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福寺到界首村 | 东南大学2018中国传统村落研学营第三日

7月18日上午，“东南大学2018中国传统村落研学营”来到浙江省武义县延福寺。寺院不大，55位营员鱼贯而入，也没有打扰到院子里宁静的氛围。早在1934年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对延福寺进行了9天的调查测绘，惊喜地发现这是难得的元代木构，且颇具宋风，“实为罕见之孤例”，并将其写入《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史》。

延福寺处在一个山环水抱、风景清幽的山谷之中，北依后龙山主峰，南望乌石山，西临富平山，东毗山间谷底。南北两山之间是由梯田和道路组成的狭长形谷地，桃溪于其间穿流而过。现存的建筑沿中轴线排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殿、后殿和两侧厢房。真实面对课本上所见的建筑，营员们观察其形式、测量其距离、丈步其尺度、描摹其面貌…，虽然无法像80多年前林徽因那样自由地爬上延福寺的梁顶，但只要站在先生曾经驻足的地方，便也是延续着东南大学古建保护、乡野调查的传统。

当天下午，研学营前往浙江省松阳县界首村参观研习。界首村是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是松阳县与遂昌县交界的首个村庄，因此得名“界首”。村庄内保存一条完整的宋代古驿道，明清时贸易繁荣、客商云集。晚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韩晓峰带来一场关于传统木构建筑营造的学术讲座。

此次研学营总体行程已经过半，在这个过程中，营员积极向老师请教，小组内部充分讨论，当日研学总结甚至持续到凌晨两点。相信他们将有充实的收获。

营员随想

第三小组

冲突与平衡

牛琳 黄何云子

区别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仅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界首村始终在村民自发的民宅修护和新建建筑中保持着乡村活力。但村庄发展与传统建筑的保护之间势必存在冲突。界首村的宋代古驿道与驿道两侧新建的民居都体现了这种冲突带来的新旧之间独特的对话性。

我组的探讨以村庄发展脉络为基础，将村庄在若干年间漫长的发展通过图示表达出来，可以看出宋代古驿道无疑承载了村庄年岁更迭中最原始的记忆，从古驿道不断延伸出的新的村庄肌理，与驿道本身亦难以分离。

因此，将古驿道作为新旧矛盾的核心，从横断面、纵断面两个纬度剖析村庄现阶段新与旧共存的现状，体悟新旧的微妙关系，由此深入思考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肌理的演变，功能的演替

毛翰章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牛琳 / 青岛理工大学

我国传统村落的演变与发展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界首村在近千年的村落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格局，因此在平面上，我们以历史脉络为线索，探究界首村聚落肌理、功能布局的演化过程，试图寻找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

从聚落肌理上看，一条千年的古驿道决定了界首村村落平面的特有肌理——沿古驿道形成商业聚落并不断发展，形成船型的村落格局；主街与小巷交错，形成鱼骨状道路格局。从功能上看，现代人与古代人生活需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了建筑在功能上的转变，随着时间推移，血缘与宗族的联系被逐渐削弱，人们转而以生产与生活为纽带形成聚落。在村落的演变中，村民的需求是否被满足，成为传统村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

街巷界面体现村庄的发展变化

黄何云子 /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徐静仪 / 湖南大学

街巷两侧的界面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时间信息与街道表情，建筑经历的破损、修缮、装修与改建等内容能够较为诚实地反映在立面上。我们沿界首村古驿道纵向剖开，观察驿道两侧建筑，将历经岁月洗礼后的立面新旧对比记录下来，这些立面上有趣的拼贴景象就像村庄缓慢发展之下形成的刻痕。

从材料上来看，驿道两边旧建筑常用的立面材料由河道里的毛石鹅卵石、村旁窑厂出产的红砖逐渐转变为水泥、白瓷砖贴面、涂料饰面等，展现出自发的外表上的乡村城镇化演变；从形式上看，古建筑与简洁大体量的新建筑之间容易发生激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展现出村庄鲜活的生命力。村民的现代生活需求是村庄活力的根本，促使建筑不断更新，保护与发展之间尚能保持微妙的平衡。

街巷空间序列与建筑组合关系

肖天意 / 重庆大学

杨轶伦 / 北京林业大学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诠释着其风貌特征，在村落自然演替、村民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其街巷的空间序列与建筑组合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从垂直于村落主街方向的建筑立面入手，以建筑形制和建筑功能为线索，研究了从滨河地带到山脚下的村落空间序列，发现新旧建筑之间存在并列、共享、新建和交叉四种组合方式，这些组合方式往往以功能为导向，但缺乏整体性的统一规划，导致村落整体风貌略显混乱。从中可以看出村民对历史建筑保护和发展之间的不同看法。我们应对村民的各类改造活动有所引导，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给予村民最大的自由度，调动村民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体智慧，让村落可以自然发展，生生不息。

第六小组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变迁现象与原因初探

第六组全体成员

继研学营第二天组内成员眭某瑞同学被“强行”上香算命之后，组内笑谈间发现了又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从享誉朋友圈的奶奶庙，到极力保有原始村落风貌的郭洞村，似乎都逃脱不了上述的香火流程，甚至某些传统村落内售卖的文创玩具都是一等一的相似。基于此类现象，我们不禁发问，乡村各方面发生的变迁与当下城镇化进程之间是否有关？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村落又该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界首村，从传统村落空间演替、新旧风貌关系处理与传统村落产业发展三方面入手，试图对界首村的变迁作出现象解析与原因探究。

