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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实录 | 郭锡恩:无问西东

演讲实录 | 郭锡恩:无问西东
编辑:崔婧、李博超 | 2021.03.30 20:27

 

似乎很久未在建筑师的讲座中,接连听到“乡愁”“身份”“二元性”等字样;而对于祖父辈即移民海外、又自己选择回到中国定居的郭锡恩,这却是言谈间自然的流露——“我们出生在他乡的中国人,总有一个想要‘回家’的梦。”

 

3月24日晚,如恩设计研究室联合创始人郭锡恩做客Architects, not Architecture(AnA)“全球线上之旅·中国站”,在20分钟“抛开项目、谈自己”的自传式叙述中,与全球观众分享了他成长-求学-成家-立业的经历。横跨大洋的多地旅居留下了略微复杂的“身份情结”,同时伴随的,是观察社会与设计的多元视野。

 

活动由AnA联合创始人Fermin Tribaldos主持,有方为国内独家直播媒体。下为演讲视频与文字实录,同场的第二位主讲嘉宾、直向建筑创始人董功的分享,将于明日发布。

 

△ 视频实录  ©AnA

 

———

演讲实录

 

成长

菲律宾

 

我的祖父母是福建泉州人。当时很多福建人都下南洋,去了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我们一家也搬去了菲律宾的南部,并没有去马尼拉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大多数下南洋的中国人会避免在一个城市中过多地竞争。

 

下图是我们的第一家商店。你可以看到,有的店面标志是英文的,有些是马来文、中文、甚至西班牙文。这家爱德华精品家具店是我最小的叔叔开的,后来我在上海开了家具店,大概也是基因决定的(笑)。我的哥哥和我从小就喜欢制作东西,我也喜欢画画。妹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平面设计师,我们后来一起工作了很多年。

 

 

在菲律宾的这段时间里,时任总统马科斯强势地统治着国家;菲律宾在1970年代建成了很多好项目,我最喜欢的建筑之一是菲律宾文化中心(Tanghalang Pambansa),它由Leandro Locsin设计。这个项目的下面这些照片是由Simone Bossi拍摄的,巧合的是,他也为我们的巴黎项目拍摄了照片。

 

菲律宾文化中心  ©Simone Bossi

 

求学

美西 – 美东

 

我一直喜欢画画,但对于当时比较现实的亚洲家庭而言,学习艺术往往是不被鼓励的。在结束了美国的预科学校课程、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时,我对父亲撒了谎,告诉他我在学习工程,事实上我是在艺术系学习绘画(笑)。

 

郭锡恩青少年时期的绘画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Joan Brown,她是当时如火如荼的湾区具象艺术运动(Bay Area Figurative Movement)的重要人物之一,Richard Diebenkorn、Manuel Neri等艺术家也参与其中。后者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他有时也会来伯克利,我也选了他的课程。

 

同时,我对纽约的艺术界也非常好奇,比如Robert Rauschenberg、Jasper Johns和他们的作品。那是我在伯克利的第一年,开始脱离现实主义,对拼贴产生兴趣。

 

上图:Joan Brown;中图:对郭锡恩有影响的部分艺术作品;下图:郭锡恩在伯克利第一年时的拼贴作品

在这个时候,父亲决定前来美国,我有点慌,毕竟之前我骗他说自己是工程学院的。所以我必须转学,而当时只有建筑系能接纳我。于是我就转去了原学院对面的Wurster Hall(环境设计学院系馆),一座由Joseph Esherick设计的建筑。

 

当时湾区对建筑艺术的影响很大,但让我更感兴趣的人是Jim Jennings、Mark Mack、Stanley Saitowit,他们在向辛德勒、伊姆斯夫妇设计的住宅学习。所以你能看到洛杉矶风格和湾区元素的某种冲突,而我常对这样的冲突感兴趣。

 

上图:辛德勒住宅 西南角花园  ©Michael Freeman;下图:伊姆斯住宅  图源网络

在我大三的时候,迈克尔·格雷夫斯曾来伯克利演讲。当时我们不得不从建筑系的讲堂中撤出——那里只能容纳大约200人——转而去可以容纳约750人的Wheeler礼堂。记得当他走进来,有人尖叫般问道:“格雷夫斯先生,成为建筑界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感受?”——当时格雷夫斯正参与加州飞马酒庄的设计竞赛,并最终从96支设计团队中胜出。那场讲座深深震撼了我,我此前从未见过这种程度的作品与图纸,这样娴熟的技巧。

