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巴黎的墙与门

陈迪佳 | 林楚杰 | 2017.03.27 10:30

导言：从17世纪到19世纪巴黎城墙与城门的拆建，一窥建筑师、统治者、普通大众对于城墙、城门乃至城市本身在政治兴衰和历史演替间的深刻变革。

“假如当年的优良趣味流传至今，没有消亡或堕落的话，那么今天所有通往我们的这座首都的大道都应该被装点得高贵富丽。”

——Marc-AntonieLaugier, “Essai sur l''architecture”

从17世纪开始，巴黎逐渐脱离了它原本中世纪的样貌——亨利四世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对巴黎城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扩建；到路易十四时期，出于城市扩张和统治稳定的原因，中世纪留下的城墙更像一道屏障，而非保护性的防御设施。1670年，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作为巴黎改造的总督，奉路易十四之命将老城墙逐步拆除，并依照城市的现有边缘，建造新的步道，以代替原来士兵们的巡逻通道。新的步道总宽36米，两旁绿榆成荫，中间有马车道，林荫之下则各有一条人行道。这条环城一周的新步道是柯尔贝尔向路易十四申请建设的，当时的观念如后来索布雷（J. F. Sobry）写道的那样，“没有围墙的城市不可称之为城市。”环城步道某种程度上，是对不再限定城市的城墙的一种象征性的代替。

城墙拆除之后，城门也随之不再了。为了彰显“太阳王”统治之强大，路易十四任命布隆代尔（N-F.Blondel）为总建筑师，为新巴黎设计了数个城门。这些城门，只有四个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与一部分的中世纪城门不同，主要作用并非防御工事的新城门旨在表现恢弘、盛大的气势，因而布隆代尔采用古罗马的凯旋门为原型，加以一定程度的设计，在比例、细部等方面进行创新，将其设计为较符合巴黎城市环境的城门。这些独立的城门象征了皇权的伟大和光荣，而极具个人风格的“半古典”设计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布隆代尔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回应，并认为他加入的类似方尖碑、金字塔之类的造型也同凯旋门一样，具有表现崇高的形式力量。

paris Porte de ville 03 — 布隆代尔的圣马丁门和圣丹斯门

自16世纪起，人们就将源自古罗马的凯旋门视为“城市之门（Porte de ville）”的类型。17世纪中后期布隆代尔既不悖理罗马传统、又带有个人色彩的这几座凯旋门作品，被认为是城门设计的经典。甚至到1753年，罗吉尔（Marc-Antonie Laugier）发表《建筑相关杂文（Essai sur l''architecture）》的时候，仍然表示希望回归柯尔贝尔时期布隆代尔设计的凯旋门传统，将其发扬光大。然而，1738年的罗马大奖竞赛（Grands Prix de Rome）上，皇家建筑学院给出的题目是让学生们设计一个“大城市之门”，可是所有提交的方案都被撤回要求重做，因为学生们设计的都是“凯旋门”，而非“城市之门”。

可见，建筑师们对于“城门”和“凯旋门”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18世纪中后期，布隆代尔（J-F.Blondel，注：与前文的布隆代尔并非同一个人，也无亲属关系）在自己的著作（Cours d''architecture, ou Traité des bâtiments）中谈到凯旋门与城门的差别，认为在没有太多战争、也不需要将城门用作防御工事的时代，城门更多的是作为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分界，因而其与凯旋门应该有所差别，需要减少华丽的装饰，增加庄重的氛围。到19世纪初，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也在其著作（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Architecture）中指出，凯旋门和城门是两个相互重叠而难以区分的类型，在以往，凯旋门象征战事之光荣的属性可以将其与城门分开，而在今天，它的初始用途已经日渐式微了；由于位置和属性两者的相似，在当时，似乎很难清楚地分别二者了。

18世纪后期，由于城市发展扩张，为了便于疏导交通，17世纪下半叶建起的城门多被拆毁。而仅存的几座城门也已经不再具有城门的作用，更像是城市中矗立的一座座纪念碑。路易十六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巴黎的城市环境状态已经相当糟糕，城市与郊区混作一团，以至于罗吉尔曾不无嘲讽地说，

“通过税关的外地人若是听到人说‘你已经来到了法国的首都’，一定会像被雷劈了一样震惊。若不争辩，绝无可能说服他们——他们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会以为自己仍在某个附近的小村庄里。这一切都证明，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没有一个像样的城门是多么有失体面。”

