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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托的光环之下

在阿尔托的光环之下
克里斯蒂安·古利琛 | 编辑:林楚杰、李菁琳 | 2019.07.10 10:10

克里斯琴·古利琛(Kristian Gullichsen/小古利琛),芬兰建筑师,他的另一个身份为阿尔托朋友的古利琛夫妇(Mairea and Harry Gullichsen)之子。小古利琛7岁之时住进了以母亲命名的玛丽亚别墅(Villa Mairea),构成了其童年时的场所记忆。小古利琛与阿尔托,有着诸多生活与工作上的交集,下文为他后来对阿尔托的往事追忆,由北京建筑大学金秋野教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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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古利琛(Kristian Gullichsen)

有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深感何幸如之。1939年8月,我作为古利琛家族的一员,第一个住进了崭新的玛丽娅别墅(Villa Mairea)。我时年7岁,父母正打算把我送入乡间的小学校。那些回忆至今洵已真伪莫辨,其中不乏真实的吉光片羽,却早已混入日后漫长年岁中记忆的杜撰。一些倏忽而来的气息或声响,猛地唤醒久违的知觉:新鲜的木头和干草的香味、不同种类的地板上传来的脚步声,还有谁在往水池里放水,汩汩而流。我还记得一条大蛇是如何从花园的门口溜进房间,穿过客厅,消失在钢琴底下。它或许只是在寻觅当年的巢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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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别墅,半室外空间

爸爸妈妈不在家,哥哥姐姐都还住在海边的夏季别墅里。这座大房子一下子成了我的私人王国,我可以尽情探索属于我自己的秘密,与它交流,通过唯有我们两个能够听懂的对话。我爬上高高的屋顶平台,在那些石头花园里徜徉,俯身下视,那些栏杆让我恍如登上了蒸汽轮船的甲板。我偷偷摸进地下室的锅炉房,打量那两个大炉子,还有奇奇怪怪的管子和曲柄:管子砰砰砰,出气口嘶嘶嘶,听着这些声音,人就像指挥着庞大的舰队,在七大洋上冒险。从那时候起,我那当一名公交司机的宏图大志可能就已经打了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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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别墅室内

时至今日,7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回望当年,这座别墅不仅已经成为经典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杰作,也是阿尔托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作品。

 

1936年,年轻的阿尔托接受了这个方案的委托之时,他的业主比他还要年轻得多。我妈妈玛丽娅·古利琛(Maire Gullichsen)29岁,我爸爸哈里·古利琛(Harry Gullichsen)34岁,阿尔瓦·阿尔托38岁,他的太太爱诺(Aino)40岁。两对夫妻早就经历了全方位的合作,已经是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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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古利琛(Maire Gullichsen)

1935年,阿尔托夫妇成立了阿泰克公司(Artek),另外两个合伙人就是玛丽娅·古利琛和艺术评论家哈尔(Nils Gustav Hahl),后者担任公司的第一任经理。他们都是思想开明的年轻人,都对那个时候激进的文化运动怀有同情,也都希望社会能在朝夕之间革故鼎新。乌托邦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国家刚刚确立了民主制度,经济突飞猛进。内战造成的裂痕终于得到修补,其他社会问题看起来也将迎刃而解。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建筑都在这场变革中一马当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阿泰克公司的作用是为阿尔托的家居设计提供一个市场出口,提升芬兰人日常生活的品质,为相当保守的赫尔辛基公众提供一个认识国际现代艺术的机会。1936年,哈里·古利琛作为萨尼拉公司(Sunila Company)的主席,委托阿尔托在东南沿海的萨尼拉设计一座新型的工厂。这个设计包括一个纤维素制造企业和完整的职工生活区,包括全套服务设施。在加速工业化的芬兰,这个设计引领时代之风,必然会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

 

1920年之后,阿尔托从不起眼的芬兰小城起步,一跃成为国际瞩目的建筑师,主要靠了两个项目的帮助:一个是帕米欧肺病疗养院(Tuberculosis Sanatorium in Paimio, 1933),一个是维堡图书馆(Library in Viiruri, 1935)。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座功能主义的建筑图尔库圣诺玛特报社办公大楼(Turun Sanomat Newspaper builiding in Turku, 1927),12年后,他设计了玛丽娅别墅。在这12年间,他已经脱离了现代建筑先驱如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人树立的建筑样板,开创出独树一帜的设计语言。阿尔托的工作令人信服地说明,现代建筑唯有剥离了那一层理论的坚硬外壳,才能真正服务于普通人的生活。

