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及福田高铁站，迎来了第八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的揭幕。主展场聚集有24个国家及地区、280多位参展人的140余件作品，每一件，都是对于“城市交互”这一宏大主题的一份答卷。

当开幕后最初的一波时效热潮散去，我们希望借助对谈等资料“重返现场”，接近展品背后的思考。本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专访，关于其参展作品《泛维城市》背后隐藏的“算法时代”城市设计守则，以及“个体即主体”条件下城市设计研究的新方法。

《泛维城市》Pan-dimensional city

参展人/机构名称：王建国，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

团队成员：王建国、杨俊宴、徐小东、王晓俊、陈宇、高源、朱渊、蔡凯臻、徐宁、蒋楠、张愚、沈旸、李京津、史宜、姚昕悦

在“两馆”主展场的“城市炼金师”版块，王建国以装置《泛维城市》参展。装置底部的深色城市模型象征着实体城市，其上叠加有若干透明玻璃层，象征数字虚拟城市这一“比特空间”。二者互为镜像，上下对峙，提示出未来城市更丰富的维度。

装置的倾斜角度增加了形体关系的不稳定感，暗示着数字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虚拟城市的飞速演进为城市设计学科带来了革命性动力，或许，也将引致翻转性的未来。

在开幕学术研讨会的演讲中王建国表示，城市设计学科的最新发展是“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我们对城市空间成因的研判能力。而《泛维城市》希望呈现的，即是“算法时代”中空间形态建构的新途径。

“当个体通过微信、微博、抖音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对城市的感受，今日的社会已日益是一个全新的个体释放之所，而城市设计也必须面对个体存在的具体价值。同时，数字化手段极大提高了城市设计的有用性，无限地趋近最优解，是我们可能实现的目标。”

有方  为何决定参展2019“深双”？近年对城市/建筑类展览的介入多吗？

王建国  我参加展览其实不太多，但是一直在关注。我始终觉得，展览有助于让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先锋思考，与社会及更多的公众产生碰撞。在这个交互过程中，看看能否产生普遍能认同的一些东西，从而形成对未来的城市、城乡发展的方向性引导。我觉得这可能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最大意义。

我来深圳参观过两次“深双”，分别是张永和、李翔宁策展的两次。今年参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对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研究、对城市未来发展及人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是我这几年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今年先是参加了位于深圳坪山，由张宇星、野城、韩晶策展的“未知城市”建筑装置影像展。那次没有太多经验，就是按照普通的展板来做；后来感觉里面理性的东西似乎多了一些，对公众来讲，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表达的方式。其他艺术家、建筑师做的装置类展品，可能感觉上更好一点。

所以到了这次“深双”，就有一点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吸取了“教训”（笑）。于是想把我这些年对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把我的一些想象，用合适的空间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泛维城市》，当然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成果。参展过程中的困难除了资金之外，还包括物理层面重力的结构，用什么方式支撑，以及倾斜的角度等等。将装置倾斜的原因，是为了让观众能更好地看到底层城市模型的逻辑，它跟上面的玻璃层之间是有互动的，会比水平状态更为直观。

有方  在开幕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中您提到“数字化时代的城市设计”，目前您团队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的？是否依然有数据、田野调查、专家系统之间的叠合？

王建国  叠合是必须的。数字时代工作方法的大框架，与过去的方式有着延续性；但在今日检视过去的方法，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此前的一些缺点。

第一，当我们面对大尺度的城市空间对象，人的认知、判别能力是捉襟见肘的，很难获得一个整体的认知。在一个很大的城市空间里，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微小的微粒，判断复杂系统时也难免心虚。而今天的多元数据能够增强人们认知城市的能力，认知的边界、层面、维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对于环境的认知，可能是长宽高的物理空间，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你还能看到人们在时间中的空间选择，能看到转瞬即逝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里面有很多数据，在过去无法获得。