村落空间形态的演替

董紫薇 / 重庆大学

刘可欣 / 华南理工大学

查阅典籍与县志，发现当下的界首村是古驿道与长期以来动态发展的文化、功能需求甚至资本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由古驿道为中心的界首村空间变化分析可得，从宋代官方设置的交通功能空间到小有规模的传统商业聚集点，再到相对稳定的规模性氏族居住群落，一千多年来，随着功能与建筑密度的改变，界首村古驿道上（下称主街）最核心的公共空间各个层级的尺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各种非常规的公共空间也因着住民价值取向的改变不断发生着演替。

正如界首村主街公共空间与街道尺度研究所示，单就主街上重要历史建筑的引入空间而言，在绝大部分区域宽度在2.1米至2.4米波动的主街上，便可观察到存在明显前区、建筑边缘扭转退让与侧开门搭配大进深院落这三种基本形式，这些形式的存在无疑为主街序列带来了多样的变异因子，使其从尺度到游览心理都暗示着重要建筑节点的出现，从而起到引导之责。

究其原因，许是村民空间审美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许是为打造游览趣味以增加收入的心理驱使，也许是外来资本的干预，甚至是政府文物保护制度与奖惩机制的介入，究竟为何，我们很难说清楚。然而通过对主街功能、密度与公共空间及街道尺度的变迁研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外来文化置入、发展动力增加与外来资本介入一定在不同程度上对之产生了暂时无法量化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就首先体现在了最易感知且可叙事的空间序列中。

村落风貌的介入式更新

聂致齐 / 华中科技大学 

眭格瑞 / 大连理工大学

新旧建筑在时代变迁中不断交融和转化，呈现出一种多维而动态的发展趋势。不同于武义的郭洞村和俞源村竭力保护原始风貌的追求，松阳的界首村存在新旧多元的建筑风貌，主要是还原的、新旧结合的、全新的三种建筑类型，与之对应的是修缮、更新、新建三种建筑保护修复手段。

我们观察到禹王宫、节孝牌坊两处主要采取“修旧如旧”的保护方式，这不只是对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构件等的还原，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和保护。另外刘氏宗祠、名高少府、先贤刘德怀、一亩居这四处修缮了原有建筑的同时，引入民宿、茶室拍摄场景地等新的功能。

界首村中最多的是交融更新的建筑，根据建筑现状、功能需求、造价等，存在多种更新介入手段。比如震东小学在两栋房子之间加入了连通二者的新主体结构；福满堂在后堂之后加建了新的院落；居易堂在天井上放置了新的顶部玻璃维护体系。这些丰富的介入手段增加了建筑的时间厚度，切实地展现出演变中的乡村建筑群体。

还有个别完全新建的建筑，例如2017年建成的界首村大会堂，提供大型的公共活动场地，可同时服务村民和游客。它虽新兴但并不孤立，其形式呼应周边环境，内部空间对应外部环境，用材尽可能本土化。

多维的建筑与多样的建筑更新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发展浪潮中物质文化遗产在重重挑战之下的妥协与发展，因此合理地评定分类建筑、有所对应地更新改造建筑是未来可能的保护方式。

村落产业的变迁与发展

蒋嘉元 / 天津大学

王成伟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驿村何以驻民？

今日的界首村面临着中国大多古村落的典型问题，包括空心化与旅游发展的困境。“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当下大部分的村落虽然同病，却病不同因。于界首而言，成败都系于交通，即界首的最大特色——驿道。

古时驿道穿界首村而过，催生出沿驿道繁荣的商业街。到今天驿道已被村边的公路代替，商业因而式微，种茶变成村子的主要产业。这一似乎是由商业回到农业的产业“开倒车”现象，究其本源是驿道的消失而导致外来人与本地人的减少。类似运河衰落后的扬州。

当整个浙西南有上百个村落都在用茶作为特色产业吸引游客的今天，讨论界首村产业定位和转型的时候再以茶叶为这个普通的小村子代言显然是无力的。我想不管界首未来的主要产业如何定位，古驿道作为村子最大的文化符号，都值得在其中占一席之地。驿村何以驻民，有待继续研究。但有一点可信：应向驿中求索。

古村何以发展？

与郭洞村和俞源村相比，松阳县的一大批古村落由于遗产价值相对较低，又有一定的风格，其产业发展能够更加灵活，也就催生了当下大热的“松阳模式”。若从政府、民间资本、村民三个主体来分析“松阳模式”，并与西安“曲江模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发展立场、主体关系上存在显著的不同：曲江通过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打文化牌，谋经济之利；松阳通过政府拉动村民，文化保护先行，兼顾产业转型。

“松阳模式”下，界首村今日仍以种茶采茶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的生活状态仍然悠闲自在，文化遗产保存较为完好，民间资本介入相对克制，村庄整体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之下。但即使面对绿水青山，坐拥老屋茶田，村民仍有外出打工、改善生计的愿望，对保护的态度也并非十分积极。因此，在界首村如何完善“松阳模式”，避免“保护致贫”，缓解空心化现象，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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