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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丰盛的年代 | 沉默的群星11

最丰盛的年代 | 沉默的群星11
有方作者杨鹏 | 编辑:原源 | 2021.09.09 14:24

在百年现代建筑史上,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非著名”作品、建筑师,绝非个别。由此而有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 杨鹏 主持的有方专栏,「沉默的群星」,分12期介绍被建筑理论界遗忘或简化的现代杰作。

 

1960至70年代,建筑世界的丰盛令人惊叹。教育、办公、文化、宗教等种种功能类型的建筑,都结出数量可观的成熟果实。它们提醒后辈建筑师,在形式“创新”方面保持谦逊;同时也在鼓励他们,“尽器,则道在其中”……

 

 

最丰盛的年代

文 | 杨鹏

 

专程来到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偏僻小镇,探访圣约翰天主教大学,只因为这里有著名建筑师布劳耶的作品。大学的图书馆,外观只是一座其貌不扬的方盒子,走进室内却立刻被震撼。开敞的阅览大厅里,耸立着两棵巨大的混凝土树,每一棵树向四个对称的方向,伸出十二根“树枝”。长60米、宽40米的屋顶,完全由它们支撑——进一步的震撼,是发现这座图书馆建成于1964年。

 

△ 明尼苏达州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64年

 

匈牙利人布劳耶(Marcel Breuer,1902—1981),包豪斯建校初期的王牌毕业生,他的建筑设计成就,很大程度上被自己设计的“瓦西里钢管椅”(Wassily Chair,1926年)所掩盖。布劳耶的建筑手法是多面的,他既擅长包豪斯风格的长方体加减法,例如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1965年),也青睐抽象雕塑式的混凝土结构,这一点得益于他和意大利结构设计师奈尔维合作,设计的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1960年代,布劳耶规划了圣约翰大学的整个新校园。校园里他设计的几座核心建筑单体,都采用具有雕塑表现力的混凝土结构。

 

1960年代,难道不是充斥着大学生的示威与骚乱?事实上,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恰恰是全世界多数地区建设大学校园的高峰期,扩建或者新建的校园遍地开花。一方面,战后的仓促重建已经抛在身后,社会总体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出生在1950年前后“婴儿潮”中的婴儿们,正待走进大学校园。仅仅选择几座大学的图书馆,就足以展示那一时期蓬勃的建设热潮。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图书馆(UC San Diego, Geisel Library,1969年),整体如同一棵巨大的树,雄劲的混凝土结构向四面悬挑。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图书馆(UC Irvine, Langson Library,1965年),混凝土预制的曲面遮阳板,铺成图案优美的表皮。这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图书馆,竟然都出自美国建筑师佩雷拉(William Pereira,1909—1985)。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1969年

 

△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1965年

 

欧洲的大学的建设力度,丝毫不亚于美国。除了人口增长和战后重建,复杂的文化因素也推波助澜。比利时的荷兰语和法语国民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在1960年代激化。著名的鲁汶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不得不分裂为二。讲荷兰语的教师们留在古香古色的老校区,讲法语的教师们另起炉灶,重建新的校园。

 

比利时建筑师雅克曼(André Jacqmain,1921-2014)设计的科学图书馆,于1975年建成(2017年起改为大学的博物馆),是整个新校园的精神核心。醒目的斜坡屋顶,清水混凝土墙面上精巧的圆形、梯形的窗洞,在当时欧洲建筑界“粗野”的洪流之中,保持着温和、优雅的文化气息。自从新艺术运动时期的范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奥太(Victor Horta)退场之后,比利时建筑师就极少出现在建筑史著作和展览中,近乎于整体上的“消失”。当然,拥有将近1000万富庶的国民,拥有悠久的精细手工艺传统,比利时从不缺少富有水准的建筑师,他们只是没有被主流评论界的聚光灯发现而已。

 

△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图书馆,1975年

 

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里,1968年创立的本古里安大学(Ben Gurion University),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这是古老的民族塑造崭新国家的关键一步,它也为年轻一代以色列建筑师提供了绝佳的舞台。1972年建成的大学主图书馆,出自建筑师纳德勒夫妇(Shulamit and Michael Nadler)。同样是斜面的屋顶,几十个天窗模块层层叠叠,形成神庙一样沧桑的纪念性。

