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者 | 大空间与城市设计——槙文彦的体育馆建筑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的东京国立竞技场竞赛已经尘埃落定，隈研吾中途喜获设计权，扎哈·哈迪德的原方案被弃。在这场风波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是80多岁的日本建筑师槙文彦，他公开反对扎哈的设计方案，频繁往来于各种讨论会，并专门为此撰写了《在神宫外苑历史的文脉中考虑新国立竞技场方案》一文解释他为何反对扎哈的方案。

那么，如此反对扎哈方案的槙文彦，是如何设计大型体育建筑的呢？本文以槙文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体育馆为例，解读他对城市大型空间设计的态度。

东京都体育馆

最直接的对比就是槙文彦设计的紧邻国立竞技场的东京都体育馆。该体育馆从1984年开始设计，1990年完工。在发表该作品时，槙文彦写了一篇文章《大空间与城市设计》，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密集复杂的东京街区中，大型公共建筑应有的设计策略。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建筑如何应对东京的复杂城市环境，而不是去设计一座绝无仅有的建筑。而这，也是他批评扎哈方案的关键点。在一次讨论会上，竞赛评委内藤广认为选择扎哈的理由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需要一座让世界夸赞的体育场。但槙文彦却仍旧坚持即使是一座普通的体育场，也好过一座夸张而耗费财力的体育场。

在《大空间与城市设计》一文开头，槙文彦以琐碎的笔触描绘了东京都体育馆的场地条件：

“周边有各种风景和建筑，北部是首都高速道和JR线，东边是高差巨大的谷地、内环道路和国立竞技场相对而立，东南角联系起神宫外苑，南侧是缓坡上的住宅区和办公楼，转过西南角是地域象征的鸠森神社。东侧道路连接着JR线、千驮谷站和广场，这些风景的背后则是大量的高层建筑。连续而多样的高密度风景，很难让所有人有统一确定的印象。”

东京都体育馆的建筑用地面积是4.58公顷，总建筑面积为42971㎡，建筑限高30m，复杂的任务书中，包括了主馆、副馆、游泳馆、会议室、训练馆等功能空间。大尺度的体育馆必然是城市中重要的标志物，槙文彦称之为“重心”。主馆、副馆、游泳馆以完整的圆形、方形、金字塔形等几何形屋顶漂浮在场地上，主馆29.5m高的圆形金属屋顶尤为醒目，城市尺度的象征性由此产生。

但同时槙文彦希望“重心”是有“距离的”——并非单纯抽象的造型，而是与城市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直径120m的正圆形主馆可容纳1万名观众。在主入口处槙文彦并没有执着于圆的完形，而是伸出一片6米高的方形屋檐，与人的尺度呼应，同时屋檐两侧与抬起的地面形成一个更矮小的半室外空间，从中可以远眺西侧的城市风景，相对隐秘的空间里，常常有年轻人训练跳舞的身姿。

长方体的游泳馆两侧的墙体互相脱开，并以曲面混凝土把柔和的自然光引入到泳池，同时打破外部的长方体形象，而混凝土墙底部的曲面玻璃砖天窗，一方面为地下的小泳池提供采光，另一方面又使得建筑的外墙增加了一个小尺度的界面。

“重心”的“距离”，不仅体现在于将场馆的象征性与人的尺度相结合，还包括把整个场地处理成自由漫步的“回游式庭院”，会议、训练和其他辅助功能被组织成一个巨大的基座，并以微弱的地形处理，将场地与城市街道连续起来，形成一个公共的城市公园，成为更大范围的明治神宫外苑的有机组成。

同时体育馆的基座中布置有各种下沉庭院，各种因借地势的界面让基座的巨大体量感融于庭院中，人的实际体验是面向自然和活动的庭院。当人进入地下的各种空间时，室外的庭院、侧边的高窗，与前端的开口一起，共同消解了地下室的昏暗。主场馆的圆形平面与矩形庭院之间的走廊时而紧凑，时而松动成可休憩的场所。在槙文彦看来，“回游式庭院”的场地策略，是与欧洲古典静态的城市设计不同的设计方法。随着视点的变化，片段的景象徐徐展开，城市风景与体育馆内外的活动交融混合在一起。