1784年，包税商集团（Fermegénérale）为了解决巴黎内外严重的走私所造成的财政损失，决定在巴黎周围重新修建一道围墙，并在其上设置若干税卡以控制税收。作为当时政府方的负责人卡隆（Calonne），邀请了他本人非常喜欢的建筑师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来为巴黎设计这些城关。在今天，勒杜被视作现代性早期萌芽的第一批先驱之一；然而在当时，他所设计的建筑却是不折不扣的“异类”。首先，这个项目本身就充满了挑战——对于政府而言，这些建筑应当同时具备税卡和居住的功能；而对于勒杜来说，它们则相当于巴黎的新城门，应当具有雅典卫城山门（Propylaea of Acropolis）一般的气势，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别人将之称为“税关（octroi office）”或“Barrière de Paris”之类，而勒杜本人却在自己的著作中坚持称其为“巴黎之山门（les Propylées de Paris）”。很显然，传统的罗马凯旋门已经无法满足这些综合性的要求，而勒杜为这一项目取的名字也足见他在这一项目中抛开惯常的罗马传统，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在勒杜设计的45个方案中，有许多城门都采用了以希腊神庙为原型的山墙、柱廊和矩形平面，然而它们无一例外地被简化、打碎和重组，与简洁的几何形体相互结合，形成前所未见、甚至有些古怪的新形象。毫无疑问，这些新建的城关一点都没有受到巴黎人民的欢迎。一方面，税关的出现导致了市内物价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内早已民不聊生，而政府却斥巨资建造了剥削人民的新武器；而最令人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城关既不像以前的税卡那样是简单的小木屋，也跟人们熟悉的凯旋门毫无关系。在巴黎人滔天的民愤里，再加上1797年时城关的建设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勒杜先前给出的预算，政府方面也无法保持冷静了——负责人卡隆被撤职，新上任的负责人对勒杜毫无好感，于是勒杜也不再是这一项目的总建筑师了。到1789年，勒杜正式被解雇，并且没有拿到一分设计费。

虽然勒杜遭到这样的“待遇”，但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他所设计的城关已经如期建起了62座（原计划45座中有一些是成对出现的）。然而不堪忍受路易十六暴政的巴黎人民终于奋起反抗，烧毁巴黎城关成为了大革命燃起的第一把火。事发两天之后，巴士底狱被毁，大革命正式爆发。巴黎城关在革命中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残，而它们的设计师勒杜也因此身陷囹圄。然而当时包税商集团所建起的22米长3.5米高的城墙，以及城墙外的巡逻通道及林带都保留了下来，仍然在19世纪初延续着区分城市与郊区的作用。

paris Porte de ville 06 — Augte. Logerot, 1857年巴黎地图（局部）

从“城门”的角度来看，勒杜理解中的城门，已经与17-18世纪将城门与凯旋门混为一谈的习惯相去甚远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城关的位置也与传统的“门”有很大差别——从19世纪中叶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勒杜的城关没有一个真的像凯旋门一样横在路中间，而是独立地位于道路交汇处，或者成对出现在道路两边，这也是为什么德昆西批评勒杜的城关“分别立在道路两边并不能说明任何功能。”我们可以将这种首创式的做法看做一种记号般的设立（follie），对于车道而言，它已经失去了“门”的穿越作用，而更多是一个符号了。

到19世纪上半叶，巴黎城墙之外的郊区也在迅速发展起来，失去了收税作用的巴黎城关变成了市区与郊区的联系通道。许多以城门为据点的节点上出现了聚集着各个阶层人们的休闲娱乐区域。例如圆厅城关（Rotonde de la Villette）附近的人工湖里就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场景。19世纪的一些画作中记载下了当时人们外出游玩的场景。然而此时的城墙已经不能让统治阶级满意了。在1814年巴黎条约签订之后，法国政要们对巴黎的防御情况非常担心，后来的20年间，巴黎又发生了共和党暴乱。于是，到1840年，拿破仑三世决定在巴黎的城墙之外再修建一道防御性的城墙，以保证“当敌人到来时，可以被抵挡在巴黎的两三公里以外……也使巴黎市民免受围困之扰（引自1840年一份政府报告）”。1841年，巴黎最后的一道防御工事——“梯也尔城墙（Enceinte de Thiers）”开建了。其上有94个菱堡、17个城门，其下有壕沟和无人区，围绕着巴黎外围的一圈村镇而建。尽管这道城墙的初始目的在于从更远更大的范围保护巴黎城区，然而其对外近乎绝对的断绝作用，反而增进了巴黎市区与郊区的融合。到1870年代，奥斯曼（Haussmann）推行巴黎改造之时，将旧有的巴黎城墙拆除，并将新旧城墙之间的区域全部划入巴黎市区范围，成为了重要的工程之一。到1870年代末，包税商集团的城墙和经历了战火和修复的巴黎城关基本全部被拆除，到现在仅留下四座。奥斯曼通过规划的手段，尽力缝合旧有市区和两墙之间的区域，然而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地图上清楚地看到这一条环城界线的存在。而梯也尔城墙尽管于上世纪20年代被拆除，但巴黎二十区的划分仍然沿袭了奥斯曼的方案，至今这圈界限仍然是城市与郊区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