 

△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图书馆,1972年

 

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每一种功能类型的建筑:教育、办公、文化、宗教……,都呈现着丰富多样的形式:雕塑化的造型、理性的结构美、典雅的表皮装饰……,并不是少量尝试的萌芽,而是数量可观的成熟果实。

 

大型企业的办公总部,绝不只有包豪斯式或密斯式的盒子。约翰逊制蜡公司(在中国称作“上海庄臣”),它的名字因为赖特设计的企业总部,成为建筑史上的专用名词。这家公司位于荷兰的欧洲总部,委托给荷兰建筑师马斯坎特(Hugh Maaskant,1907-1977)。1964年建成的公司办公楼,像一个巨大的飞去来器,凌空架在水面上,完美地延续了这家企业的光荣传统:总部建筑本身,是企业最耀眼、宣传力最持久的广告。

 

△ 约翰逊制蜡公司荷兰办公楼,1964年

 

美国建筑师迪顿(Charles Deaton,1921-1996),在1960年代就大胆地尝试雪白的自由曲面。这种手法在40多年后将成为套路,而当时很自然地被许多同行视为异端,迪顿的实施项目只能局限在偏僻地方的小型建筑。在科罗拉多州偏僻的小镇恩格尔伍德,1967年建成了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储蓄银行(Savings Bank of Englewood)。一个富有科幻气息的巨蛋,幸运地被小镇居民们接受,在落成50多年后仍正常使用,并且于2016年列入美国政府的《国家史迹名录》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 恩格尔伍德储蓄银行,1967年

 

△ 恩格尔伍德储蓄银行,首层平面图

 

在剧场或会堂建筑领域,堆积着许多精彩的非著名作品。意大利人莫里诺(Carlo Mollino,1905-1973),身兼建筑师、家具、舞台布景和赛车设计师,是无法归入任何阵营的独行侠。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才华足以和斯卡帕、阿尔比尼、庞蒂、罗西比肩。在他的代表作都灵“皇家剧场”(Regio Theatre,1973年),莫里诺包揽了从建筑整体到室内设计的几乎所有细节。在他眼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筑与家具和装饰之间,种种分界都是不存在的。沿街立面上S曲线的玻璃幕墙,衬托着红砖墙面上鱼鳞一样的浮雕图案。1700座的歌剧大厅里,流线型的包厢、铺满渐变条纹的天花板、瀑布一样的吊灯,都是莫里诺签名式的奇幻和浓艳。

 

△ 都灵皇家剧院外立面,1973年

 

△ 都灵皇家剧院观众厅

 

甚至只是一座高级中学的自用会堂,也可以成为形式与功能合一、建筑与结构合一的典范。洛杉矶附近卡尔弗城高中的“弗罗斯特纪念会堂”(Robert Frost Memorial Auditorium,1964年),因著名诗人得名,设计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建筑事务所“弗卢埃林与穆迪”(Flewelling & Moody)、不到三十岁的结构工程师纳瑟尔(Andrew Nasser)。贝壳形状的混凝土折板屋顶,覆盖着1200座的观众厅。屋顶的厚度仅有约100毫米,得益于那根巨大的圆弧形支撑,它既是结构稳定的关键构件,也是整座建筑造型的焦点。

 

△ 卡尔弗城高中大会堂,1964年

 

基督教世界里需求量巨大的社区小教堂,是新的建筑手法理想的试验场。面积规模不大(通常有两三百个座席),造价成本相对宽裕,并且适合施展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美国建筑师萨莱诺(Joseph Salerno,1915-1981)设计的康涅狄格州小镇罗威顿的社区教堂(United Church of Rowayton),1962年建成。弯曲的木结构,支撑起不规则的自由曲面,与小沙里宁大致同时期的耶鲁大学冰球馆相比,这座小教堂打破了中轴对称,更加自由和灵巧。毫不夸张地讲,这里既是实用的社区交往场所,也是理想的“美育”课堂。

