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托：你无法拯救世界，但是可以树立一个榜样

在群山耸立的现代建筑界，芬兰建筑师阿尔托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不轻率抛出理论，不屑于向陌生人布道——因此我们不必费心去查阅任何文字书籍，阿尔托的作品就是它们的定义。麻省理工学院的贝克楼、帕米欧疗养院的椅子……阿尔托风格犹在，那只跳进儿童医院的狮子，最后怎么样啦？

原文刊载于《读书》2017年3期，原标题为《狮子、医生与建筑师》，转载已获授权。

狮子、医生与建筑师

文 | 杨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正在进行建筑系的设计课答辩会。一个学生面对评委们侃侃而谈，讲解自己设计的儿童医院。他对各种功能因素的分析面面俱到，例如人在走廊里的运动、各个年龄段儿童需要的不同类型空间、光线照进窗子的角度、材料表面易于清洗等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他顺畅地回答了几个评委的问题之后，评委席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操着北欧口音的英语，温和地问道：“你好像还是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一只狮子从窗口跳进来，这栋建筑和这些小病人们该怎么办呢？那一大堆计算还适用吗？”顿时，报告厅里鸦雀无声。

“哪里来的狮子？从马戏团或者动物园逃出来的吗？它怎么会跳进医院的窗口？”提问的评委和他邻座哈佛医学院的儿科教授相视一笑，答辩会转入了下一个学生的课题。包括一脸迷惑的答辩学生在内，大家都没有把这段插曲太当真。

这位客座教授，来自芬兰的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平时就经常提出让学生们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或者以“不知道”来回答学生的提问。即便是发表正式的演讲，他也保持着一贯的打趣和夸张。例如，在墨西哥城参加世界建筑师协会（UIA）演讲，开篇就说：“建筑师要同时面对至少三千个敌人！”

一旦拿起铅笔，开始在纸上构思设计，他就不再是爱开玩笑的讲话者阿尔托，而变成了冷静的建筑师阿尔托。这个名字，是任何一部现代建筑史都不会漏掉的关键词。他在十多个国家留下了上百座建成作品。他设计的建筑类型无所不包：私家住宅、高层公寓、学生宿舍、教堂、大学、剧场、图书馆、博物馆、政府办公楼、市民中心。他创造的建筑，从整体的空间到厘米级别的细部，其使用功能都像温暖的手掌一般体贴入微。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散发着从容优雅的美，给人以质朴的惊喜。

除了作品风格的独特，阿尔托与其他现代建筑大师相比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在理论方面的格外“低调”。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抛出了“现代建筑五项原则”；美国建筑师赖特打造了“有机建筑”“广亩城市”的理想概念；就连惜墨如金的德国建筑师密斯，也留下了“少就是多”的箴言。阿尔托呢，如文章开头那般，似乎只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玩笑和逸闻。

然而，在与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相处时，阿尔托常会变成与大众印象不同的“另一个人”。他会很严肃地谈论自己对建筑、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他的作品灵感不是自梦中得来，而是有深邃的哲学根源。阿尔托对于理想的建筑、理想的世界，都有构架清晰的蓝图。他只是不愿轻率地抛出理论，不屑于在陌生人面前布道。

他的多年好友，芬兰作家约兰·希尔特（Goran Schildt，1917-2009），为后辈的研究者们保存下这样一个“深刻”的阿尔托。希尔特牺牲了自己专攻的美术理论研究，利用和阿尔托交往二十多年积累的资料，撰写了洋洋数十万言的《阿尔托传》（Alvar Aalto：His Life），从大师的童年经历、学习和创业、辉煌的事业顶峰，直到内心孤独地去世。希尔特还悉心整理了阿尔托零散的演讲、接受的采访和笔记碎片，编辑成《阿尔托谈话录》（Aalto in His Own Words）。

这两部书是阿尔托思想发展的地图，标出了汇入大河的许多支流：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森林、湖岸和极光，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欧洲建筑杰作。除此之外，地图上还标明了一些阿尔托从未谋面的导师：斯特林堡、易卜生、法朗士和克鲁泡特金，以及鲜为人知的卡雷尔。