 

 

大学期间,我了解到的另一位人物是张永和,他后来也曾任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张永和的设计很吸引我,触及了许多我从前不曾思考的问题。独立执业后他设计了席殊书屋,一家以自行车轮为元素的书店,这让我感到非常有趣:一位中国建筑师回到北京,开始了相当概念性的实践。

 

本科毕业之前,我去看了路易·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那是我真正感受到敬畏的时刻,康让人意识到建筑的力量不仅在于奇特的绘画,更在于空间的力量。

 

上图:席殊书屋  图源:非常建筑;下图:萨尔克生物研究所  摄影:胡康榆/有方

后来,我从美国西海岸来到东海岸,去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那时拉斐尔·莫内欧的院长任期将要结束,人们尊敬他也畏惧他,他也是我的论文导师。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二元性出现了,莫内欧为学院引入了库哈斯。所以某种程度上你需要“站队”,在OMA阵营与莫内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出现在GSD的出版物中,Wilfried Wang的9H侧重构造、细部、空间,而Michael Hays的assemblage则侧重叙述与概念。这种二元对立对于学院的发展是有益的。后来卒姆托也来到了GSD,但他认为GSD的教学楼不够好,于是将教学工作室设置在由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

 

 

当时很多开创性的建筑作品纷纷出现,例如西扎的,以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的早期作品。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米拉莱斯的展览,一幅图纸竟然能如此充满能量,如此生动。我意识到建筑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

 

上图:Residential on Doña María Coronel St.  设计:Cruz y Ortiz Arquitectos;中图:Apartment Building along a Party Wall,设计: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下图:Olympic Archery Range,设计:Enric Miralles & Carme Pinos

 

成家

美国 – 中国

 

毕业后,我与Rossana(胡如珊)结婚了。这里也体现着我生活中的二元性:我在Julia Morgan设计的具有湾区特色的建筑中结婚,但是婚宴设在加州的奥克兰博物馆,一座由Roche-Dinkeloo设计的粗野主义建筑中。

 

郭锡恩与胡如珊

随即Rossana前往普林斯顿开始了她的研究生生涯,而我在纽约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我们很年轻,很天真,有点傻气。后来Rossana有点厌倦了不断来火车站接我的日子(笑),希望我能一起留在普林斯顿,于是我进入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团队工作。

 

格雷夫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与阿尔多·罗西、Ettore Sottsass交好,深受乔治·基里科、莫兰迪的绘画的影响,这些都给我带来了启发。我与他一起去到亚洲的不同地区,参加新加坡的竞赛与日本的展览。文艺复兴对于格雷夫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伯拉孟特设计的坦比哀多与回廊也让我产生了共鸣—— 一个小建筑的影响,竟可以如此深远。

 

左图:迈克尔·格雷夫斯;右图:郭锡恩当时的办公室

后来我们接到改造外滩三号的项目,当时我意识到外滩三号的精髓在于画廊。说起这个我必须提到李景汉,他是外滩三号项目的策划人,合作伙伴是翁菱。在这里,张晓刚的画作、王宁德的摄影作品、周春芽的《绿狗》等作品第一次得以展示。直到今天我还很后悔当时没有买下《绿狗》——那时我在想,“这幅作品为何竟能开价2万多美元”,而今天,这个价格后面至少要再加一个零了(笑)。 

 

上图:张晓刚“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之一;中图:王宁德摄影作品;下图:周春芽“绿狗”系列作品之一

为了外滩三号项目,我们被要求搬到上海。而就在这时,“非典”来了。本来计划在这里待6周,最后变成了4个月,于是我们留在了上海,用10个月完成了外滩三号。

 

 

立业

上海

 

外滩三号项目之后,我们辞职并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最初只有6个人。

 

创立之初的如恩设计研究室

当时的我们是有一些不安的。因为那时的上海仿佛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拆”字无处不在。但在这些消极的因素中,也蕴含着正向的能量——于我而言,上海是一个类似社群的有归属感的城市,一个能让人真正汇集起来的地方。由此,我也意识到了城市化的变化过程。

 

