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BB评论工作坊获奖文章 | 钟刚：蛇口如何再出发？

自由撰稿人钟刚撰写的评论《蛇口如何再出发？》是2013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首届“建筑评论工作坊”获奖文章之一，并入选《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新观察》第25辑。

该文从历史认知角度对2013深港双城双年展做出评论，评委认为：“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意义重大，但以往未被深入讨论的问题：游移的双年展与每届落地之处的关系。它将双年展的空间政治反思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一个城市/场地的历史“价值”如何被衡量、尊重？如果不能认识它的历史遗产，我们能不能真正清醒地走向未来？今天的蛇口、深圳，乃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完全遗弃了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全方位的探索精神？本文的成就当然得益于本次双年展蛇口场地的丰富历史价值本身，也归功于作者对历史和社会议题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幸好有这篇文章，才不辜负了蛇口的历史，不辜负蛇口这次花这么大成本举办了双年展。正是靠这样的文章，双年展的终极关怀——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和迷失才找到一个精准的切入点。它是意识形态分析的佳作，是对深圳双年展话语建设的巨大贡献。”

以下为原文。

已经举办了五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以下简称“深港双年展”），一直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中移动，先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南区移到北区，又从北区转到市民中心。这一届则是在蛇口工业区的废弃厂房中，开辟出了新的展场。这样的空间飘移，让深港双年展与一个个全新的“地方”遭遇。这些“地方”，不是简单地等待被经济力量激活的物理空间，而是有人的活动痕迹的记忆地带，它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历史背景与逻辑。

如果说深港双年展的工作不同于发展商的开发，那它就不只是简单、粗暴地对一个地方进行记忆的清除，然后将它绑到地产经济的发展/激活的马车上。它的工作之一应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地方，使地方的历史与记忆得以唤醒，让地方的异质性得到凸显，与深港双年展中更广泛的中国、世界的空间文化展示相得益彰。作为一个历史并不悠久、空间上持续流动的双年展，也只有充分认识到地方性的重要，有效调动和整合当地的历史记忆、经济潜力、文化资源，才能一方面有助于它自己建立起独特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真正地“激活”地方。

最新一届深港双年展的展场也在延续这样的移动传统，将展场从华侨城搬到了蛇口，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特殊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的设立比经济特区的成立还要早一年，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深圳的美国”、“改革的试管”、“现代乌托邦”。蛇口的灵魂人物袁庚在蛇口进行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引领风气之先，至今都是中国开放改革过程中最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但到了1992年12月，袁庚退休，人走政息，改革由此戛然而止，“蛇口变得无声无息，昔日的繁荣在衰退”(1)。

深港双年展选择蛇口，将社会的聚焦点重新移到了这个渐于沉寂的“现代乌托邦”，让特区的新一代市民走进这个有点陌生的城市边缘，让他们在那些曾经牛气冲天、如今荒无人烟的工厂间穿梭，徘徊，追逐，这就像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城市通过自身，以时间和空间合成的丰富而复杂的交响变奏。”(2)袁庚以及蛇口的建设者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建造和工作过的工厂，在三十年后会被这样使用，改革的风云会重新在一个新的时空泛起涟漪，这不能不说是深港双年展在城市飘移中散发的魅力。

深港双年展选择的展场，位于蛇口工业区的广东浮法玻璃厂和蛇口码头一侧的海棠汽车站。这两个空间，很容易让人想起华侨城东部工业区南、北区之前的那些闲置工厂。但由于蛇口的特殊性，浮法玻璃厂和海棠汽车站又有比华侨城东部工业区更为丰富的地方性和历史意味。它们不仅诉说着一个地方的衰落，也在宣告一个举世瞩目的现代乌托邦梦想遭遇到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后的破产。