阿历克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1873-1944）是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是里昂人，年龄相当于阿尔托的父辈。卡雷尔毕业于里昂本地的大学，由于受到法国同行的非议和排挤，来到美国进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他最突出的成就，是改进血管的缝合方法。这一革新将拯救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同时为器官移植铺平了道路。早在一九〇二年，卡雷尔已经开始在动物身上实验器官移植。1912年，卡雷尔由于“血管缝合与器官移植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阿尔托在朋友们当中时常谈起卡雷尔写的一本科普读物——《人之奥秘》（Man the Unknown）。卡雷尔在功成名就之后，把自己对医学、人体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凝聚在这本书里。一九三五年以法语出版后，它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本应在技术方面十分自信的卡雷尔，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人”恰恰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对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与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用清晰的“二元论”驾驭人的科学，是何等的危险。

卡雷尔写道：“笛卡儿的错误在于，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异质的。它带来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即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都无法单独地加以研究。”卡雷尔强烈地质疑人的生理与心理分离：“弗洛伊德造成的伤害，比最极端的机械论者造成的伤害还要大。”“血浆的物理属性、离子均衡、抗原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同对梦、性欲、言语记忆等的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当然，对于人的精确计量还需要“将人标准化”，让具体的人变成抽象的整体，可以统计、计算的“人”。卡雷尔写道：“现代社会忽略个人，仅仅考虑人类。它相信‘共相’的客观实在性，将人视为抽象的概念。‘个人’和‘人’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已经导致工业文明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将人标准化。”

“在人身上，无法测量的事物远比能够测量的事物更加重要。我们不能接受量的暴政。”

《人之奥秘》面世的时候，年近四十的阿尔托在欧洲建筑界崭露头角，正要跨过建筑师成熟的门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平静期，欧洲建筑界盛行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乐观激情。如果说建筑和人一样是复杂的对象，何不让“功能”与“形式”二元分离？在此基础上层层递推，就能得到三五条定理，创造完美的建筑。以“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名义，大片光洁的白墙、宽敞明亮的玻璃方盒子，意味着像机器一样精密、实用的空间。生活在这种“生理”足够健全的建筑里，人们自然会有健康的美好生活。视觉的愉悦、文化的抚慰，这些建筑的“心理”机能，完全可以被暂时搁置。

卡雷尔犀利的见解，套用在主流的现代建筑界，简直如量身定做。譬如“法国大革命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的愿景，仅仅适合抽象的人”，包豪斯的原则、柯布西耶和密斯的愿景，同样仅仅适合抽象的人。

从职业生涯初期，阿尔托就本能地怀疑这样的主流，卡雷尔正是他值得信赖的同路人。在接下来近四十年的建筑实践中，阿尔托坚定地远离了越来越强悍的主流。阿尔托把卡雷尔对于人的态度扩展到建筑，他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否定建筑的功能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建筑既不是居住的机器，也不是精神寄居的蜗牛壳。建筑是人的延伸，它同时容纳人的身体和精神。

阿尔托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帕米欧肺结核疗养院，落成于一九三三年，与《人之奥秘》面世大致同时。用抗生素来治疗结核病的方法发明之前，治疗结核病的唯一方式，就是在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环境里静养。阿尔托设计的疗养院，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病人们要在此生活两三年之久。在双人病房里，他专门设计了水花溅起声音非常小的洗手盆；病房里的灯光向上投射，经过浅绿色的天花板反射，洒下柔和的光线；黄色的楼梯台阶，醒目而又亮丽；楼梯扶手后面的墙壁，特意涂成灰色的图形，既耐脏又是含蓄的装饰。

阿尔托为疗养院专门设计了“帕米欧椅子”。天然木材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胶合板，贴合病人的头部、双手和双腿放的位置和身体后仰的角度。没有一处直角转折，通体是圆润的造型、温暖的触感。这件现代设计经典，荣登“牛津艺术史”系列《二十世纪设计》（Twentieth-Century Design）一书封面。在整个现代设计史上，很难找到更好的实例来证明，功能与形式无须统一，它们原本就是一体。

