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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亦史亦论亦东南”（seu_arch_iaht），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陈薇教授，已获作者授权。 本文最初发表于陈薇主编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私家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后在此基础上修改，分上下篇分别发表于《建筑师》第90期（1999）和第92期（2000），并收入《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陈薇建筑史论选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此处根据收入《选集》的版本节选，篇幅所限，保留反映作者主要观点的论述，略去论证、铺陈、案例，以及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全面了解及引用本文，请以出版的全文为准。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曰《美是一种人生境界》，读后感触良多。该书作者从人生的经历出发，引发了关于审美理论困惑与澄清的若干探讨。其可贵之处，一是对皮肉上熬出来的信仰的追求；二是背离了传统美学的思路，独辟蹊径地将现实人生作为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大胆。
实际上，古往今来，个性的感觉中总存在蕴含着一些共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千古文章仍有人生感悟的原因。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于今仍受青睐，即私家园林是以人生追求为出发点的，恰为可贵。对于中国古代私家园林，论著尤丰，认识则见仁见智。如涉及最多的“意境美”问题，其思想底蕴就有儒、道、佛各说法。一说儒家之中庸、平和，对园林讲究含蓄影响最深；二说道家以自然为本，实为园林追崇自然之趣的肇始；三说佛家注重空灵，是园林的最高境界；也有综合一、二而舍弃三者，等等，不一而足。然反观园林遗存和文献，私家园林之根本还是和园主人自身关系最密切。适时适地适处，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园林无疑为最真切的表现。诚然，个人不能脱离背景，这就是我们讲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一个阶层的大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但私家园林之独特，还在于因时因地因材和因人。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看到留存下来的纷采的私家园林。考证“私家”出处，几乎均与“皇家”相对，又有与“公家”相别之说。几已成约定俗成。从中国封建晚期的情形看，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风格迥异，各成特征，已无非议。因此在人们的认识中，似乎私家园林总是内向的、亲切的、精致的、小巧的，其实不然。它的跌宕起伏，多维变化，经历了丰富的发展过程。 [...] 私家，即古代大夫以下之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以下，主要是指大夫和士这个阶层了。关于大夫，在各朝代屡有变化，[...] 至少在东汉，所谓士大夫可以在概念上将皇戚、士族、大姓、官僚、缙绅、豪右、强宗等不同的社会称号统一起来。我们要谈的私家园林，该是从这个阶层的园林说起。这个阶层的人，有地位、有文化，他们的思想意趣，随朝代更替、社会变化、经济盛衰、风尚流行等，反应最敏感；他们的地位升迁也最模糊，进可接近皇室，退则成为士民。这种特有的边缘人层次，决定了中国古代私家园林自开始就是独特的，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
在我们了解早期私家园林之前，园圃不得不提。[...] 这些园圃一般靠近住宅，不仅可提供生活资料，成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而且有了观赏价值。[...] 可以说，园圃是私家园林最初之状态，与之相呼应的是庭园中自然植物占有相当的比重。[...] 秦汉之际，一方面，由于秦时驱逐游士带来士人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汉高祖又复“慢而侮人”(王陵语)，甚至解儒生冠而溲溺其中，从而士人地位尘下，于政权之建立鲜能为力。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私家园林只配园圃扩大以娱情。[...] 西汉中期以后，工商巨富垄断经济，[...] 据载，“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钜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 袁获罪被诛后，园被没入官，鸟兽草木移入上林苑。[...] 在风格上，此时私家园林置景粗放，主要为种植广博，动物活鲜，山水配合建筑构成图景。 东汉时，基本延续此情形，植物和动物在一般私家园林中仍然是主要观赏内容，这在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清晰表现。[...] 东汉有一个有争议的园林，就是梁冀园。[...] “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园林已由分享自然转向铺陈自然，进而对自然进行模拟和缩景，为私家园林对自然景物的发轫阶段。这个过程与皇家园林在最初的发展情形一致。
但至此，应该看到，私家园林中所体现的对自然的认识还是感性的、肤浅的，正如晋人裴秀《禹贡地图序》曰：“汉时《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分享自然也好，把对物占有作为目标进行铺陈也罢，同于汉画山林，纯属大概，无细部可观，更不晓知微见著，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对自然客体的占有和“形”的体认。
