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达卡：路易·康的南亚混凝土之梦

有方签约作者江嘉玮 | 林楚杰 | 2016.12.12 14:30

建筑师路易·康的儿子纳撒尼尔在千禧年初拍摄的电影《我的建筑师》中，将父亲在达卡建造的国民议会大厦放在了最后，作为他寻父之旅的尾声。恢宏的混凝土体量与肃穆的纪念碑感，成为建筑师的谢幕辞。实际上，康在达卡的建造，称得上是一场建筑师、结构师、承包商、业主之间的经典鏖战，拖沓、波折又戏剧化。或许可以说，康与达卡最终互相成就了对方。本文触及康与他团队成员的私人关系、康本人做设计时的脾气与习惯，进而尝试从康的团队在1963至1973十年之间从设计到建造的不断易稿中，描绘康人生最后的混凝土建造之梦。

一、南亚新国

在二战后声名鹊起的美国建筑师中，路易·康是一朵真正的奇葩——从1953到1974，从纽黑文到加州与德州再回到纽黑文，短短二十年间结出遍布全美的十几座建筑硕果。这样的高产，在同时代唯一能与其媲美的或许仅有美国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小沙里宁在最后14年间走完了自我的建筑巅峰；然而比起小沙里宁，康更幸运些，能够亲眼目睹自己大部分作品落成。

1962年时，路易·康忽然接到来自东半球巴基斯坦的邀请，委托设计新首都的行政中心，重点是其中的一座国民议会大厦（National Assembly Building）。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有别于之前所有项目的机会，当即兴奋地回复，表示非常乐意合作。

随后展开的是关于在巴基斯坦这个新生的伊斯兰国家打造第二首都的故事。1947年的印巴分治，源自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下的种族矛盾。英国人撤出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留下了关于民主的观念以及老牌欧洲民族国家对国家身份认同的惯性，两个国家冲突不断。由于军政府的习性一直存在，巴基斯坦长年在民选民主政府与军政府之间动荡。在1960年代初的南亚版图上，巴基斯坦被印度切成东巴与西巴，靠伊斯兰宗教信仰维系着整个国家。1958年，凭借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可汗（Ayub Khan）为了加强对东巴的管治并安抚东巴人要求独立的情绪，决定在东巴的城市达卡兴建第二首都。阿尤布的幕僚本来打算将这个新都建设计划委托给东巴的本土建筑师穆扎鲁·伊思兰（Muzharul Islam），不过伊思兰却提议邀请一位蜚声全球的建筑师来为自己的国家做设计，并按次序列出三个人：柯布、阿尔托与康。伊思兰逐一联系：柯布正忙于昌迪加尔的项目，婉拒了邀请；阿尔托推托身体抱恙；最后，橄榄枝伸向了康，他一口答应。

或许，康是在接到伊思兰打给他的跨洋电话时，头脑一热，答应了这个项目。当时康手头上的项目情况是，他在南加州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还没完工，在北纽约州罗切斯特的唯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接近完成。整个事务所运作良好，充满雄心。为一个遥远国度设计一座新首都，对建筑师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康不会注意不到柯布在昌迪加尔的待遇。不过，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康在1962年已经接受委托设计位于印度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的管理学院，他很有可能想同时兼顾这两个邻国的项目。事实上，后来康在东半球的旅途也反映了这点——他经常将去印度和东巴基斯坦汇报方案或视察工地合并到一趟旅行中。此外，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委托带有犹太血统的路易·康，在耶路撒冷设计一座犹太会堂。从1968年开始，康每次东半球的旅行经常不得不在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周转。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康人生最后在美国建成的项目如金贝儿美术馆、埃塞特图书馆、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等接踵而来。康的项目压力越来越大，事务所却收不回足够的设计费。旅途奔波、劳累与负债压力，想必是康1974年3月从印度返回后殒命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原因之一。

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路易·康档案里有他当时的旅行机票以及事务所员工的加班信息，它们见证了在康人生的最后十年中，他和其事务所的奔波与操劳。1963年1月底，康第一次飞往达卡视察基地，与当地政府官员见面。一行三人，他跟助手瓦宏拉（Carlos Enrique Vallhonrat）与合作已久的结构工程师奥古斯特·科曼登（August Komendant）从纽约先飞到巴黎，再经过罗马飞到西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最后才飞抵达卡，整个行程历时两天。在达卡的基地考察结束后，康第一次去了印度。

1963年，当康与他的助手飞抵达卡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截然有别于北美景观的冲积平原和河湾，这里的季风与降雨与北美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个被称作Bengali三角洲的地方，是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是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的入海口，形成河汊纵横的冲积平原。当地农民从冲积平原上挖土，垒成小山包盖农舍，挖出的池塘可以养鱼。当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或雨季的丰沛降水到来时，低地会被淹没，只能泛舟来往交通。在地势稍高一些的地方，农民用土窑烧制出来的土坯砖盖房子。康与科曼登在第一次调查基地时，观察并搜集关于当地建造习性的资料，衡量当地的建造水平和技术，寻找因地制宜的建造材料与方式。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河砂，称得上是优质的建造材料，当地农民只需要潜水到河里就能够用箩筐捞起河砂。这成为康最后使用混凝土的砂子来源。而国民议会大厦最后采用的大理石，则采自东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山区。