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以及Nadav Kander的重庆摄影作品,都展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化,让人产生对城市休闲的新认知——你认为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公园里放松的场景,却可能正处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记忆”“失去”“痛苦”等问题的重要性,Louise Bourgeois、Mona Hatoum的艺术作品都展示了“流离失所”这一意象,对于重复、层叠、类型学的研究变得重要起来。

 

上图:上海城市照片;下左图:《二十四城记》剧照;下右图:Nadav Kander摄影作品

在如恩成立之初,我们是没有实践项目的。这其实并不明智。在初创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设计制作了一些小物件和出版物。2007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名为《视觉暂留-建筑师绘话上海》的书,采访了50位在中国实践的建筑师,无论出名与否、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都被列入了我们的采访与记录对象。

 

 

也是那时,我们读到了哈佛大学教授Svetlana Boym的《怀旧的未来》(Future of Nostalgia),其中谈到一种“反思型怀旧”。她认为:如果并不是以一种保守的脉络,而是在一种反思的态度里怀旧,这角度或许会提示出一种可能的未来——反思型怀旧并不强调“家”,而是强调归途这一过程。之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材料,自此我们对于设计项目的现状更为在意,也更加敏感。

 

郭锡恩的项目手稿

同一时期,国内已有诸多优秀建筑师崭露头角,其中之一就是今晚与我一同带来演讲的董功。此外还有莱斯大学的李虎、普林斯顿大学的黄文菁、耶鲁大学的马岩松和华黎、哈佛大学的张轲等,都回到中国进行实践。而在这批来自中国北部的建筑师之外,王澍、袁烽、柳亦春等活跃在南方。这里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但已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建筑实践的广度与丰富性。那时,室内、产品、平面设计实践或许不算很多,但对于建筑设计,中国的确是一块充满活力的土地。

 

这种活力也并不仅限于中国。放眼东南亚、南亚,你会看到曼谷工作室、武重义、Marina Tabassum、孟买工作室、新加坡的WOHA等团队的尝试,而我相信我的挚友Andra Matin,也是一位值得更多全球关注的建筑师。

 

上图:树屋,设计:武重义建筑事务所  ©Hiroyuki Oki;下图:Bait Ur Rouf清真寺,设计:Marina Tabassum建筑事务所  ©RAJESH VORA

我也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玻璃之家与E1027时的情景,它们体现了整体设计(total design)的思想。于是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当时往往多为室内设计):为什么不创立一个平台,将世界上最好的家具都汇聚到中国、进行呈现呢?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把中国最好的设计呈现给世界。

 

于是我们开设了“设计共和”,一个家具店;也创建了一个论坛,“设计庆典”,请来全球的各专业设计师进行演讲与分享,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最近这几年,我们回到美国在耶鲁等高校任教。在哈佛,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课程工作室,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与过去的师长和同行们建立联系。在毕业27年之后,去年3月我重新见到了导师莫内欧,他非常友好地告诉我们,愿意为我们今年夏天将要出版的第二本作品集作序。

 

最后,我想用荣格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它与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有着关联:据我们所能知,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纯粹的自在之黑暗中点燃光明之焰。

 

团队在No.31楼前(二楼是设计共和的办公室,三、四楼为如恩设计的办公室)

 

———

Q&A

 

董功  我一直对如恩的实践感到好奇。你们有着鲜明的国际化背景,而现在定居上海进行实践。你如何在二者之间寻得平衡?或者说,你将自己看作中国建筑师,还是国际建筑师?

 

郭锡恩  我生于菲律宾,在那里的中国学校接受教育,但从未感到那是我的家。后来求学于美国,我努力适应,打篮球,尽可能熟练地讲英语,但也从不会被视作美国人。而当我决定回国、在上海开设自己的事务所,我的祖母知道后非常欣慰,她对我说:“现在我没有牵挂了,你回家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对我来说,那是极特殊的一个时刻,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人们因为我原本的身份而接纳我的国家。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可以非常自然地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对于我这样出生在他乡的中国人而言,总有一个想要“回家”的梦。这是我一直面对的一种挣扎。

 

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出生地或教育背景,我和Rossana可能不会被视作“中国的建筑师”,这时我就会安慰她说,做出好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扎哈说的“身份情结”(identity complex),“你是伊拉克建筑师吗?”“你是英国建筑师吗?”,“算了吧,就让我做自己,并做到最好”。

 

现在我明确地知道一件事:我已经到家了。在三十多年的漂泊之后,我回家了,这是最好的感觉。我的孩子们在这里成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近年当人们再邀请我们回到国际,实际上我们对海外的情况也不是完全了解,面对新项目和情况也需要重新学习。

 

 

Fermin Tribaldos  我们从很多采访中得知,你与Rossana非常不同。你们之间的合作是怎样的?