比如，我们在做芜湖总体城市设计时，就把过去30天中每天24小时的人流波动，通过手机行为数据的连续跟踪进行判断。将这一流动与实际物理空间对应来看，就有可能找到城市的问题所在。有些地方可能去的人非常多，很热闹，但那里的空间载体、环境都比较差；另外有些地方看上去可能很堂皇，但根本就没什么人真正前往。由此我们可以思考，这种错位是因何产生。这就将是指导我们下一轮空间优化方式的重要依据。

通过掌握人流在城市空间中分布的特征和规律，去更好地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网络，只是多元数据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用POI数据去了解业态分布，就像打开高德地图去搜周边的加油站、咖啡厅都分别在哪儿。当我们将以上种种数据联系起来，就能产生很多的关联性想象；然后再加上田野调查，就有可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一个城市的内在特征。

但同时我想强调一点：无论我们怎么去跟踪，也不可能精确到完美的程度。城市这个对象太过复杂，但对于这个复杂数据系统的认知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愈发精确、愈发趋近真实的过程很重要，我们不必一步求得“最终解”——事实上，城市是不存在唯一解的，城市设计也是这样。

有方  对于大数据的分析，是您团队中内部就会有学者进行收集处理，还是需要跟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合作？

王建国 数据是要购买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大尺度城市设计时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本。在与政府合作的时候，也可能看看他们能否去联系三大运营商，协助提供数据。

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一种就是我们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给运营商一定费用，由他们进行处理。此外，我们的团队有高校的优势，在计算机学院、通讯学院、水生态领域等，都有常年合作的教授。今日的城市设计，已不再是过去以建筑学院教师为主的团队就能完成的——今天需要的一定是跨学科的组合，需要囊括产业、交通等专业的知识。

有方  在演讲中您提及，随着数字技术的赋能，个体将愈发重要，“未来的城市设计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个体即主体’”。那么在专家的决策和研究过程中，怎样将公众的意见真正吸收进来？哪些手段是高效可靠的？

王建国  过去邀请公众参与的方法多是问卷、访谈，但这类工作的样本总是很有限的，且面对着时间、空间、费用成本等很多限制。但我们今天用的大数据手段，其实往往是公众能“自动”提供的，比如对于手机移动轨迹的记录，比如人们在美图秀秀、微博、抖音、Flicker等平台上传的内容。

如果我们用大数据的方式去爬取这样一些信息，比如在深圳范围内集取40万、50万甚至100万张照片，然后看其中涉及频率最高的地方是在哪里，不也能体现出公众集中关注的趋势吗？我们在做广州城市设计时就是这样，通过机器学习识别了40万张照片，然后发现现在广州最受欢迎的地方是珠江新城，它已超过老城，成为了新的“打卡”、流量中心。这种对于城市中人流分布、波动的了解和精准掌握，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今天却可以被高效转化为设计依据，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城市设计中“个体即主体”的挑战。

今日，每个人都有更大的自由，在社交媒体等渠道表达自己对城市生活及发展中很多问题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往往都是个性化、因人而异的。当我们把这些意见全部汇总分析，其中大概率趋近的焦点就可以在下一轮城市改造中被首先关注。比如我们在做南京老城城市设计的时候，为调研老百姓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认知，就去查百度热度，发现有“南京明故宫”，“南京夫子庙”等热点。把这些热点相连，就能形成一个认知画像。在过去，这些点往往很难找到，更依赖于领导、专家的小范围判断；而现在的整个规划编制，包括决策的过程，就发生了变化。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做出来的城市设计，在跟政府汇报、与专家交流的时候，几乎都能非常顺利地形成共识，或者说很容易通过。因为这种方法有其科学基础，跟过去完全通过感性判断、停留于“美或不美”的讨论不同。未来，当数字化揭示的层面越多、维度越丰富，对城市这一复杂数据系统的认知，就可能愈趋真实。

有方  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有一个基本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里的“为”与“不为”分别指的是什么？在数字化时代，二者有没有什么改变？

王建国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的一种工作方式，可能也是在高校做科学研究的团队比较强调的一点。“有所不为”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补全所有的短板——在当下，彰显长板更为重要。所谓的“网红打卡”也好，“引爆点”也好，都是强调并放大事物某一个方面的属性，但不会在其他位置平均用力，这反而能形成事物的特点。