作为新生国家的巴基斯坦与印度，种族、宗教信仰问题与边境摩擦一直不断。因为东巴与西巴在地理上被印度隔开，东巴实际上成为巴基斯坦的一块飞地；而印度境内最重要的河流恒河却又从东巴境内出海。诸多复杂而纠缠的因素让南亚局势一直存在各种角力。

二、康的团队

政府对于康的提案很感兴趣，他们很关心这个方案的伊斯兰元素。而当康第一次向东巴的官员汇报方案时，却意外地在会场上被人质疑为什么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重要建筑要委托给一名犹太人来设计。尽管这只是一个小波折，但康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这或许能理解为何当东巴的官员要求在国民议会大厦内设计一处专门的清真寺祈祷场所时，康会争辩说，虽然这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在代表平权和民主的国民议会大厦里，这样的祈祷场所应当对所有的宗教信仰者开放。康认为，在这个新生国家里，需要通过建筑形式表现出民主。

1963年初从达卡考察完基地回来后，康在早期方案中花了很长时间设计总平面，找寻各个建筑单体与人造湖面的关系，组织起一堆功能区块。最后定稿的总平面呈现出不算太严格的中心轴线，国民议会大厦布置在中央，政府官员的住所及招待中心沿斜线延伸。湖面有利于勾勒出国民议会大厦的几何轮廓。

从总平面到单体建筑，方案都体现出浓重的几何感，这是作为建筑师的路易·康在这个项目中竭尽全力追求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康的团队。唯有通过团队中的结构工程师的配合、施工方案设计、现场监工人员往费城总部发回施工报告，达卡项目才得以从图纸到建成。在达卡项目中，康的驻场建筑师换过好几茬，这是跨越半个地球的信息交流。

奥古斯特·科曼登，在康的职业生涯中有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的结构工程师，曾担任康在理查德医学院、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金贝儿美术馆中的结构顾问，与康结下一生的友谊。科曼登在1963年初跟随康第一次去达卡时，就研究了当地的建造习性。他记录下当地的一些工业状态：比如当时东巴自身生产的水泥等级较低，只能依赖从中国进口；砖渣作混凝土骨料很常见；恒河三角洲的河砂含盐很少，属于优质的建造材料。科曼登的第一次基地考察调研记录向康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达卡当地使用混凝土，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

东巴当局一开始并没有料到康打算用混凝土来盖这个项目，他们以为砖砌结构足以胜任。从1963年到1964年，随着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逐渐完工，康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混凝土在表达建筑形式上的优势。他一边在达卡项目上开展几何游戏、推敲建筑形式，一边委托科曼登论证在当地浇筑混凝土的可能性。科曼登随后撰写了一篇报告，题为《关于达卡国民议会大厦的设计与建造初步概要》（Preliminary Outline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涉及了材料、建造技术、模板制作等所有路易·康在设计初期最关心的因素。然而，当科曼登提交了报告之后，他与康之间产生了矛盾。

科曼登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这种工程师职业直觉，让他更关注一种工业状态，而不是建筑形式。科曼登在报告中写，在建造达卡国民议会大厦的同时，首先需要为东巴基斯坦建立独立的制造业，提高生产水泥和浇筑混凝土的技术等，并建立可以生产预张拉构件的车间。作为康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结构顾问，科曼登能够理解康青睐混凝土的质感。事实上，科曼登并不反对在达卡使用混凝土，但他建议采用预制混凝土，以便同时为东巴建立混凝土制造业，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避免现浇混凝土带来的繁重的模板制作。康思索良久，认为预制混凝土会限制他的建筑形式，因此拒绝了科曼登的提议。最后，选择预制还是现浇，成为两人不能弥合的分歧。这种分歧，在达卡项目中表露出来的对形式的孜孜追求之下达到了顶峰。两人后来又发生言语上的不愉快，科曼登不久就退出了康的设计团队。最后康只好更换了结构顾问。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当时，康在达卡的驻场代表跟当局沟通混凝土预制或者现浇的可能性。达卡方面表示不赞同预制混凝土，因为这样会减少工地上的工作岗位。而对于现浇，达卡当局又反对康提出来的裸露混凝土表面，因为担心当地丰沛的降雨会损害裸露的混凝土。最后，康想出来的一个办法是，干脆在混凝土墙身上每一次浇筑完成的地方内凹，嵌入大理石条，既作为立面划分，又作为檐口排掉雨水。每次混凝土浇筑高度为5英尺，浇筑两次就对应内部的一层楼高度；立面上，对应楼板线的地方设置大理石条，宽度为6英寸；两条楼板线之间的大理石条宽度缩小为4英寸。据此形成立面的模度与划分。

