑设计方面，1963—1966年，维希留和巴夯共同设计了圣女伯尔纳德教堂（Église Sainte-Bernadette du Banlay），项目位于法国中部的讷韦尔市（Nevers）。在这样一个远离大西洋的地方，两位建筑师以“大西洋壁垒”的碉堡为原型，设计出一个形体极为厚重的建筑形态，作为维希留“地堡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体现着巴夯对当时的现代建筑设计的批判。这座建筑当年遭受了不少非议，但在2000年就已被列为法国建筑文化遗产（Monument historique）。

圣女伯尔纳德教堂，本堂神甫住宅，手绘草稿，维希留绘制，1963，Frac Centre

圣女伯尔纳德教堂，本堂神甫住宅，分层平面、东西侧立面、南北向剖面， 1963-1966， Frac Centre

圣女伯尔纳德教堂，硫酸纸墨水设计稿 ©François Lauginie, Frac Centre

圣女伯尔纳德教堂，手绘素描，Michel Carrade绘制，1964-1966，Frac Centre

从1964年起，维希留和巴夯二人，共同发起了“倾斜的建筑”运动，并将各种草图和设计发表于自创的期刊《建筑原则》（Architecture Principe）。这场运动旨在批判在现代城市化和建筑设计中，对于水平和斜向联系的割裂，同时也提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倾斜着”（Vivre à l’oblique）。以整座城市都用倾斜设计的方式，构建起一种（反）乌托邦。这样的意象，似乎也完全可以被视为赛博朋克电影中的末日城市之景。对维希留来说，倾斜，是一种对于身体的作用，而建筑空间的身体性则是根本的设计元素。

《需要行走的建筑》，巴夯手稿，1965，©Philippe Magnon，Frac centre

《倾斜设计的功能》，巴夯捐赠手稿，©Philippe Magnon，Frac centre

《需要攀爬战胜的建筑》，巴夯捐赠手稿，1965，©Philippe Magnon，Frac centre

相对于柯布对于身体的“机械化”和“模块化”解读，维希留毫不妥协地指出，在对“进步”的追求中隐去了大量潜在的负面影响。而巴夯则针对柯布的“直角性”（Wogenscky，2006，80）展开了炮火。

对于社会与“进步”和“科技”的关系，维希留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眼中，进步与科技，就像是宗教信仰中的魔鬼；这种情感，就如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对于机械的憎恶一样。维希留通过借用来自古希腊和天主教的哲学传统，对世人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就像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里那位著名僧侣一样，用各种恐怖的场面来描述“末日”景象。还好，真信的人似乎不多。

维希留对于灾难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度，他认为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灾难的逼近——如果持续忽视技术发展伴随的潜在的负面作用，终有一天，人类的技术进步将带来自己无法承受的灾难。

他的一生，深深被“二战”中科技发展的负面形象影响着。他设计的教堂，就像是末日的堡垒，可以用来抵御下一场科技灾难的侵蚀；他的“倾斜建筑”设计，就像是一堆在炸弹中幸存的废墟，斜着插在地面上，在“要倒”和“未倒”之间弹拨着我们的神经。

但愿在维希留的天堂里，不再有永无止尽的科学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