 

帕米欧肺病疗养院 摄影:李菁琳/有方

 

以上便是玛丽娅别墅背后独特的社会背景。

 

玛丽娅别墅的设计和建造,是一群拥有相似价值取向和人格特点的朋友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这一切都被这座房子所见证。种种迹象表明,在房屋的设计建造过程中,他们受到彼此灵感的启发,新念头和新方法不断涌现,让这个建筑越来越大胆。最终的结果,反映了建筑师对业主人格的深刻的阅读:我妈妈对现代艺术的狂迷,和我爸爸对木材工业的投入,在此都有所体现。立体主义者的色块融进了色彩斑斓的森林意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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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别墅外观(摄影:苏圣亮)

玛丽娅别墅不仅代表着与社会流俗的深刻决裂,也预示着建筑师同现代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分道扬镳。这座建筑是阿尔托职业生涯前期的巅峰之作,1939年11月,也就是别墅建成的几个月后,由于苏联对芬兰的宣战,阿尔托的工作突然中止。5年后,战争终于结束,世界却无可挽回地变了模样。阿尔瓦·阿尔托也变了,他再也没有能够重返战前那个尚未充分发掘的建筑宝藏。在他的作品中,亮色的憧憬慢慢被灰暗的怀旧所取代;蓬勃洋溢的现代精神,则慢慢地遁迹于古代母题和历史主义遗产的荒烟蔓草中了。

 

1951年,我有幸进入阿尔托事务所打杂,第二年我就要开始我的学业了。我的任务主要是削铅笔,那种土红色的木头铅笔,画草图的时候,阿尔托最爱用它。我削了成千上万根铅笔。我妈妈问他孩子在他那里表现如何?阿尔托答道:“铅笔削得挺不错。”他跟妈妈隐瞒了一个事实,其实我做的事还包括偶尔跑到供销社,给他买几瓶他最爱的基安蒂鲁芬诺(Chianti Ruffino)。

 

翌年我被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成功录取,这多少要感谢阿尔托的推荐,他在信里写道:

 

“这位申请人所有的,恰是一名建筑师在他的工作中所需的技能。”

 

瑞士建筑师埃杜阿·诺斯旺德(Eduard Neuenschwander)1951年前后在阿尔托事务所工作。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阿尔瓦·阿尔托事务所 1950-1951》(Atelier Alvar Aalto 1950-1951),书中记录了那时候事务所中独特的精神氛围:

 

“蒙基涅米(Munkkiniemi)的工作室整个都笼罩在阿尔托的人格影响之下。对个人需求的了解、宽容和耐心,特别是类似于《英雄的国土》(Kalevala)中那种深邃的幽默,无一不令我吃惊,深深地打动了我,它们共同营造着事务所里那种独有的工作氛围。这种建筑学深深地根植于生活,因其对个体需求的体悟,以及时时闪现的智慧和想象力的火花……”

 

后来,在我求学的间隙,我也曾多次返回阿尔托事务所,开始是帮他做比例模型,后来拿起丁字尺和别人削好的铅笔,趴在图板上画图。阿尔托有一次跟客户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呢,这件事让我自豪了好久。那段时光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啊。我们一共有十来个人,挤在阿尔托Riihitie街小房子的工作室里。阿尔托神清气爽,那时刚跟第二任妻子爱丽萨(Elissa)结婚,她的性格相当开朗,总是咯咯笑个不停。留声机里咿咿呀呀,重复播放着凌格风公司的语言教程,阿尔托一直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提高他粗浅的法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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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与第二任妻子爱丽萨,1950年代

阿尔托的人格对我们这些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开始不自觉地学习他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说话的口气,我们讲笑话、走路和喝酒的时候都模仿他的样子。意识到这一点,我萌生去意,我只是希望能在自己和阿尔托之间拉开一点距离,以保持我的个性,从而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建筑之路。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件事一点都不戏剧化,而我和阿尔托之间的亲密感情也并未因此受伤害。

 

