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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曼在中国美院
赵德利 | 林楚杰 | 2018.04.10 11:00

3月16日晚,当代建筑中最为活跃的理论家和建筑师——彼得·埃森曼在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14号楼报告厅进行了名为《建筑与自治》的讲座。

 

事实上,埃森曼的“美院讲座”,在来中国美院的路上就已经开始了——讨论都围绕着埃森曼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中国城市的观察和好奇展开。埃森曼是一个始终都在思考的理论家,他所思考的建筑知识已经演变成一个动态网络,在需要时观点会随时迸发。作为一个理论及实践都有建树的长者,在距离讲座开始还有2个小时时,他还在追问建筑是什么。埃森曼这种探究建筑的状态和态度,贯穿着他的教学、实践、写作、讲座乃至生活。

 

讲座在傍晚6点开始。主持本次讲座的国美建筑学院教授王澍表示,在建筑学变化非常快的年代里,最为便捷,或许也是最好的理解现代建筑过去和未来的方式,就是去读埃森曼的著作。而“建筑自治”,作为埃森曼最为核心的讨论,将是他与我们分享他的最新想法的重要线索。

 

讲座开始之前,埃森曼在国美建筑学院办公室打印了笔者在理论课教学中所使用的讨论自治的读本。这些让埃森曼自己都觉得陌生乃至意外的文字,是他18年前所写的。在讲座之初,埃森曼带着我们一起追述了“自治”的定义。

 

 

01 追述建筑“自治”

图1
埃森曼在美院建筑学院办公室打印的自治文本

传统意义上任何自治的课题都是形式上的,这里所讨论的自治是一种去建筑符号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去除建筑符号的固有价值及含义的方式。这样的自治在本质上既不是形式的也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建筑内在可能性的内在过程之开启。这些通向自治的过程将建构建筑的批判性。

——Autonomy and the Will to the Critical,Assemblage, No.41(Apr., 2000), pp. 90 - 91

 

相比于18年前,或许埃森曼讨论“自治”的文字变了,讨论自治的方式和实践也已经不太一样。然而时间似乎并没有改变埃森曼对建筑内在可能性的探索。埃森曼试图传达的是,建筑的自治并不受限于哪一种规定好的预设定义或形式,而是面对每次思考和实践时,对建筑内在性和形式表达的持续推动和实现的过程。作为一个实践建筑师,埃森曼的兴趣在于建筑形式语言的自身发现与生成的探究。

 

埃森曼在开场白中表示,他1963年所写的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中文版现已出版。在埃森曼看来,作为他思考建筑自治的初始,这本著作对当代中国建筑有着独特意义。

 

 

02 皮拉内西与“绘画就是绘画”

除了建筑自治,埃森曼也试图在讲座中论述其他艺术及实践的自治内核。

 

埃森曼表示,绘画就是绘画,而不是一种主观问题。当画布处于空白之时,一幅作品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绘画本身即是讨论和呈现这种多样性的自治艺术形式。绘画这一行动并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需要知晓怎样在画布上安放颜色和形式,以此来创建绘画的内在性和表现形式。比如,在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的系列蚀刻画作品《想象的监狱》里,他不仅将当时的建筑元素和样式融入画作,并且对这些建筑元素进行重构,在大量机器和各类杠杆的空间连接配合下,塑造出层次丰富和趋于无限的空间跳跃性和想象力,形成震撼的前瞻性。这些虚构的监狱不仅述说着自我的空间主题,也为后续罗马的非先例性建筑发展奠定了一个创造性的基础。《想象的监狱》系列的14幅画作,既表现当时,又不是当时,也不是再现当时,而是创作出画作内自身的语言和新时空。

 

图2
《想象的监狱》系列蚀刻画之开合桥,皮拉内西,1761

埃森曼说,建筑也与《想象的监狱》类似,建筑的形式语言不该从属于建筑符号和它们的象征意义,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在时间/空间领域安放建筑元素,以形成建筑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外观样式的差异,也不同于建筑类型作为一种设计成果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而是建筑自身的生发性和内在潜能的差异。