在阿尔托设计的其他杰作里，类似的手法比比皆是：一根作为主体结构的柱子，拆分成四五根细柱，隐喻外面的树林。露在室外的铜质门把手，被牛皮的细条缠绕着，形成精美的图案，在严寒中不再冰冷。使用功能和视觉愉悦之间微妙的平衡，这就是他签名式的“阿尔托风格”。

进入战后的重建期，建筑界的“理性主义”已经从包豪斯式的大盒子向前迈了一大步。用以衡量建筑的要素越来越多样，调研、统计、计算也越来越精确。设计儿童医院的那个学生，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阿尔托没有耐心向他苦口婆心地解释——无论堆砌多少精确的局部，都无法形成有机的整体，无法在轻重缓急当中做出取舍，甚至有可能忽略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才有了那只跳进儿童医院的狮子。

尽管与主流相悖，阿尔托的作品仍然征服了来自各方的目光。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和美国建筑师协会的金奖、芬兰建筑师协会主席、芬兰国家科学院院士……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与这些荣誉相伴，他却陷入更深的怀疑。他怀疑左派的社会理想，怀疑资本主义的冷漠，也怀疑技术至上、福特流水线式的机器专制。更重要的是，他怀疑僵化的规范、繁复周密的计算是否能产生理想的建筑。

他隐约地察觉，建筑界——甚至整个世界，似乎在朝着令他失望的方向前进。建筑界功能（生理）与形式（心理）的二元对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愈演愈烈。有朝一日，极端割裂的理性主义，会很自然地导致矫枉过正，把建筑界的主流推向雕塑或者绘画的分支学科。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在他的理论名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里，引用了阿尔托的作品。可惜他所谓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只是一些歪歪斜斜、碎片式的文化符号，如同耸立在街道旁的舞台布景。

晚年的阿尔托，显然有资格写一本《建筑之奥秘》（Architecture the Unknown），像卡雷尔那样，警醒众多同行。他时常对希尔特说：“你无法拯救世界，但是你可以树立一个榜样。”但他毕竟是建筑师，他最终还是决定用笔来勾画更多的建筑作品，而不是宣讲教义。

与阿尔托相比，今日的卡雷尔已然寂寂无名。一方面，卡雷尔确有不检点的行为。他和同情纳粹的美国人查尔斯·林白交情莫逆。晚年的卡雷尔，在“二战”中的法国维希政府中短暂任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才躲过了战后沦为“法奸”的羞辱。另一方面，卡雷尔毫不掩饰他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我们文明的创造者——白人——是所有人种中最能吃苦耐劳者。”“为什么要增加不幸、自私、愚蠢和无用之人的寿命呢？在我们能阻止智力和道德衰败以及各种老年慢性病之前，万不可增加百岁老人的数量。”此类观点，赫然出现在《人的奥秘》一书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返回法国充当军医的爱国事迹、他拯救无数伤者的技术创新、他的诺贝尔奖章的光环……都轻易地消散了，《人的奥秘》也退出了多数学者的视野。

阿尔托和卡雷尔始终没有直接的交往。最接近的一次机会发生在1939年。阿尔托曾筹划出版一份政治性的期刊，由他和三两好友主编并参与撰稿。主题是人类和平与社会福祉，卡雷尔也在拟定的邀请撰稿人名单里。可惜的是，这份刊物始终停留在构想阶段，连一期也没有出版。

距离那只狮子跳进儿童医院，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阿尔托为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学生宿舍贝克楼（Baker House），仍悠然地立在查尔斯河畔，每年都迎来一批新生入住。质朴的红砖墙，蜿蜒的曲线轮廓，所有的宿舍房间都能欣赏到窗外阳光下的查尔斯河。虽然不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前来参观照相，然而一旦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愿意追随阿尔托的人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衡量，阿尔托与他的“导师”卡雷尔一样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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