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做什么87 | 刘可南：建筑师正在“被小众化”和“被贵族化”

▲采访时间：2015年3月

刘可南，旭可建筑设计总监。他在最近的项目设计中越来越重视“建造”的“社会属性”，并有意识地尝试不同的设计组织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能够摸索出一种在设计概念层面上的“合作设计”模式。建筑师这个职业的“被贵族化”是他当下面临的最大困惑。他认为任何一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参数化带来的不只是技术的革新，而且是思考和哲学层面的。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

刘可南：各种尺度都有，基地环境也很多样，从边远的山区到都市都有，还有一些室内设计，应该和国内大部分其他建筑事务所的情况相同吧。

▲青浦集装箱售楼处

有方：和过往比，最近做的项目有哪些新的思考或尝试？

刘可南：最近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尝试不同的设计组织方式，观察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结果。会这么去尝试，是因为通过几年的实践，越来越觉得”建造”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活动”的属性，是需要充分了解并尊重其客观规律的，设计过程也是一样。

举个粗浅的例子，不管你去现场多么的频繁，总有那么一刻，你得把建造交到工人的手上，给他说，就按”这个”原则去砌墙，就按”那个”原则去处理材料交接等。而有意识的去设计这样的现场管理原则，比大量的出图控制每个细部要有效的多。

而推进设计，比推进现场还要复杂。因为设计是一个高度自我的创造过程。而”合作”又是旭可建筑推进方案的基本方式。”合作设计”是如此的美好而又脆弱的工作方式，就像经历一场说爱就爱的爱情一样，如此让人难以忘怀。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工作室运行几年下来，运行良好的次数，似乎比无法进行的次数还要少一些。

但是正如我们意识到”建造”活动的根本”社会属性”一样，当”设计”是由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人来进行的时候，设计本身这件事情的”社会”属性就已经不证自明了。我们由衷的希望旭可建筑的设计成果不是被一个或则几个设计总监”背书”的个人创造，而是通过有效的设计组织，从不同层面汇聚了设计团队的集体智慧，就像大脑的联网一样。

需要特别指明的事，我们设想的这种”合作设计”模式，一定不是一个项目的实际操作模式，比如曼哈顿计划那样的任务切分和再分配的，那种只能是一种工作的组织方式。我们希望实现的”合作设计”模式，一定是一种在设计概念层面的，抽象层面的合作模式。就像心灵感应一样,简称”来电”。

有方：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你去现场的频率如何？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刘可南：按工地推进的不同阶段，去的频率也各有不同，在土建和隐蔽工程阶段大概去的少点。到了室内材料收口阶段就会非常的频繁。

现场最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图纸在现场的无效化。一份工艺上并没有问题的图纸，为什么在现场的执行力就那么差呢。而非常奇怪的是，之前在大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仿佛并没有遇到的问题，现在自己做，就都冒出来了。一开始觉得是包工头和工人欺生，在现场和工人吵过无数次架后，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

举个例子，一个基本的施工队单位，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项目。需要四个工种：油漆工，水电工，泥瓦工，木工。各工种的精度都有不同，木工肯定是最精确的，最不精确的大概是水电工。一个细部，虽然在工艺上没问题，但是牵扯了太多的工种切换，或则搞混了不同工种的精细程度，就很有可能失败。

放在稍微大一点的社会环境看施工，现在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按天拿钱的，工人和包工头之间只存在以天为单位的雇佣关系，如果一个建造仅仅能以少于一天的工作量单位来完成，那么势必会造成窝工现象，包工头赚不到钱，对推进项目质量就会没兴趣，或则草草了事。

了解到这些建造过程的组织关系，反过来对设计过程形成指导。在尊重”建造”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设计，图纸在现场才能发挥威力。

以上点点经验，都是在国内特有的实践环境中逐渐体会到的。听起来粗浅的道理，但对我却弥足珍贵。他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近来的建成作品终于开始脱离生涩而开始显得游刃有余。之前一个建筑师朋友聊天的时候给我说到，一个健康成长的建筑师，10年的经验就是比2年的经验会老道很多，我深以为然。

有方：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

刘可南：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感觉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建筑学学科内核的逐渐被边缘化和被取代，以至于建筑师职业的“被小众化”和“被贵族化”。简单点说，以前做什么房子都需要建筑师，现在不做个美术馆都不好意思叫自己建筑师。感觉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一个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建筑师，还能和社会各阶层有更多的互动，也能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营养；而现在想要继续以独立建筑师的面貌存在，似乎只有明星建筑师一条路线好走。

当然还有很多受过相同训练的人，在开放商那边工作，不过从立场上讲，他们的实践已经不能代表建筑师这个职业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建筑师这个职业被贵族化了。