袁庚时代的蛇口，是“文革”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璀璨的成果之一。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蛇口后指出，“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3)；同年7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为蛇口题写“希望之窗”，对之寄予厚望。但就是这个曾经的“希望之窗”，如今的情形是：工厂倒闭，厂房大量闲置；作为交通枢纽的海棠汽车站被搁置一边，等待双年展的激活；蛇口敢想敢干的改革精神，也已渐然消逝。即便位于蛇口的“女娲补天”雕塑，曾是蛇口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显示了当时的蛇口人的改革气魄和使命感，如今已被各式的休闲场所和杂乱的建筑工地包围，蛇口还在，“补天”的雄心和气概却已荡然无存。

深港双年展所选择的A展馆——广东浮法玻璃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玻璃制造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美国匹斯堡平板玻璃技术专利，可年产273重箱2-12mm的透明及茶色玻璃，产品5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它不仅是当时的蛇口明星企业，也是蛇口改革的一个缩影。袁庚曾在一则讲话中提到这家玻璃厂：“我们正在上个玻璃厂，要贷款一亿美元。经济预测要预测难。因为国际市场上真是风云变幻，很难做到非常有把握。如果说任何一个预测都是非常科学的都百分百有把握的话，那么所有的资本家早就都发财了，就不会破产了。”(4)

从玻璃厂当时奠基典礼的照片上看，袁庚一身西装，意气正盛，现场的中、美、泰三国嘉宾笑脸洋溢，气氛非常欢快。但这位充满激情和胆识的改革家恐怕没有想到，这家被寄予厚望的工厂会在投产二十二年后，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当深港双年展面对这个濒临死亡的铁锈地带，以及一个气势恢弘的废弃工厂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段地方史和它那独特的地方性？如何让一个梦想工厂的过去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进行勾连？

作为一个“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形成传统”(5)的深港双年展，处理流行的展览模式与城市的地方性的关系，能充分体现出一个飘移的展览如何与地方遭遇，以及对之有针对性地开展策展工作的思想与方法。策展人、创意总监奥雷·伯曼也确实敏感地意识到蛇口和展场的价值。与往届双年展对展场的定名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他将浮法玻璃厂直接称作“价值工厂”。尽管工厂已经衰败不堪，被遗忘，但他相信，这间工厂仍有其贡献和价值。只是遗憾的是，他对工厂价值的理解并不深刻、到位。

伯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多年来，广东浮法玻璃厂曾是蛇口边缘上的工业厂房。它远离文化和政治的视野，但非常靠海，并悄悄地为大的建筑和很多汽车提供玻璃，把中国和深圳带向繁荣。”(6)在接下来的一段中，他又提到：“它曾是一座没有魅力、没有戏剧性的工厂，没有要求任何关注，仅有助于浮法玻璃厂的宗旨：输出。仅有助于蛇口的宗旨，为世界提供中国产品。仅有助于深圳成为一个经济特区。

在伯曼眼中，这是一间位于城市边缘和国家边境的工厂，远离政治文化和文化视野，是一间“谦虚、卑微、镇静的工厂”，它通过默默地生产，“把中国和深圳带向繁荣”。

正是由于伯曼对原工厂价值的理解是如此消极、静态，他所邀请的设计师团队对厂房进行适应展览需求的改造，也只能流于通行的表层工作。这群设计师像他们过去面对那些籍籍无名的、同时等待活化的工厂空间一样，以纯熟的技术，将工厂清空，通过架设钢架，布置电路，让厂房成为一个舒适的游览场所，同时保留适度的斑驳感，将废弃的厂房中那些曾为了满足生产需要而建造的异形结构充分得以彰显，起到了让观众“吓一跳”的效果。

这是目前中国各处兴起的将旧工业园改造成“创意文化园”热潮中流行的做法。但一个工业区的特殊性以及魅力与价值，是否只停留在“旧厂房美学”之中？作为一个“共和国乌托邦”的蛇口的明星工厂，它的特点难道只是像东莞虎门的任意一家制衣厂那样，进行默默地生产，然后将产品销往海内外？