在论及汉以后的魏晋时期私家园林时，有必要探讨一下汉末至魏晋士大夫阶层人格的转变。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东汉的情形是：不是士族跟着大姓走，而是大姓跟着士族走。但到了东汉中叶以后，逐渐显示出政权在本质上与士大夫阶层的重重矛盾，最终籍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失去协调而归于灭亡。而士大夫经过“王莽篡位”时的浩然裂冠毁冕而遁迹于山林、东汉中晚期对应“主荒政谬”的第二次隐逸之后，矛盾的夹缝中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乃归田园居。但隐为其表，逸为其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集学、事、爵为一身，在社会上具相当地位，他们的思想、意趣和追求，成就了一代艺术新风，私家园林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想便是在这个阶段得到重要发展的。
一方面，“以无为本”作为出发点的魏晋玄学风行，并显现于对自然山水的追崇。“山水有清音，何必丝与竹”，山水成为对抗门阀的一种依据和象征。造园走出城市选择郊野，宅居置于庄园之中，是一突出体现。史籍上所说的“竹林七贤”，“竹林”就是嵇康在山阳(今江苏淮安)县城郊的一处别墅。 另一方面，士大夫一改汉儒为官作文而转化为个体情绪表达的同时，并未走向对理想的否定方面，人们仍是希望在自然中探求浮游于天地之际并与万物相亲互合的人生观。[...] 士大夫建私家园林，或简朴或奢侈，都将具体的生活方式，直指人生追求。 这种借助自然山水以怡情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成为风尚。临水行祭，以祓除不详，谓之“修禊”，始于三国，但兰亭聚会名为“修禊”，其内涵远远超过原义而升腾为雅致的文化行为。王羲之《兰亭集序》对此有明确表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曲水流觞，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是以畅叙幽情”。这种本因淡泊情怀取之于自然，但又以自然真情来寄托一种追求的行为，实是一种“逝反”，由大到小再到大，是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到“足以极视听之娱”，再及“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过程。 于此情形下的私家园林，择址至为关键。[...] 如谢灵运《山居赋》所记园址“左湖右江，往渚还汀”，也是选择一可以“逝反”的地方。[...] 同时，顺应自然进行营建为突出特点。一是依山傍水栽培植被，[...] 二是对自然略为加工，“经始”“穿筑”和“修理” [...]。再则，已出现人造山林以娱情寄情。北有洛阳张伦宅园“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嵩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雍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 [...]。南有会稽司马道子园“山是板筑而作”和吴郡顾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可以“放荡襟怀水石间”。借景也成为必然。如谢脁有《纪功曹中园》：“兰亭仰远风，芳林接云崿”之句和另诗“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
此时，顺应自然，或择址、或经营、或借景、或创造，主要是因寄所托，关“情”为最。但也应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建造的私家园林，是他们隐为表逸为实的场所，有的园林亭台楼阁备极华丽。因此也才有绿珠跳楼、石崇被杀、园亦被占的事情。有的人寄情山水很勉强，如谢灵运最后还是按捺不住，以至丢了性命。 但到了唐代，情形发生了变化。[...] 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是在唐代，由于对超然世外的隐逸生活方式被认为是高尚品德的体现，从而在唐代也就特别兴起一股走“终南捷径”的风气。[...] 总之，有唐一代，文人在入世行“势”和出世入“道”方面，是最为心安理得和社会给予最宽松的时候，这就使得文人园和城市宅园成为这个时期私家园林的代表。文人园多在风景幽美的地方，而城市宅园多集中于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在风格上，唐代私家园林较魏晋时期的立意高远，对待自然，是更积极的利用和开挖，呈现出一种明朗而情理相谐的风貌。 唐代重要的文人园有王维的辋川别业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 [...]；柳宗元的东亭和愚溪园 [...]，等。唐代的文人园意境在先，主人以自然为探索对象时是自觉的；在手法上，是有秩序的寻美和对自然的反映。至于洛阳宅园，则多在东南，即在洛河南罗城内外，其中以定鼎街东园林最多最好，只因一是洛南多为公侯将相和富豪的住宅；二是洛南伊、洛两河夹川，水源丰富且观景极佳，这也是有意识地寻美。
城市宅园则有白居易的洛阳履道坊园 [...]；裴度的午桥庄 [...]，等。 唐代的私家园林除采用借景外，已很注意怎样将好景引渡和表现出来，纳景、组景、近观、细玩等手法出现。[...] 另外，此时大量种植树木以求得天然野趣，也是一大特色。[...] 杜甫浣花溪草堂园中花繁叶茂，不少树木从亲友觅来；《平泉山居草木记》所记园中珍稀草木近七十种。 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唐代私家园林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顺应自然转向表现自然。意境之深远，不在于园林规模、景物丰富，而在于合情合理。
对自然的探究，唐代在表现人与自然之万化冥合的同时，也出现抽象的端倪，[...] 这和士大夫的观念变化相关。象王维和白居易，本都是儒者，但他们在仕途失意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禅宗的影响。[...] 用抽象自然的手法表现，在宋代私家园中林求得极致。 在北宋，洛阳的私家园林可为北方之代表。从李格飞《洛阳名园记》中可知，洛阳的私家园林多因隋唐之旧加以改筑而成，但概括手法突出，特色园显著。 其一是花园。由于宋代花卉园艺的发达，出现了专以搜集、种植各种观赏植物为主的园子。[...] 其二是以水为主景。[...] 其三有用建筑得景的意图。[...] 然而，李格飞记洛阳名园，独未言石。[...] 但实际上，宋代对山石的认识已相当成熟，经南宋发展已成具体“理”“法”，这可以从画论和江南的私家园林中寻得踪迹。[...]