 

 

03 建筑不解决问题,建筑生产问题

但埃森曼表示,不同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建筑需要服务于组织机构。这预示着建筑的自治探索,将面对不同的建筑意识形态、习惯与功能诉求。在这样前提下实践,预示需要不断思考建筑自身的意图的动力,否则,建筑将成为一种单方面服务于组织机构,并成为“机构化”建筑类型。

 

因此,在讨论建筑的这个层面上,埃森曼认为建筑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在建筑创作的抵抗过程中同时也会产生问题。对这些新产生的问题的思考,将成为建筑文化的动力。尽管埃森曼没有谈论建筑自治成功标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建筑师个体的自我批判、抵抗的理论,以及创作过程的本身,就是一种建筑自治。

 

这也预示着建筑探讨(Architectural Discourse)与评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治建筑实践的成功与否并无任何保障,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自治摸索必定与时任的主流建筑服务意识泾渭分明。自治抵抗所产生的差异和文化推动力,自然地连接并同时相互批判着不同的实践个体及作品,并在往复的不断实验过程中积极地寻找建筑的批判性。

 

埃森曼在讲座前的路上讨论中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我的实践不同于把建筑首先当作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而是将实践建立在建筑内在形式的建构之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说法本身即蕴含着一个批判,不是对自身实践的一种限定,更不是反建筑的社会贡献,或许,这是一种无奈。因为,当大多数时候人们把建筑当成解决问题的工具时,建筑就有机会开始丧失自身的内在性了,因为这时的建筑为服务这个问题而存在,这时不得不做出区别于该种建筑实践的另一种替代性表述。

 

建筑在此并不排斥问题,但建筑不能只附属于问题。否则,建筑将一直缺少自身,成为再现其他知识或问题的物体。

 

 

04 好的设计师不一定是好的建筑师

对建筑的自治追述,可以继续追述到埃森曼求学时期的一个问题。当埃森曼拿着自己的作品给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看时,斯特林语重心长地回应道,“彼得,你是个很好的设计师,但离一个好的建筑师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个问题驱使埃森曼思考建筑可能不单单是一项设计活动,还是一个批判性的理论与实践的抵抗体。

 

在此期间,埃森曼开始带着一个永恒的建筑问题展开了他的建筑之旅。埃森曼观看建筑的关键,在于每个建筑是如何从实质上不同于其他建筑的。随后,为了展开更为独立自主的建筑研究,他从科林·罗的影响中抽离出来,开始转向形式自身生成性的探究。

 

 

05 生成性句法和内在结构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埃森曼开始转向形式语法和形式语言学的研究。为了超越建筑符号的象征性,从而实验建筑自身的内在形式,埃森曼试图发现和建立具有生成性的和可操控性的建筑学语言结构。

 

不同于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建筑还需要创建可参与的物理空间。此时的埃森曼,通过他的博士论文转向“什么是创建空间同时又是建筑自身语言”的研究。在写博士论文之初,埃森曼读到了阿尔伯蒂的《建筑论:阿尔伯蒂建筑十书》,其中写道,一个房子是一个小城市,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大房子。埃森曼指出,城市与建筑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局部 — 整体关系,在现代主义时期是需要被攻克的,因为20世纪的城市发展,已经不能再像19世纪那般整体和连续。此时往语言学的转向,让埃森曼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埃森曼试图突破形式语言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打破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制约,致力于发现和发展一种不同于法国结构主义的新的建筑图解,让其作为一种开放的“形式语言句法”,应变不断涌现的新情形。

 

 

06 德里达和不可判定性

在探究建筑的形式内在性的过程中,埃森曼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哲学思考产生了兴趣:任何东西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含义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埃森曼进一步指出,形式的含义可以成为德里达所说的不可判定。任何东西的形式和含义不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任何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可判定预示着一种探寻判定的状态下所能有机会看见的无尽过程。在埃森曼看来,德里达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开启了建筑学的一种多元可能性的新领域。