1965年4月建造完工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当时项目的驻场代表建筑师，是康事务所的弗里德里克·兰夫特（Frederick Landford），协调了整个混凝土制模过程。1966年初，兰夫特接受康的委托，抵达达卡，开始了现场监督混凝土浇筑的工作。此时达卡当局选择在国民议会大厦外的一片空地，开始混凝土浇筑试验。兰夫特在当地监督了从制模到浇筑的整个试验过程，详细记录并撰写了《达卡国民议会大厦的混凝土与模板报告》发回到费城总部。兰夫特的报告大致涉及以下三个内容：浇筑混凝土试验阶段关于达卡当地建造条件的记录；模板设计的若干标准以及建议；混凝土浇筑的准备与实施过程。我们不妨通过兰夫特的文字和镜头，对1966年上半年达卡工地里的往事稍作回顾。

兰夫特设计了木模板，每一块木板宽6英寸、高5英尺，以榫卯方式相接。每块木板在接缝处斜切，令浇筑出来的混凝土表面呈现V形竖向接缝，与康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混凝土表面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此外，兰夫特用镜头记录了达卡工地相对原始的工具与施工状态。拌好的混凝土被装入圆形的金属箩筐中，然后由工人用头顶着运到模板上方再浇下去。每浇筑完一段，拆模以及进行下一次支模都全部靠人工完成。

daka09 — 达卡国民议会大厦(左)与萨尔克研究所(右)的混凝土表面V形接缝

兰夫特在达卡待了将近半年之后离开。他在工地上最大的贡献是完整监督和指导了混凝土浇筑试验阶段的诸多技术问题。从1966年的下半年开始，国民议会大厦开始进入真正的混凝土建造。康的团队里有好几轮次的驻场建筑师不断被派遣到达卡。

三、混凝土的最后丰碑

路易·康最终设计出一个以八等分圆作为基础衍生而成的体量，有圆柱、四方体、圆、等腰三角形，出现了各种几何原型。饶有趣味的是，建筑平面大体保持着南北向的中轴对称，却奇妙地在南侧的四个圆柱体构成的体量上出现了不到10度的偏移。因为那个体量是康设计的祈祷厅，而达卡当局要求这个祈祷厅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朝向圣城麦加，最后导致偏离中轴线。

康曾经这样说过：

当一座建筑完工并投入使用，它仿佛想要诉说自身诞生的经历。建筑作品是一件祭品，它满足短期的使用需求，并流露出呈现献祭精神的永恒价值。建筑只能作为精神之实现而存在。在静谧与光明之间，建筑有欲望，要表达，找寻到可实现它的法则。

康一步一步地让他的作品趋近他文字所描述的这种“祭品”的状态。排除掉施工上的障碍后，现场的混凝土开始逐步浇筑出了他希望的几何形式，它们让这件作品的气质越来越趋向纪念碑。

1966年下半年，国民议会大厦开始浇筑基础，但它中心体量的穹顶设计却直到1970年才完成。换言之，康的团队在墙身部分的混凝土在一段一段地浇筑时，居然还没将屋顶设计出来。这种情况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中同样出现——中心庭院以下部分的结构都快完工了，庭院本身的设计却迟迟没有定稿。康经常在一个项目到了关键部分摇摆不定，他似乎想尽一切力气抵达最后完美的形式——他在萨尔克做到了，在达卡最终也还是做到了，但却为此耗尽了整个事务所的元气。康不断改稿，不断推迟下一步施工，达卡项目到最后成了亏本买卖，以至于将从萨尔克生物研究所获得的酬劳都补贴进去了。

关于国民议会大厦的屋顶，康与科曼登在早期的研究里通过排除法，剩下两种选择——要么采用折板屋顶，要么采用更为复杂的筒拱壳体屋顶。当时科曼登考虑过达卡当地的建造能力，认为折板屋顶更易实现；康表示赞同，并且做出了这个折板屋顶方案。然而这个方案在屋面外会形成一系列的小尖塔，被东巴的官员认为类似基督教堂的尖塔，拒绝接受。最后康选择了筒拱壳体屋顶，以加筋混凝土浇筑完成。

1971年，东巴与西巴发生了内战。幸运的是，国民议会大厦的工地奇迹般地逃过此劫，并没有受到破坏。战争期间，康在达卡的分部被迫关闭了。同年，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当局在1972年联系康，准备继续修建。然而当康在1974年3月去世时，达卡国民议会大厦还没有复工，又往后拖了几个月。也许康在去世前一刻都无从得知自己这件作品是否会落成。八年后，最终建成的国民议会大厦那裸露的混凝土墙面以及几何形开洞所渲染出的肃穆氛围，有如废墟；康确实看不到了，但他在图纸上进行设计的时候应该感受并浸淫其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