在伯曼以及建筑改造团队看来，浮法玻璃厂位处城市边缘，破产，萧条，等待“救援”。但真正熟悉蛇口和工厂历史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读解——现状的破败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座“没有魅力、没有戏剧性的工厂”，它的戏剧性，会不会正在于一个“梦想工厂”以及这个“共和国乌托邦”的“戏剧性终结”？

回到袁庚时代的蛇口，浮法玻璃厂从来都不是“远离政治和文化的视野”，它的发展得益于中央权力在“文革”动乱后的放权试验。如果伯曼略知一点中国的“领导人题名政治”，会很容易通过简单的文献检索，发现这块弹丸之地曾经密集地受到北京那些最有权势决策集体的垂注；而在文化上，当时的蛇口在传媒、教育领域的开放和思想讨论上的自由，被外界称作“蛇口现象”。

袁庚当时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7)他所倡导的“免除一切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至今都被中国的传媒人、知识分子所传颂。1988年在蛇口掀起的“蛇口风波”，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观念开放的里程碑。可惜伯曼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浮法玻璃厂便成了一间“卑微”的工厂，蛇口也成为一个城市边缘的普通社区。

伯曼在《宣言》一文中还犯下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玻璃厂是蛇口工业区最早启动的工厂之一，建于1987年，在2009年停产。”(8)而事实上，浮法玻璃厂建于1985年4月12日，投产于1987年9月2日。这个细节也透射出伯曼团队对这个地方历史的疏忽，以及对历史的主体——人的冷漠。

即便在“价值工厂”中展示“玻璃厂的过去”图片展中，策展团队“找到”的只有杂草、铁锈，以及机器被迁走的厂房的影像，他们没有展示一张工厂、工人、生产的历史照片，这给人一个假象：这间工厂似乎一开始就是这么衰败，这间工厂的历史起点，就是一群当代建筑师走进它的那一刻。

当然，这个“回顾过去”的图片展也没有触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这间工厂由辉煌走向死亡，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伯曼很像舒马赫所描述的那个人：“像是处在一个没有文明标记、没有地图、路牌或任何标识的异域之客。对他来说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什么事都不能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无法使自己理解任何东西。”(9)当伯曼站在“价值工厂”的制高点俯视这个展场和观众时，他一定相信，自己才是这个废弃工厂的历史开创者，尽管对眼前的一切，他不过是一知半解。

伯曼对地方历史的忽略，使得在浮法玻璃厂中发生的展览、交流活动没能抓取到空间与地方的核心价值。即便在深港双年展开幕前的2013年11月15日（开幕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也曾举办过一场“口述蛇口”的活动。主办方找到了几位浮法玻璃厂的老员工重返工厂。但遗憾的是伯曼还是策略性地抛开了这段鲜活的历史，呈现给观众的，依然是一个“人去楼空”的、“谦虚、卑微、镇静的”旧工厂风景线。

伯曼团队将浮法玻璃厂称作“价值工厂”，一是因为这些空间用起来还不错，二是他们用好了，更多人会来租用。他对“价值”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土地/空间—升值”这样的地产运作模式。地方只是经济价值的地方，或是抽象地体现工厂美学的地方，而不是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方。即便他用“价值工厂”的标签替换掉了“广东浮法玻璃厂”的厂牌，也即便他非常热情地在展览手册上写道：“作为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的创意总监，我很自豪地将价值工厂呈现给了诸位。”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发现蛇口的工厂与他与家乡荷兰的废弃工业空间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只是可以用作创意园的材料而已。

伯曼的工作，倒是非常符合斯科特对极端现代主义的描述：“缺少背景和特性并非是一种疏忽，这是任何大规模计划行动所必需的前提”，“极端现代主义者视觉的清晰来源于彻底的单一。”(10)