 

这些试图追寻“建筑是什么”的讨论和对话,成为了埃森曼1963年博士论文的书写基础。埃森曼说道,“我现在不会具体讨论这本论文的内容,但你们要意识到,这本书所诞生的1963年,还没有罗伯特·文丘里的《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还没有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也还没有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激烈现代建筑批判;那时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这本博士论文倾注了我对现代建筑的基础的一些思考。”

 

讲座中的埃森曼,突然将话题引入到数字化设计的批判,希望人们去想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们的建筑师是为谁服务的?在埃森曼看来,权力机构或许是最不想要不可判定性的,因为他们想要容易理解的、直接的、简单的东西。所谓的第一次数字化设计时期,为形式生产提供了廉价建模和设计平台的技术,并也借此产生了一种同样廉价和容易获取的“连续性”(Continuity)——需要建筑突破的局部 — 整体的关系。

 

也因此,埃森曼提及了第二次数字化设计时期,他认为这是一种非连续性的数字环境。因为数据的意义和价值不再需要连续性的保障,而是可以自主地存在于特定位置,蕴含着待发掘的潜在价值。这时的分散式数据元不再需要跟整体有着联系,但这个局部元又可以用来检验、乃至了解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寻局部之间的断裂、局部之间的空缺,以及局部自身所蕴藏的新可能和新价值。埃森曼继而说道,在第二次数字化时期,或许不可判定性可以成为我们实践的可能。由马里奥·卡波所写的The  Second  Digital  Tu Design Beyond Intelligence,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在埃森曼看来,这本书里介绍的一些建模方式超越了连续性线性建模的限制,打开了突破局部-整体关系的可能性。

 

图3 ps
The Second DigitalTu Design Beyond Intelligence,MARIO CARPO ,MIT Press, 2017

 

07 土耳其的不可判定性网络

在讨论了不可判定性之后,埃森曼介绍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项目(The Yenikapi Project),以便于进一步展开不可判定性的建筑实践。埃森曼说,他们创作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就是,发现场地上那些与考古现场有关的“线条”,并把这些“线条”编码于博物馆的设计中。

 

相对于设计一个考古博物馆,他更希望创作一个考古学场地本身。在埃森曼所讲述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没有看见建筑元素对位建筑项目的过程,而是看到潜在可以成为建筑项目前的线条网格图解所组织起的非连续乃至断裂的空间体系。随即,建筑的多重性和诸多细节随之开始往复的建构。

 

图4
图4: The Drawing of Yenikapi Project, Eisenman Architects

 

08 回到开始的地方

讲座尾声时,埃森曼小结道,建筑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流行主义在调停着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建筑教学过程中,流行主义也限定着我们对建筑自身的思考和批判性学习,因为学生们很难去相信那些需要持续讨论的,不可预知且不流行的东西。

 

尤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下,建筑实践似乎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建筑光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够的。建筑作为文化产物(Cultural Artifact)自身的内在探究和实践,也在贡献着社会文化的交织整体,就像音乐、绘画、电影所做的那样。

 

“我相信建筑学的意义和贡献,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有时需要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我们需要重读阿尔伯蒂,重读罗西和海杜克,重读曼弗雷多·塔夫里——那些已经不在的典范和先驱,他们对建筑自身的批判性探索,是我们需要去回顾和感受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没有必要再去区别谁是谁,去区别谁来自哪里,而后再去界定不同的实践背景和意图,东西文化的差异在此也不必谈及。因为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不能屏蔽各个不同文化领域的思考和实践,这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交流和碰撞将是我们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例举而言,在我最初教书的1963年,普林斯顿我的课堂上还没有女性同学,而现在,女性正在改变着世界。”

 

作者简介:赵德利,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再造建筑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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