 

△ 罗威顿联合教堂,1962年

 

1965年,汇集全世界2000多位主教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隆重闭幕。随之宣布的一系列天主教的重大改革(例如神父与信众之间的关系),掀起了建设教堂的一波浪潮,以适应新教义所要求的空间格局。在天主教传统深厚且建筑水准极高的德国西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了数百座富有特征的小教堂。位于小城诺伊斯的圣保罗教堂(St. Paulus Church,1968年),是教堂建筑呼应教义改革的典型实例。设计者沙勒(Fritz Schaller,1904-2002),毕生设计建成了30多座教堂。圣保罗教堂室内的混凝土折板,呈现强烈的几何线条和光影韵律,这是此前天主教教堂罕见的简洁和抽象。

 

△ 诺伊斯的圣保罗教堂,1968年

 

“沉默的群星”系列前面各期介绍的非著名案例,超过半数都建成于这个“最丰盛的年代”。不要忘了,就在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密斯、阿尔托、夏隆仍有晚期作品,路易·康、小沙里宁、尼迈耶和斯卡帕正值事业高峰期,丹下健三、贝聿铭锋芒毕露,斯特林、文丘里和罗西刚刚登上舞台……。这十多年的建筑世界,拥有惊人的“丰盛”,甚至可以武断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

 

放眼全球,从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地域/国家,到东欧、前苏联、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虽然有局部战争和骚乱,但是多数地区的物质条件、人口数量和相应的生活需求,都在稳步增长。

 

将近四十岁的柬埔寨建筑师莫利万(Vann Molyvann,1926-2017),从法国学成回到祖国,被委以重任。在1970年前后,国家体育场等项目纷纷建成。莫利万带回了勒·柯布西耶风格,又成功地加入气候和文化的地域特征。例如金边外国语学院,别致的底层架空和屋顶通风构件,契合当地的湿热气候,也颇有形式感。然而就在事业的高峰期,随着红色高棉掌握政权,莫利万不得不前往瑞士避难,1990年代才返回祖国。

 

△ 柬埔寨金边外国语学院,1972年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筑师阿穆里(Beda Amuli,1938-2016)设计的一座贸易市场(Kariakoo market)于1974年建成。阿穆里是坦桑尼亚乃至整个东非地区,第一位独立执业的本土建筑师。市场的伞状屋顶,由矩阵式的24个混凝土单元组成。雨水在伞状的屋顶收集,通过柱子中空的管道,汇入地下的储水罐。坦桑尼亚在当时的非洲也属于经济落后国家,而业主和建筑师能够合作实现这样的作品,难能可贵。

 

△ 坦桑尼亚的市场,1974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令人惊叹的丰盛,有其必然的、理性的成因。1930年代初,欧洲已经被经济萧条和战争阴云所笼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产生的许多建筑思潮,不得不止步于零星的试验。进入1960年代,只是顺理成章地迎来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的“爆发”。伴随着19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和经济低潮,建筑形式的潜力也已基本上释放完成。此后,除了某些昙花一现的思潮,总体而言,建筑语汇的发展处于“平台期”,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建筑师获得了计算机这样强悍的助手。

 

然而即便是当下新锐的建筑语汇,相对于50年前,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某些风口浪尖的“名作”,只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以更大的建筑规模叠加更大程度的夸张。实质性的平台期,很可能还要短暂地延续,直到3D打印、透明混凝土等新材料和施工技术真正普及。

 

强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形式多样性,不仅仅是为了积累一些史料价值。对于今日的建筑师,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是微观层面的“谦逊”。今日的建筑师们,似乎没有理由为了一点单纯的形式“创新”而沾沾自喜。既然从绘图手段、材料种类到施工技术,都有显著的进步,更应当在综合的、深刻的层面,超越50多年前的同行。

 

其二是宏观层面的“自信”。建筑师大可不必求助于福柯、德勒兹,甚至不需要科学、玄学的加持。建筑就是建筑,作为独特的社会对象,它理所当然地拥有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拥有自身的资源宝库。“尽器,则道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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