可以说，宋代对自然的表达是向纯粹的方面发展，是寻理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主、客体的相融已深入到人的心境内部，直接借助或山、或水、或植物、或具体活动的主题内容，来表达对自然的理解。然而，这种抽象的趋势和对自然的穷究，在随后的元代遭到了抑制。
元代是第一次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时期，政治上的动荡起伏带来文化的繁杂。在北方，元代而起的各族遗臣尊崇宗教，文化趣味大变。从宋代对私家园林影响较大的绘画而言，至元代却是不设画院，只在将作院下设画局、工部下设诸色人匠总管府及梵相提举司，集纳画工图绘帝后肖像及寺观壁画。士大夫文化则与民间文化结合，作为隐沤潜流，更加注重意趣和法度。[...] 而对私家园林影响较大的文学，此时的元曲也较之唐宋诗词更接近市民文艺 [...]。在江南，士大夫又由于元朝统治者笼络江南的政策，使得江南乡绅生活安定而奢华 [...]。这种士大夫文化品味上的转变，必然在私家园林中得以表现。 元大都地区的私家园林，多在丰台一代，除有些园较大外，许多园小，名为亭。以园亭观之，只是以建筑为主的园子，园亭内莳花弄草。[...] 这是元代私家园林突出特点之一，园中建筑增多亦以此为转折。其二以狮子林为例，[...] 欣赏趣味和喜好与宋代的大相径庭，[...] 一方面说明以石构山在宋之后仍然为江南所发扬，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宋代之高雅和抽象的追求在元代有了转向。
这种转向至明中叶及以后，乃成为对世俗之真实和浪漫的追崇。[...] 明清的私家园林，一方面是住宅的延续、生活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精神寄托、理想追求之地。这种双重性就使得明清私家园林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更加注重创造自然、抒心中块垒，用象征的手法将理想的彼岸性和现实的此岸性连结起来。总的来说，就是通过一种“慢饮”的艺术象征手法来追求意境。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简言之，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私家园林，无论是注重整体、渐入佳境，还是运用象征、要素多元，关键为构成丰富的空间。在手法上，经历代的积累，已臻完善，尤其在用象征手法表意上，是成熟的。所谓“造园”为最贴切的概括。此词源出现最早也是在这个阶段。[...] 虽然二十世纪初叶日本造园学权威本多静六和原熙两氏从《园冶》题词中引用又与西文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等同后，带来许多定义上的争议，但有一点很明确，即园由“造”来，是和建筑密切相关的、独立的、小我的自然世界之创造。此时的园林，纷陈而含蓄，它少有明显的汉代的铺陈享受、魏晋的洒脱飘逸、唐代的情景无间、宋代的高雅精致，只有纷陈意向的表达。“境由心造”，是主体高度发挥的阶段。 在主客体的关系上，主体是主动的，又是多层次的。就主体个人而言，一方面追求浪漫理想，另一方面，有时也十分世俗化 [...]。往往一个私家园林中，既能品味出文人士大夫的心境，“晚年秋将至，长月送风来”，又能体察到无处不在的世俗情调。从士大夫阶层而言，宋以后的士多出于商人家庭，以致士与商的界线已不能清楚地划分。[...] 这和早期士大夫的概念和自孔子始以“道”自任的社会属性及外延，有天壤之别。“贾道”已是社会的一种自觉，是“道”的一部分。于此时，我们再读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建造或改造的私家园林，难怪眼花缭乱、色彩纷纭了。
中国私家园林的流变，既反映出古代士大夫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借助园林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追求和对生活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也反映出这个阶层以“自然”为核心和认识对象进行完善和发展造园手法的过程。
期间，“流”是必然，即各时期私家园林均是对士大夫理想的品格、理想的抱负、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情感的追求和表达，此贯穿始终。而“变”，多因偶然，如社会骤变——魏晋和元代就是变的时期，如个人宠辱——王维和白居易由儒而佛等。当文化兴盛、社会繁荣时，“流”为主，园亦大兴，所以我们认识的唐宋私家园林最合情合理和主、客体相融，唐代的诗及诗论和宋代的画及画论也大大地推动了造园的发展。但于“变”处，往往有开创之功，魏晋时期乃此。明清私家园林则是历经流变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结果。于流变中，我们可以读懂：中国私家园林是以“追求理想”这种士大夫文化为底蕴的。这种“理想”，有时是儒，有时是道，有时又是佛，有时是其综合，有时什么也不是，仅仅是“追求”。因此，私家园林也就成为介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种过程、一个桥梁和体验追求的一个场所。
作者简介 陈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和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建筑历史的教学、科研和实践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专著4本，主编和参编著作12本。承担过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主持和参加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4项等，主持和参加完成规划和建筑设计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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