 

郭锡恩  Rossana是一个非常智慧、非常有逻辑的人。她会在开口之前先思考,不发脾气,冷静而极有条理地管理着团队。相比之下,我会更情绪化。在办公室我常面带微笑,大多数员工看到的是这一面,而她很严肃认真;但如果你待的够久,会发现我才是比较疯狂的那一个(笑)。

 

我们很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处。我们都认为建筑的空间和构造非常重要。她喜欢写作,我喜欢画画;她喜欢音乐,我喜欢篮球;我们都喜欢吃,都喜欢艺术。我擅长概念设计,她擅长扩初设计,而在施工阶段我会重新介入。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Rossana身上有我想要学习的东西:耐心和韧性。我在事情不能按我的想法进行的时候可能会非常沮丧、停止推进;而她会留下来,把事情完成。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她能以一种现实的方式践行它,而我有时有些不切实际。 

 

 

Fermin Tribaldos  你在自己建筑实践中最开始的几年里,学到了什么?有哪些经验或教训?

 

郭锡恩  我认为,当下的年轻建筑师,不应对某些类型的项目怀有成见。建筑师可能都希望直接做博物馆、学校、文化中心,但当下的中国情况未必允许,可能需要从俱乐部一类的建筑开始。但你知道,密斯从德国移民美国之初,他接到的委托是办公大楼(西格拉姆大厦)和私宅(范斯沃斯住宅),这些“为富裕阶层而设计”的某种程度上有悖于密斯之建筑理想的类型。但他选择将这些项目做到极致,并因此改变了人们对这种建筑类型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年轻一代可以重新审视自己面前的项目类型和机会。你被要求做的或许不是“文化建筑”,但是否可以让自己成为KTV项目中的“密斯”呢?去打破建筑类型的边界吧,不要一直等待“完美项目”的降临。 

 

 

Fermin Tribaldos  对于正努力争取着项目机会的年轻事务所,你有什么建议吗?

 

郭锡恩  忠于自己(Be true to yourself)。建筑是一个需要真正的热情的行业,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如果你想赚钱,股票或房地产可能更合适些。

 

从事建筑需要信仰,需要能支撑你度过困难的热情。忠于自己,不要试图成为别人。不要总盯着所谓“趋势”,模仿当下流行的风格;忠于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忠于你的信念。

 

 

Fermin Tribaldos  作为建筑师,你认为我们能从目前中国的实践中学到什么?

 

郭锡恩  今日中国的建筑实践让我回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设计再一次得与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相结合,形成真正的跨学科交融。我认识董功个人仅仅四年,但对他和张轲、华黎等建筑师的作品的关注已有十余年了,他们的建筑和室内空间都有着人性的关怀,我可以感受到其间的某种联系。

 

我认为今日的中国设计中确实蕴藏着一种“文艺复兴”式的能量,希望我们可以借此创造出积极的影响,而不是被贪婪驱使。对于你不能做的工作,就不要做;我们身边有大量非常出色的设计师,包括许多优秀的新生力量。

 

 

Fermin Tribaldos  作为某种程度上已“功成名就”的建筑师,你如何定义“成功”?

 

郭锡恩  我认同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表述:“我们不求永恒,只是希望行动和事物不要失去意义与目的。”我认为成功就是寻得生活中具有意义的事,怀有一颗回报社会之心,不焦虑,平和欢乐,这是真正的满足。 

 

 

活动主办:Architects, not Architecture

活动支持:Mosa、JUNG

 

 

编辑 / 崔婧、李博超

审核 / 原源

视觉 / 李茜雅、崔婧   校对 / 崔婧

 


 

本文由有方编译,部分图片由主办方或主讲嘉宾提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有方编辑版本转载。若有涉及任何版权问题,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妥善处理。邮箱info@archipos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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