我非常幸运,在阿尔托的事业焕发第二春的时候在他左右。其时正值战前那种乐观饱满、面向未来的设计理念被回忆和缅怀所取代,而珊纳特赛罗市政厅和于韦斯屈莱大学等项目正在进行之中。简而言之,阿尔托开启了另一扇大门,他使用红砖和黄铜,通过精细的组织,将建筑学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阿尔托的思维如滚滚洪流,他不能容忍自己停留在玛丽娅别墅所达到的高度上,通过重复并细化那些旧日的语言来维持工作状态。身边的世界已经不同以往,阿尔托返回地中海沿岸的街市去寻找新的灵感。结果,就有了那个亲切静谧的市政厅,矗立在人造的台地边上,造成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一座16世纪托斯卡纳城市的碎片因为某个原因闯进了北欧的森林,穿越了500年的时光,变身为一座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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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纳特赛罗市政厅(摄影:苏圣亮)

当市政厅方案公诸于众的时候,在国际建筑界引起了一波震荡。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闻,说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看了这个方案,感叹道:“事务所里的年轻人是绝对不能容忍我去做这样一个建筑的。”

 

设计委托从四面八方涌来,事务所无法承受,不得不迁往位于Tiilimaki街的新址。这次搬迁,让诺斯旺德笔下工作室中那无法形容的亲密无间永远地消散了。

 

阿尔托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实际参与所有的方案,更无法像从前一样对每一个细节做出推敲,而他那永不停息的头脑也让他不断忙于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事务所的雇员不得不自己做决定,他们自己画草图,同时发展很多方案,不知如何选择,茫无头绪。

 

于韦斯屈莱博物馆开幕的当天,阿尔托向别人询问卫生间的位置,等于告诉大家,他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随着工作量越来越大、设计方案越来越复杂,经不起推敲的细节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大家疲于应付,顾此失彼。

 

阿尔托曾在一篇优美的文章中谈到人类的错误。这些文字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疏忽开脱。引文如下:

 

“人类的错误并不是随着当今时代而出现的专门术语。人类的缺点(也可以称作人类的罪恶),这样一个概念,是伴随着人类存在而不断被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想要逃避人类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相反,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错误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部分,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些老朋友和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开始对他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过度的个人主义提出疑问。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阿尔托选择朝他们转过身去。他是教父,长久以来被所有人景仰着、爱慕着,他是芬兰建筑师协会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整整16年了。他只是不想听到任何质疑的声音。渐渐地,他把自己封禁在一座象牙塔里,沉默不语。那个曾经大声说笑的波西米亚人,如今穿上了权威的外衣,变得凛然不可侵犯,就像赖特一样。赖特不是说过吗:除非建筑师足够傲慢,不可一世,否则谁会听他的?阿尔托看来是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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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阿尔托

60年代末,学生运动席卷整个世界。他们向既有秩序中的一切人、一切事发下战书,从前的造反派们发现他们忽然摇身一变,竟成了众矢之的。

 

我和阿尔托最后一次共事的机会出现在1968年,其时,身为建筑博物馆馆长的我,负责赫尔辛基举办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阿尔托回顾展的筹备工作。连总统乌尔霍·凯科宁(Urho Kekkonen)都会出现在开幕式现场。阿尔托显然对过程和结果都相当满意。

 

第二年4月,展览又移师斯德哥尔摩。开幕之前几个小时,布展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我和阿尔托坐下来喝杯东西,我告诉他几个月前阿诺·雅各布森(Ae Jacobsen)在哥本哈根的展览受到了极端分子的破坏,他们往展板上乱涂乱抹,画面不堪入目。我跟阿尔托说,我也向斯德哥尔摩方面质询是否可能发生类似情况,得到的答案是“敬请放心,因为此地的极端分子对阿尔瓦·阿尔托一点兴趣也没有”。阿尔托听到这话,沉默半晌,对我说:“你可不能掉以轻心。我看我们还是自己来吧,就咱们俩,我觉得咱们涂鸦的水平可比他们强多了。”

 

1979年,在第一届阿尔托研讨会上,珊迪•威尔逊(Sandy Wilson)做了一个题为“阿尔托和现代建筑语言”的讲座。讲座内容后来做了增补,收入威尔逊的著作《建筑沉思》(Architectural Reflections)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阿尔托的作品中有端正的诚意,其表现为,在一个充满了可怕暴行、正信破灭的时代,他深信建筑会是生命的祝福,他的建筑有一种力量,不是退缩,而是坚守。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形式世界,这一过程让人着迷。这些形式合为一体,幻化为一份现实、一个场景,就像人的面容,让我们在很久之后仍然记忆犹新,这在商品组成的人造世界里断难实现。每念及此,我深信,这个世界都会被他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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