藤沢市秋叶台文化体育馆

在东京都体育馆项目之前，槙文彦还设计过一座小型体育馆——位于东京郊区的藤沢市秋叶台文化体育馆。

该体育馆总建筑面积11100㎡，包括3500坐席，它的空间关系、结构和材料做法，被延续到东京都体育馆中，可谓东京都体育馆的原型。槙文彦以新技术为导向，展现出具有当代性的轻盈漂浮感，钢结构与不锈钢屋面形成城市中熠熠生辉的纪念物，但这种新材料又同时赋予了建筑“临时感”。在街道上，不锈钢的屋顶与藤沢市杂乱的街道风景出奇地融为一体。走到体育馆前的广场时，建筑又隐于树木的光影中。随着时间与视线的不同，金属屋顶的体育馆呈现出丰富的光泽与表情。

这座藤沢市体育馆在1980年开始设计，施工从1982年开始，1984年完工，是一座整合了当时的技术条件的优秀案例。在方案初期，槙文彦的设计团队对项目的定位是“高技”建筑，并且希望入口大厅、主馆、副馆三个体量采用相同的金属屋面做法。但是三个体量有不同的功能技术要求，而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即使选择了优秀的制造商，大型金属屋面找坡防水仍旧有各种问题，最后事务所放弃屋顶统一的方案，转而把三个体量的屋顶做成各不相同的屋顶，以拼贴的方法组合。

为了完成这座1万平方米的体育馆的施工，槙文彦的团队绘制了300张设计图，1500张施工图，花了相当多的精力与现场施工人员的沟通，不锈钢的屋面需要大量施工人员的手工操作，施工的精读有赖于工人的技术，这座看似“高技”的建筑其实颇为“低技”。

方案在设计过程中根据技术条件而调整，甚至为了解决重要的技术问题能够完全放弃原方案的形式。以当地的技术条件为基础去展开设计，是槙文彦设计的重要原则，这也是他为何会批判扎哈设计的以造型优先，不顾技术条件的新国立竞技场方案。

空间上，主馆、副馆、入口门厅有着形态各异的屋顶，但是墙体部分又连续成为一个整体。人们步上入口的大台阶时，可以直接进入门厅和主馆的观众席，同时二层的平台提供了面向公园的观赏平台，并有相应的配套餐厅。在大台阶一侧，是可进入训练场馆的一个侧入口。室内坐席对应室外的混凝土斜墙，变成外部风景的一部分，斜墙成为公园中挡风遮雨的庇护空间。在金属屋顶与斜墙交接处，是一条向外部公园打开的玻璃长窗，主馆一层又有两个入口直接与公园相接，人们可以不通过入口门厅，直接进入主馆。屋顶的独立象征性、室内外风景的连续等空间方法，以及结构、材料的做法，都延续到了东京都体育馆中。

“时隐时现的城市”

作为一位从小在东京长大的建筑师，槙文彦对东京的城市风景满怀深情，80年代他甚至带领团队研究日本的城市，并出版了《时隐时现的城市》一书。对日本复杂城市风景的热爱，使得他把建筑的城市性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在上述的两个体育馆项目10年左右的周期中，一种“城市性”的体育馆空间设计方法被不断完善。

我曾经到访槙文彦设计的这两座体育馆。抵达东京都体育馆，最方便的方式是乘坐JR线到千驮谷站，一走出拥挤的千驮谷站就是东京都体育馆退让出的广场，顺着广场的缓坡，可以直接进入举办活动的主场馆，或是前往东侧的国立竞技场，或是驻足餐厅和健身训练处，每个场所中人们的活动和自然、城市的风景互相映衬，显得生意盎然。而藤沢体育馆因为是地方的小型体育馆，平时并没有大型的活动和比赛，主场馆内是训练的小孩，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观众席巨大的混凝土挑檐下，人们零星地打着羽毛球、踢着足球。不远处的广场上，拉拉队正在为某个活动反复排练，树荫下排练的口号声和鼓声混杂在一起。

建筑似乎不再是生活的主角，而是衬托人们日常生活的积极背景，这或许，就是槙文彦所说的“时隐时现的城市”吧。

除注明图片外，本文图片均为作者陆少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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