这是最大的困惑。特别是身在其中，无法置身事外，有时候有觉得跟着千军万马一起去挤独木桥，像当年高考似的。也许很大层面上这也和处于上海的大环境不无关系。

有方：如何看待建筑设计行业现在的处境？打算怎么应对？

刘可南：蛮好的，城市化也到拐点，大项目会越来越少，单一模式的设计公司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小型事务所和工作室还是会越来越多，比大公司更加的灵活，高效，也更加的多样化。会飞的飞，会跑的跑。

总之侏罗纪结束了，接着应该是哺乳动物的时代。

有方：如何看待参数化设计？你认为参数化会导致一场建筑的革命吗？

刘可南：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印象深刻：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里面，有个微雕的手艺人，在米粒上雕人像是他的绝活，然后机器人技术进步了，他不服气，就来了个比试。结果当然输了。两个作品放一起，一边是人手做的，一边是机器手做的，机器手的明显要更加的精致。

这个故事里面的机器手和人手的并置，我觉得蕴藏了一个满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参数化的设计的结果的那个物体，大小尺寸和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和手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这个关系是怎么被设计建造出来，以及空间体验揭示出来的。在学生作业里面看到一些还不成熟的通过算法找型的例子，作为一个物体看上去蛮棒的，但是直接放大成建筑空间就失去了尺度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传统的建筑学训练也很重要。

回头看建筑历史，任何一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参数化带来的肯定不只是技术的革新，而且是思考和哲学层面的。不过现在是多元共存的时代啦，所以也不会有像革命那样强烈的对立吧。

有方：最喜欢的、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是谁？

刘可南：从学习和工作经历上，我觉得瑞士一批建筑师对我有毋庸置疑的影响。比如说设计中对重力的表达，对建构逻辑的表现，以至于对开窗法的兴趣等等。但是现在越来越希望能在这样的兴趣前面保持某种中立的态度。

在国内实践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了一些当下中国具体的建筑师从业环境以及建造环境的认识，基于这些鲜活的专业体验，我们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观点。我自己觉得非常好，我认为这才是正确和健康的建筑师成长之路。

▲翠佛堂扬州玉器工坊

有方：最近有发现对你特别有启发的建筑师吗？为什么？

刘可南：特别有启发的我反而觉得是在身边的同龄人，他们面对当下中国建筑从业环境的选择和他们的发展轨迹，比远在天边的某位大师要有启发大的多。这里面肯定有赵杨了，觉得最近才想到一些事情，他已经想的蛮清楚了。

有方：上学时，哪门课让你最有兴趣，为什么？

刘可南：设计课，就是天生感兴趣。

有方：毕业后工作中第一个教训是什么？从中学习到什么？

刘可南：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HdeM的北京国家体育场项目组，因为刚开始工作，被给到的任务也简单，同事和合作方也都很专业，也很不错，所以比较快就适应了，基本上没觉得有什么教训。遗憾，应该说也有，但不是工作上的。当时刚开始工作，生活还是学生的状态，周围的同事又是外国人居多，所以每天两点一线，或者跟着同事在那些已经贵族化了的区域厮混，很快的一年就过去了，然后就去了瑞士。回想起来对北京的理解很单一，其实北京是蛮有深度的一个城市，当时如果活的再真实点，应该对这个城市有更加多元的理解。

有方：最近哪件社会议题最让你关注？

刘可南：奇奇怪怪的建筑？其实都是老话题了。

有方：最近除了设计外，花最多精力的活动是什么？

刘可南：应该就是教学活动了，我自己现在在香港大学上海中心带大三学生的设计课，我的合伙人张旭在东南大学教授技术类课程，也带设计课。在中期和学期末，我们还经常被邀请到其他学校做客座评委。

自己带学生是个辛苦的过程，而最需要考验耐力的是一直带一样的课程，因为这就像”西西弗斯的苦役”的一样，老的一批学生好不容易推上去了，新的学生又得从头开始推。没有尽头。不过有经验之后，开始在教学的组织和课程的安排上动脑筋，就是说开始设计教学过程，并且通过实践试错。一些方法反过来在自己工作室带设计的时候，也可以借用。所以最近在这件事情上发现了一些乐趣，就又兴致勃勃的带学生了。

有方：送句话给将要毕业的同学吧……

刘可南：喜欢这个专业，就坚持下去。

建筑师简介

刘可南

现为旭可建筑的设计总监，他于同济完成硕士教育后，在瑞士赫佐格和德穆隆建筑事务所工作了近五年时间，2010年和张旭一起成立了旭可建筑。在指导工作室实践的同时，他也任香港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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