一个工作室的能力和人员都是有限的，我们的专业视野也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做我们能胜任、顶天立地跳一跳就能做到的事情。此外，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不断挑战自己。我也经常跟同学强调，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一定要考虑“过往不恋”的意思，一定要追问新的突破在哪里，追问一个事情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团队有一个坚持，即把每个项目都当作一次新的挑战，都希望跟以往做的有所不同，在某一个方面能有所推进。

项目尝试取得以下成果：第一，基于经典城市设计特色风貌研究理论方法和大尺度城市设计土地属性科学建模评价的数字化平台有机结合，初步实现整合和统一各种相关法规、条例和已批规划设计成果的“一张图”成果；第二，考虑城市保护、修补、再生发展的动力和限制因素，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部分不确定性留下“有边界、有区位、有尺度”的调适余地，成果具有相对精准的中国历史城市的针对性；第三，复合目标、问题、政策、运维的多重导向，形成南京老城空间形态保护深化图则。

西湖是中国传统山水园林中，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案例。项目即是在西湖酝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背景下，针对其景观提升展开的研究。

规划设计首先对西湖形成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进行了梳理，进而廓清了西湖景观的价值和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规划设计成功创制并实践了基于GPS和GIS技术研究西湖随机视点分布规律的方法，同时还引入了“空气能见度”与景观观赏关系的研究，为西湖景观环境的提升和整治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规划设计以“疏解老城、城湖交融、山水入城”为理念，综合运用基于城市设计的大尺度空间形态控制理论、景观视觉评价理论和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理论，分析了城市未来的高度形态分布，寻求西湖东岸城市景观控制的不同途径，提出“二核四辅”的高层分布、“山水绿脉”的景观轴线、“赏游合一”的观景游线和“秀隐谐巧”的建筑风貌四方面的综合景观提升策略。

规划设计范围为京杭运河杭州段（以下简称运河），南起江干区三堡船闸，北至杭州市界，包括京杭运河及其中线、东线河道，全长约54公里，所涉及用地面积约90平方公里。规划以“河、城、人”三要素及相互关系入手，构建了“河系千年、城纳百工、人观万象”三大研究系统，采取九大技术方法系统探讨了运河的历史特征、城河互动及市民游览行为的关系。最终，营造出顺应于后申遗时代需求的城市特色历史人文景观带，化解当下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历史、空间等层面的具体问题，激发并活化“河、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牛首山景区是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文化项目，以长期安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为主题。本项目是牛首山东麓入口处的标志性建筑，是景区接待量最大的游客中心。

建筑设计根据场地地形标高的变化，采用了两组在平面上和体型上连续摺叠的建筑体量布局，高低错落、虚实相间，围合出的公共空间从城市道路延伸至景区内部。起伏的屋面和深灰色钛锌板的使用，是对山形的呼应和江南灵秀婉约建筑气质的演绎，也隐含了“牛首烟岚”的意境。设计在审美意象上考虑了佛祖舍利和牛首山佛教发展的年代属性，总体抽象撷取简约唐风，并在游客的路线设计上融入禅宗文化要素，回应了社会各界和公众心目中所预期的集体记忆。

第十届江苏省园博会选址于扬州枣林湾，主展馆坐落于博览园入口展示区，是园区内主要的地标建筑和展览建筑。

主展馆汲取扬州当地山水建筑和园林特色的文化意象，以“别开林壑”之势表现扬州园林大开大合的格局之美——南入口以高耸的凤凰阁展厅开门见山，与科技展厅相连的桥屋下设溪流叠石，并延续至北侧汇成水面，形成内外山水相贯之景。凤凰阁与园冶园的“琼台停云”、东北处的铜山成为场地相依相望的三处高点，形成呼应。

主展厅建筑部分采用现代木结构技术。主要木构件均由工厂加工生产、现场装配建造，不仅是一种绿色建造，符合节能环保要求，而且还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解决了工期紧张的问题，对绿色设计和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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