当一个团队还未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没弄清楚它为什么会走向衰败时，展览激活旧厂房的模式到底能不能屡试不爽呢？如果伯曼做过详尽地调研，他应该不难发现，浮法玻璃厂的内部空间与蛇口工业区普遍的厂房结构有明显的差别：由于蛇口的面积小，起初只有2.14平方公里，为了土地更有效率的使用，蛇口的标准厂房“都是4层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结构，柱网6.6米见方，层高4米，每座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11)，而浮法玻璃厂使用的是有别于标准厂房的“定制厂房”，承建方中铁二局还因此第一次获得了国家建筑工程鲁班奖。浮法玻璃厂的空间独特性，也表明这不是一间普通工厂，遗憾的是伯曼并没有在展览中就这一条线索继续深究下去。

其实，对比今天中国内地一些城市开发区里的厂房结构，蛇口对土地的集约化经验，以及蛇口工业区在规划设计上“结合、利用并突出自然景色”的做法，仍是非常有当下性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乡村的土地不断被开发区的平层厂房所蚕食，而城市的边界，被毫无限度地延伸，路网、田垄、村庄、山丘全部被铲除。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梳理“蛇口的空间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已经相当明显。

即便目前正在推动的“蛇口再出发”中，新建的招商局广场也突破了“建筑从属于自然环境”、“不能压倒山势”的规划。这种改变蛇口原有空间形态的“激活”，是否应该也应纳入到“蛇口遗产”和“蛇口价值”的范畴来仔细检视？这样的“蛇口再出发”，到底是对蛇口核心价值的延续，还是粗暴地破坏？这是今日蛇口需要正视的问题。

在谈论蛇口价值时，还需要留意的是自袁庚在1992年退休后，中国的思想界、经济界对蛇口遗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蛇口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至今都可以视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保障；蛇口所推行的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使袁庚时代的蛇口没有出现一个贪腐事件，这同样也能给今天中国的反腐一些启示。

蛇口被称作“改革的试管”，它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正有待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探讨，这正是蛇口那些荒废的工厂真正的精神价值所在。袁庚本人也在1998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写道：“二十年前一场春雷甘雨，蛇口工业区诞生了。她颇像一个喜欢没完没了提出问题又亲尝屡试的孩子，从总设计师‘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的教导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由于触发了思维定式的改变和传统观念的更新，许多人惊异于她的热诚与直率，也未免有人蹙眉于她的活泼与任性。蛇口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实质，可以说是为优化人的生存空间、激发人的创造精神所作的认真探索，一系列改革的试验与对人的逐步完善的关心互为因果，终于展现出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的雏型。”(12)

袁庚在其中提到的敢于试错的精神，对思维定式的改变、传统观念的更新，以及在经济改革时同步推动的社会和政治创新，无论对于浮法玻璃厂的活化，还是今日蛇口，乃至今天的中国改革，都是值得重提的，并且能够让今天受惠的精神遗产。

但吊诡的是，在这一届深港双年展中，与蛇口最有相关性的郑玉龙、黄伟文策划的“蛇口‘边’迁——蛇口城市边缘专题展”，丝毫没有触及到这些蛇口最应该重提与继承的精神资源。在一篇几百字的展览前言中，策展人没有提及创造蛇口辉煌的袁庚的名字，只是使用了“一位老人”这个模糊的指代；也没有提到“蛇口精神”、“乌托邦”；在为期两个月的展期内，深港双年展举办了近一百场公众沙龙，没有一场沙龙涉及对蛇口精神遗产的讨论，更没有一位策展人撰写相关的文章。

在避谈蛇口精神的策略下，蛇口又将如何实现再出发？在“后袁庚时代”的蛇口，“政治理想的淡化和实用主义的张狂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蛇口变得娇贵了，虚弱了，越来越害怕批评了”(13)——这是1992年之后的蛇口一直面临的精神困境之一。蛇口要想再出发，只有突破这些困境，已经别无他途了。

眼下正试图用流行的创意产业来打“强心针”的蛇口，真的需要直面一个关键而紧急的问题：当“价值工厂”的“价值”如此单薄时，“蛇口再出发”的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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